塑造了海洋文化特质

海洋文化，通常定义为人类利用、征服海洋，把海洋视为自己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一种文化方式。从器物的角度来看，海洋文化的核心是造船能力和航海能力，倘若以此为标准，宁波古代对于海洋文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宁波人濒海而居，对于海洋的认识，既有向往，同时也带有一丝敬畏。据史料记载，从秦汉开始，宁波人便开始尝试开发和利用海洋，海外航行也是从秦汉开始。到了唐代，随着浙江经济发展日趋繁荣，宁波地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海上贸易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中日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宁波商人驾驶自己制造的大船，从明州（望海镇）出发，历经三四个昼夜横渡东海，到日本的值嘉岛那留浦，再进入博多津；返回时由日本太宰府鸿胪馆起程至值嘉岛，历经四昼夜横渡东海，抵达明州（丹石岙）港。由于当时没有指南针，听凭大洋环流和季风带到目的地，在与海洋恶劣环境的生死搏斗中，宁波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航海家、造船家，其代表人物李邻德、张支信等人，其事迹记载于宁波的史籍中。^[21]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是祖先给宁波的海洋文化写下的光辉一页。在宋代，宁波工匠奉宋徽宗旨意，建造了两艘“神舟”，从镇海起航出使高丽，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称，“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大墙高十丈、头墙高八丈”，“可载二千斛粟”。在海上航行时，“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首，屈服蛟螭”；到达高丽后,高丽人民“倾城耸观”，“欢呼嘉叹”。^[22]书中还明确提到，“神舟”航行时使用了指南针，这是世界上用指南针航海的最早记录之一，比1180年英国的奈开姆记载要早数十年。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当时明州共有民船7619条，由此可推算，靠海洋生存的人数以万计。由此可见，当时宁波人的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足以傲视寰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海洋文化走向世界。到了元代，宁波与广州、泉州一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另外，明清时期抗击海外列强的斗争又给宁波的海洋文化添上可歌可泣的一笔，现有经历平倭、抗英、抗法等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镇海口海防遗址。不仅在陈列馆内有许多珍贵的文物，还有朱贵祠等一大批遗址，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骄傲。传统的宁波海洋文化，也正是宁波城市文化最具个性和特色的东西。从此之后，宁波人开始尝试探索海洋中的未知世界，对于陆续出现的现象、事物也由最初的敬畏转变为不拒绝、不排斥，宽容地辨别、分析、比较，用一种平实的眼光去打量。

不过，依笔者看来，利用和征服海洋的能力是海洋文化的外在特征，而海洋文化的核心却是人类在利用、征服海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黑格尔曾断言，海洋文化是西欧区别于东方诸国的文化特质，显然，黑格尔把“冒险、进取”等在海洋中搏击大自然的精神品格看作是海洋文化的精髓，并认为这是西方专利或西方文明的标志。毫无疑问，这一结论是偏颇的，这是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俯视东方文明的表现。其实，至少在宁波人的身上，海洋文化的特质鲜明而突出，他们在征服海洋和以海洋谋生的过程中，海洋也在熏陶他们，最终凝结出了一种海洋文化的气质。

首先，黑格尔的错误结论是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经济、与海洋无关的误解。他在《历史哲学》中声称东方人和海没有发生积极关系，这种说法甚至在中国现代思想家的心里也有类似看法，例如费孝通提出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23]的论断影响深远，中国的思想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农业文明孕育了中国人浓厚的乡土观念，安土重迁，不敢轻易离乡，更不轻易漂洋过海。但事实是，中国的幅员辽阔，区域的个性相当复杂，就沿海的宁波而言，人们早就形成了四海为家、落地生根的习惯。宁波人不依恋于乡土的一草一木，也不满足于一时一地的成就，总是乐呵呵地背井离乡，成群结队、前赴后继。只要有利可图，不管天南地北，随处可见宁波人经商的足迹，这也是民谚“无宁不成市”的由来。

其次，海洋文化的特质是敢于怀疑、敢于弄潮和敢于冒险。长期在惊涛骇浪中搏击奋斗的宁波帮，早就铸就了敢于天下先的“弄潮”精神。宁波人的典型代表宁波帮不仅锐意改革，超越传统，而且敢为人先，敢于开拓，敢于冒险，其在经商活动中经常领风气之先，其冒险、进取的海洋文化品格不输于西方人。宁波人具有如此开放的思想观念，与“心学”依托书院在宁波地区的广泛传播是分不开的。“心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思想观念的先导性，强调“心外无理”“万物唯我”，对当时宁波的社会心理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于是乎形成了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以研究经学为生的人被称为经师。经师们专注于经典的一字一句的注释，搞所谓章句之学。经学逐渐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一言以蔽之，经学的弊端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拘泥、僵化、教条。宋明理学把这种弊端放大到了极点。一两千年前的经典，后人奉为不可更改的至理名言，供上神坛，顶礼膜拜，不敢批判，不敢怀疑，思想界死水一潭。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这种状况是不满意的。首先出来打破僵化沉闷空气的是陈献章，他强调怀疑精神，提倡“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意思是，有了怀疑精神，敢于怀疑圣贤，敢于怀疑经典，才会有觉悟，才会有进步。王阳明继承并发扬陈献章的怀疑精神，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笔者认为，王阳明对社会思想变革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解放思想，打破禁锢，敢于怀疑，敢于弄潮。王阳明在解放思想方面有两点特别值得细细琢磨，一是“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24]。二是“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25]这两段话，气魄宏伟而又逻辑严密，极具震撼力与说服力。在王阳明的前辈或同辈之人中，难以看到如此锋芒犀利的言辞、如此深刻大胆的思想。其可贵之处在于，敢于向孔子、朱子大声说“不”，敢于怀疑，敢于革新，敢于解放思想。

再次，海洋文化还应该包括敢于言商，守信如潮。汪洋大海，尽管变幻莫测，凶险异常，然而潮起潮落，恒久不变，为弄潮人提供准确的信息和便利，于是有了“守信如潮”的海洋文化。宁波商家总结出不少诚信经商的谚语、警句，如“宁可做蚀，弗可做绝”，“信誉招千金”，“浇树浇根，交人交心”。这三句话，涉及现代人所谓的双赢、品牌、诚信基本原则。正是由于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勤勉踏实、海洋捕捞跟狂风恶浪搏斗的勇敢与冒险、商业经营中养成的精明与胆量，三者相互融合，形成了宁波人特有的文化心态。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浙东经史学派提出“经世致用”等观点，倡导务实、求实、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无疑是宁波海洋文化“敢于言商，守信如潮”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