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观念与科学技术

文明的创生发展的条件以及局限是多方面的，有环境、历史等外在因素，也有思想上的内在因素。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体系的建立、发展趋向以及特点，与中国先人的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关联。具体而言，天人合一的整体有机自然观、关联式的思考法则、实用理性这些观念对中国科技思想的特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一、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主张自然与人事是相互关联对应的，甚至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或者说，大道无所不容，天道和人道都是大道之整体中的部分，天人不二，万事万物都一体而同根。一方面，万物各自独立创造，功能自主，具有“独立性”;另一方面，万物之间(人本身也是万物之中之一物)又息息相关、水乳交融，具有“关联性”。在自然整体中万物相生相克，在相互的关联中获得各自的地位并具有某种内在性质，任何人或者物都应当在这种关联中适应其他事物，如此就能够造成和谐。万物的存在都需要依赖于整个自然有机体而成为它的构成部分，万物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并非由于机械性的刺激或机械原因，而是出于一种共鸣。但是，尽管万物紧密结合，各自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可以相互影响，只有同类事物才能彼此相互影响。所谓同类，其确切含义是有相同点，例如人与人固然是同类，人与蜈蚣在同为动物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头与脚在同为身体的部分上是相同的，两朵花与两支笔在“二”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如此等等。万物依其类同的程度而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深浅度相互感应。

中国先贤认为万物的流变不是受固定的法则支配，而是万物在共同的活动中相互适应，同时，和谐乃是“自然而有机”的世界的基本原理。先贤把宇宙视为一个充满着和谐意志的有局部有整体的结构，宇宙是严整有序的，在其中万物“间不容发”地相互应和着，但这种有机宇宙并不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造物者，也不是无数不可分的原子的相互撞击。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宇宙内的每一分子都顺应自己本性的内在趋向，在全体的循环中欣然施行自己的功能;宇宙严整秩序来自万物的相互关联或者说责任依赖，而非源于某种立法者、权威或者创造者。与这种“关联秩序”观念相应，中国先贤并不主张事物间的单向因果决定关系，而是认为，自然整体中的分子虽然有时这个占优势，有时那个占优势，但各分子都以自由的精神相互交通，各尽其资财，谁也不比谁的价值高，谁也不比谁的价值低，也就是说，“物各有其性，苟足于其性，则无大无小”。

这种天人合一、整体有机的自然观，对中国传统科技——例如炼丹术、中医药学以及天文历法等，有着多方面的影响[1]。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理论，就直接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阴阳是一双相互对待、相反相成的概念，阴消阳长，阴长阳消，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则返阳，阳极则返阴。阴阳并不是两个实质元素，而是万物本身可能呈现的两种状态，阴阳消长是一循环性的、往返性的状态变迁，这种变迁是自然而然的，亦即万物对待下的自然适应，整体关联下的秩序呈现，也就是说，阴阳消长即是整体有机的构架。至于五行观念，金木水火土也不是构成万物的元素，而是借它们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说明万物相互滋生、相互制约的状态。这种五元系统的相生相克循环方式一旦建立起来，事物就不能随便作为其他事物的原因了，而正常的生克还是万物和谐的正常现象，即使正常的生克关系背反了，也还是要靠生克关系来恢复原先的和谐与平衡，中医中肌体平衡的治疗原则便是如此。而既然阴阳五行是这样一套系统，中国古人喜欢用它来描述、解释自然万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关联思考

关联式的思考，或称联想式的思考，是一种直觉的联想思维方式，也就是一般所言的类比推论。这种思维模式与欧洲科学所特有的从属式思想方式不同，后者偏重于事物概念之间蕴含着的因果关系。在关联式的思考中，概念与概念之间并不相互隶属或蕴涵，而只是在一个关联系统中平等并置;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是由于某种机械原因的作用，而是一种感应，在这种思想观念中与其说万物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还不如说是相互关联。换言之，这种平等并置、感应关联的观念也可以说就是类比推论，即依据两事物之间的类似性，从这个事物推知那个事物的论证，由特殊推出特殊，既非概念的演绎，也不是语法的转换。《墨子·小取》把这种类比推论分为三类: 辟、侔和援。辟，就是譬喻，运用事物与事物之间性质或关系上的类似性做喻。侔，是以命题间形式上的类似性来进行推论，其基础是语法形式或逻辑形式的类似，借此进行类比。例如“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就是根据命题与命题在形式上的类似而进行的推论。第三种类比推论方式，援，是在辩论中以对方的理由为理由，对方的论式为论式进行辩论。类比论证是一种具体的、实质的论证，运用的是事物间或命题间的类似性，运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结论只有概然性而没有必然性，而且，推论并不能保证其结论的正确性，相反，即使结论正确，也并不能因此保证推论本身是否正确。

同样，按照五行观念而进行的推论也是如此。五行观念讲的是金木水火土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从五行观念中历代思想家逐渐推出五方(东、南、中、西、北)、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味(酸、苦、甘、辛、咸)等等，而且按照类比的原则，认为在五色、五味等等的五种要素之间也存在着类似于金木水火土之间的关联。这样的推衍所得出的结论，虽然偶尔可能符合人的日常经验，但总体上不能不让人有牵强附会的感觉。

事实上，关联式的思考方式，与天地万物的有机关联自然观是相应而生的。在万物密切关联之中，有时思考究难免主客不分了，甚至即使意识到客体的存在，也要强调万殊为一、物我一体、主客不二，这种强调关联性，可以说也是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下的自然反应。天人合一，一方面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另一方面则注重在整体中的分析，强调个体在整体关联网中的关系位置。因此之故，阴阳五行观念也注重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不注重诸要素本身的稳固性。

▶三、实用理性

中国古代科学的性质，正如李约瑟指出的，“不是近代科学，也不是理论科学，而是经验科学。”[2]它是“尚未与技术分化的一种知识形态，即技术包含知识，知识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其特点是“特别注重于生产实践和直接经验，注重于工艺过程、工艺方法和实际操作的效益”，它实质上是一种实用科学[3]。

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大多是在实践经验中获得，在实际的运用中发展的，缺乏理论的论证。如天文学的主旨在于历法，数学以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为依归，至于物理的、化学的知识则更是直接与现实生产相关联，甚至没有发展出专门的学科知识体系。古代中国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创造出极为灿烂的物质文明，例如精妙的瓷器、优美的丝绸、辉煌的建筑等等，但是这些知识都是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经过反复的试验而总结出来的实用性的经验知识，它可以告诉我们在各种特定的具体环境如何去处理自然材料，以获得具有能满足我们需要的、某种特定性能的工艺品，至于对自然材料的特定处理为什么会导致它产生变化的原因，中国先贤总体上没有显示出好奇心。或者说，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传统中的中国先人的兴趣主要是聚焦在希望获得的生活用品之上，而对于事物之间之所以能够进行转化的原因或奥秘，以及转化的条件，则缺乏必要的关注。至于古希腊思想家所追求的“为思想而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而言则更为陌生。

中国科技的重经验实用在先秦的自然思想中就已经有其端倪。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讲求知识的实用效果，而不主张寻求科学的逻辑，不做纯粹理论上的探讨[4]。在为自己的目的与行动作辩护时，他们往往诉诸先人所流传下来的经验，诉诸日常的感官体验，诉诸实际的效用，秦汉以降，对知识的这种实用态度始终牢固地支配着中国人。我们有悠久的经验传统，相形之下，理论建构的传统则非常薄弱。

▶四、社会环境

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了与思想文化因素息息相关之外，还与一定的客观社会条件有关。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适当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社会和经济结构等外部因素作为背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状况密切相关。

在中国先秦时期，据《周礼·考工记》的记载，简便的工具人人都会，而繁杂的技术则由专人，即工官来掌管。其时即已经形成工官制度，政府严格地监督技术的使用和发明。当时的社会政治不鼓励技术创新，而崇尚古人之遗技，因此工官只能以旧式为标准，新奇的技术往往被视为会破坏社会秩序，制作者甚至会后杀头的危险。工官制度显然不利于技术的进步。

至春秋战国时，由于旧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原先各诸侯国所设立的技术机构随着诸侯国的灭亡而被废，其所属的技术人员也随之流落他方。工官制度遭到破坏的同时，是科学技术知识向民间的普及。此外，由于社会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民间社会的活力被激发出来，在技术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发明创造。

自秦汉以后中国进入大一统的帝国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为了农业生产，政府每年颁发适合农事节气的历书。各朝政府职官中经常有太史令及其属员，掌管天文观测、预推朔望和二十四节气的日期时刻，并随时修订符合天时的历法。其他公共事务，如河道、灌溉、交通等土木工程，大型手工业如冶炼、军事器具等工场，都实行国家管制的政策。无论是天文职官，还是从事工程建设和手工业生产的技术人员，都必须熟悉数学方法和计算技能。他们在工作中发现了新的数学概念和数学理论，丰富了数学的内容，推进了数学的发展。而在度量衡的统一中，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具有非常明显的正面作用。

[1] 参考刘岱总主编:《格物与成器》，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08—516页。

[2] 潘吉星主编: 《李约瑟文集》，第90页。

[3] 陈昌署、远德玉主编: 《自然科学发展简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1页。

[4] 刘岱总主编: 《格物与成器》，第5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