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术分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位问题

摘　要：受西方文化影响，以注重通、博的中国传统“四部之学”，在形式上完成了向近代分科性质的“七科之学”的转变，创立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门类。在这种学科分类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变成“国学”，再由“国学”到“经学、子学和史学”，再到哲学、文学、史学等各种学科分类，这一过程，代表了在西方学科分类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和定位变迁过程。但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国传统文化一再被“肢解”和“重构”，而且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德性的学问”不复存在。这一问题，有重新审视和反思的必要。

现代中国学科种类繁多，各学科之间界限明显。但学科分类思想，实源于西方，学科分类的实践，其实也不过是近一百余年的事情。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以“四部”为框架的知识系统被西方的以“学科”为主要分类标准的分科设学、分科立学的分类标准和原则所代替。以注重通、博的中国传统“四部之学”，在形式上最后完成了向近代分科性质的“七科之学”的转变，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门类相继创立。尽管学科门类内涵准确、外延清楚，但面对西方学科分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处境尴尬，很难找到准确的位置。重新审视西方学科分类思想进入中国并落地生根的历史过程，对于我们思考和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学术分类中的定位问题，或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

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分科之观念。虽古代典籍有经、史、子、集之分，但这更多的是图书分类，而不是学术分科。春秋时有“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之说，清儒也有义理、考据、辞章的分别，但均“非谓类别学术”，只是认定这些内容“为典要也”。^[1]在中国历史上，历代为了培养人才的需要，也曾断断续续出现过诸如律学、医学、武学、阴阳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专门学校，但此种学校只是针对一种技术或技能进行教育和培训，而也不是学科分类思想。

近代学科分类思想，实源于西方。最早的学科分类尝试，是在晚清戊戌变法前后。从戊戌维新前开始的“整顿书院”到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各级政府和书院、学堂关于中国学术的分科，先后出现过经学、史学、掌故学（略近于今日的现代史或当代史）、舆地（地理）学、诸子学、理学、时务、治法学（政治学）、词章学、文学、格致诸学、算学等多种门类。1896年，翰林院侍讲秦绶章提出，整顿书院首先是“定课程”，共“分类为六”，包括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算学、译学。经学、史学仍为旧学，掌故、舆地、算学、译学四者中容纳了西学。秦氏提出的“六斋之学”方案，很快便由礼部议覆之后颁行各省实行。“六斋之学”成为清末各级书院所研习的主要科目。1898年，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设经济常科，正式把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并于科举考试的正科之中。这在传统的教育体系中注入了新的内容。1902年5月，管学大臣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为制定学制章程做准备。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颁布近代第一个规定学制系统的文件《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目标、性质、课程等内容。首次规定大学分科教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业、医术等7科。因该学制制定时间仓促，存在诸多不足，公布后即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因此未能付诸实施。1904年1月13日，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奏拟《奏定学堂章程》（阴历时为癸卯年，所以又称《癸卯学制》）颁布实施，除规定学制系统外，还订立了学校管理法、教授法、学校设置办法以及课程设置等内容。虽然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还特意强调学堂并非专讲西学，特别指出中学向有之“经学、史学、理学及词章之学，并不偏废”。^[2]但按新的学堂章程规定，学校教育已经和传统教育有了巨大的差异。如初等小学堂有课程8科：修身（思想品德）、读经讲经（四书五经）、中国文字（识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科学）、体操。另可酌情增加2科：图画或手工。中学堂课程分12科：修身、讲经读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会计）、图画、体操。其中读经讲经一类课程虽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思想的意味，但更多的显然是西方学科分类思想。大学文理分科，共分经、文、政法、医、格致、农、工、商八科，每科之下设学门。除设经科象征着传统教育模式的传承外，其余的基本上是依据西方大学的模式了。

1913年初，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置的学科及其门类作了原则性规定。它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取消了“经学科”，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4门，法科分为法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3门，商科分为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关税仓库学、交通学等6门；医科分为医药和药学等2门；农科分为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等4门；工科分为土木工学、机械工学、船用机关学、造船学、造兵学、电气工学、建筑工学、应用化学、火药学、采矿学、冶金学等11门。1916年12月，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采取了系列改革，废门改系。1919年，北大设立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哲学、史学、国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教育学等14个系，真正意义上建立了现代学科体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此中国传统学术从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学”，实现了向现代分科性质的“专门之学”转变。至此，中国学人认识世界的知识基础，已经决定性地脱离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学传统，转换为具有西方意义的学科分类体系及知识系统。也就是说，以“四部”为框架的知识系统被西方的以“学科”为主要分类标准的分科设学、分科立学的分类标准和原则所代替。西方的学科分类方法，终以这样的方式，首先在学校和学制中得以确立并定型。

这样，以注重通、博的中国传统“四部之学”，在形式上最后完成了向近代分科性质的“七科之学”的转变。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学术分科的日益专门化并最后定型为“七科之学”，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正是在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演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各学术门类（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文艺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相继创立。这些学术门类主要是经过两个渠道创立起来的：一是“移植之学”，即直接将西学门类移植到中国来的学术，这主要是指那些中国传统学术中缺乏或落后的学术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地、动植物学等门类，及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法学等；二是“转化之学”，即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演化而来的学术，这主要是那些中国学术传统中固有的学术门类经过“创造性转化”的学术门类，如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字学等。通过这两种方式，现代学科分类方法初步完成，现代学科系统初步完成。

实际上，与此过程同步，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或民间书院也在如何进行学术分科进行着思考与实践。冯桂芬在1861年所作的《采西学议》中，综合西学和中学，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学术分科方案。冯氏所要“采”的西学，主要指“历算之学”与“格致之理”。“历算之学”包括天文、历算等学；“格致之理”包括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舆地学等。冯氏所理解的中国学术，主要包括经学（包括小学、算学）、史学（策论）和古学（词章之学、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等。三类“中学”加上两类“西学”，便构成了新的学术分科门类。在中西学术的配置上，他提出的原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

陈虬在《治平通义》中也提出了变革学校“科目”的问题，并意识到“科目”之变法是“纲中之纲”。据此，他将中西学术分为五科：艺学科、西学科、国学科、史学科、古学科。“五科分立”的方案，是杂糅了中西学术后的综合性学术分类方案。西学科包括了当时传入的“西学”，即格致诸学及化学（光学、电学、汽学、矿学、化学），而艺学科、国学科、史学科、古学科等四科，基本上是中国学术中的“有用之学”。^[4]

郑观应在1884年所作的《考试》中，按照西方“分科立学”原则，将中西学术分为六科：文学科、政事科、言语科、格致科、艺学科、杂学科。所谓“文学科”，就是传统的“词章之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国文学科；“政事科”，就是传统的兵刑政务科，也就是后来的政法科；“言语科”，主要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实际就是后来的外语外文科；“格致科”，相当于后来的理科；“艺学科”，相当于后来的工科；“杂学科”，包括后来的农、医等学科。所以，郑氏“文学六科”，基本上是后来张百熙提出的“七科分学”方案的雏形，只是显得比较含糊，带有从传统学术分科向现代学术分科的转变过程早期不可避免的杂乱和含糊。^[5]王韬在1883年所作的《变法自强》中，按照西方“分科立学”的原则和学术分科观念，将引入的西学和传统学术门类加以融合，提出了“文学、艺学”的八科分类方案。所谓“文学”，“即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也”，主要指经学、史学、掌故之学和词章之学等“中学”四科；所谓“艺学”，“即舆图格致天算律例也”，主要指舆图之学、格致之学、天算之学和律例之学等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四科。

甲午海战以后，人们所理解的“西学”已经不仅仅是以工艺制造为主的“洋务之学”，也不仅仅是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主的“格致之学”，而是以西方社会科学为主的“西政”。也是从那时起，西方学术分科观念在中国学界传播比较迅速，并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接受。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改武科为艺科、分门立学的建议；随后，他不仅看到了西方学术“注重专门”与“分科治学”的特点，而且特别强调创设“专门之学”、研读专门之学的重要性，只有“条理至详”，才能“科学至繁”，学术发展的最高处在于“专门”，即所谓“夫学至于专门止矣”。这充分说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许多中国学人，对西方“分科立学”“分科治学”“学务专门”认识的深化。^[6] 1895年，在《味经创设时务斋章程》中，刘古愚给时务斋学生开列了一个读书目录，将所要研读的中西书籍作了初步分类。他的这个“读书分类”，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类”比较相合。时务斋的学科设置，基本上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他将学生应当研习的中西学术分为五类：道学类、史学类、经济类（经世类）、训诂类和“诸艺”类。他所谓的“诸艺”，基本上是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各门类：舆地、制造、兵学、电气、化学、医学、矿学、算学、重学等。^[7] 1897年，张元济创办通艺学堂，在“专讲泰西诸种实学”的宗旨指导下，开设了“文学门”和“艺术门”。“文学门”开设舆地志、泰西近史、名学、计学、公法学、理学、政学等9门课程；“艺术门”开设算学、几何、化学、格物学等10门课程。在“文学门”开设的课程中，“名学”，就是近代西方的逻辑学；“计学”就是近代的经济学；“公法学”，就是西方近代法学中的国际公法；“理学”，就是近代的西方哲学；“政学”，就是近代西方的政治学；“教化学”，就是近代西方的伦理学。

蔡元培在1901年撰《学堂教科论》，参照日本人井上甫水的方式，分为有形理学、无形理学和道学三大类。其中“有形理学”大致即今日的理科，而“无形理学”最主要的部分是“群学”（一级学科），下设“政事学”（二级学科），即不仅包括“政学”和“法学”，也包括“计学”（由财政学、农政学、工政学、商政学组成）和“兵学”（政学）一类。^[8]这一学科观念其实就是蔡元培1917年为北大提出“大学改制”的思想基础。

这些关于学科分类的思考和实践，虽不一定完全代表政府或官方的意志，也不一定全部为公众所接受，但犹可明显看出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传统学术思想向现代学科分类过渡的痕迹。

二

因西方学术思想的强势影响，现代学科分类思想逐渐为人所了解和熟知。但是，在以西方文化思想为背景的现代学科分类思想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学？属于什么学科门类？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的学科分类思想中究竟应该如何定位？这些问题，却一直处于讨论之中。现代学科分类思想越是成熟，这一问题就更加显得重要和紧迫。

浙江学者宋恕在1902年末为瑞安演说会拟章程，依据他所了解的日本学术分科情形而斟酌定出以哲学和社会学为总科、以乐学、礼学、时史学、方史学、原语学等30种为别科的分类体系。宋恕对中国固有学术的处理，他不同意日本大学将汉代以前的经、子纳入哲学，以为“汉前经、子中虽有可入哲学之篇章句，而宜入科学（按指分科之学）者殆居十之六七”。他对经学的处理方式是：“十三经”中的《易》《诗》入总科之社会学，《书》《春秋》经传入别科之时史学，《孝经》入别科之伦理学，《语》《孟》入别科之伦理、政治、教育诸学，“三礼”入别科之礼学，《尔雅》入别科之原语学（按《说文》也入此学）。^[9] 1905年刘师培作《周末学术总序》，“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所谓“依类”即仍依西学分类，分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今称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10]有意思的是，刘师培的分类显然来自西学，但其内在的思想显然来自“六经皆史”指导。

柳诒 徴于1923年在通常被视为“保守”的东南大学和南京高师两校的“国学研究会”组织的演讲上提出“非汉学非宋学”的口号，他主张“论学必先正名”，明言“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汉学不过“文字学耳、历史学耳”，而宋学则可“分为伦理学、心理学”。很明显，他心目中“就其学术性质”而定的“正确名词”皆以当时学校中通行的西式学术分类为依据。^[11]而与此相反的是，也是在1923年，最为趋新的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不仅在综述清代“古学”时数次使用“经学”一词，在论及“整治国故”时，也说出“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也正是胡适，以“整理国故”作为旗帜，将“国学”或“国故学”的地位提升为“学”（学科）。

但朱自清却表示：“有一个时期通行‘国学’一词，平等地包括经史子集。这只是个过渡的名词，既不能表示历史的实际，也不能表示批评的态度，现在已经不大有人用了。”^[12]如果认真考察，在很多时候，“国学”成了一种学科而单独存在，与物理学、化学等并而存之。“国学”，代表着一种相对“保守”的学术倾向，这就意味在接受了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之后，又不愿使用西方类别的名称，转而在中国传统中寻找对应的称呼。这种做法，表面看似保守，其实相当趋时：在将学术分而治之的同时，又不违背中国的学术传统。

显然，以西方严谨的学科分类思想来看，用“国学”来指称中国传统文化，似有些过于笼统，大而无当。就像用科学指代所化学、物理、生物、数学、天文、地理等，这样的类别过于庞大，只有再进行细分，才更符合现代学术分类思想。

许多学者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分类时，心中仍然有着四部的影子。以西方学术分类思想为工具，按传统文化的“四部”归类，传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不过这也只是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来考虑，如果严格从西方学术的眼光看，则正如梁启超在1902年所说，“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13]姚名达从目录学的角度说，中国古代目录的分类，“除史部性质较近专门外，经、子与集颇近丛书”，故“类名多非学术之名而为体裁之名，其不能统摄一种专科之学术也必矣”。

钱穆则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证说：“近代中国人开始和西方学术相接触，遂对中国传统中经学一部门发生了怀疑。或认为经学只是几部经书之结集，若把近代西方学术分类眼光加以分析，《诗经》应属文学，《尚书》《春秋》应属史学，《易经》应属哲学，《仪礼》是一部记载有关古代社会风俗的书，应属史学与社会学范围。把中国古代五经如是分析了，便不该再有所谓经学之独立存在。”民国时“读经”已经成为思想上甚至政治上的争论，部分新派学者主张经学不能算“学”也受这大环境的影响；但从学理上看，不少学者如钱穆所引也依据西方引进的学术分科观念进行讨论。不过他们关注的更多是此时或“此后中国学术界是否仍可有此一项经学之存在”的问题，若“就中国以往学术传统言，我们仍不能否认中国以往学术史上确有一种经学之存在”。^[14]

经学之外，近代中国人较多言及的是诸子学或子学。经和子都是从先秦起就存在的典籍，汉代尊经后研究者众多而形成系统，故经可以名学。诸子则正因尊经而甚少人专治，过去是难以名学的；研究子部的书越来越少，在四部分类中不断合并就是例证。直到清代中晚期，考证学者由经及子，逐渐有人以诸子为专门研究对象；到西学东渐后诸子学更日益兴盛。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时，其普通学课程就包括诸子学，稍后他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也如此。虽然孙家鼐对章程的修改意见之一即是他认为“诸子学”不必专立一门于大学堂讲授，只要将子书有关政治经济之学附入专门科，听人择读即可；但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的文学科中仍包括诸子学一门。

不过，清中叶以后兴起的诸子学大概指周秦诸子，最多稍及汉代初期，实与四部特别是四库全书的“子部”所包含的广博书籍大不相同。这最可证明许多学者的言论中虽曾随意地使用四部之一指代某一学术分科，其具体所指未必就是图书四部中的该部之意。钱穆是极少数真的按照四部系统讨论中国学术的，其《中国学术通义》里包括《四部概论》一章，其中“子学”一部讨论先秦诸子不足四分之一，而讨论佛学和理学的内容甚多。^[15]这比一般人更接近清四库全书的子部内容，但这样来认知“子学”的实际并不太多，一般人所言“子学”还是多指周秦（或及前汉）诸子。^[16]

还有学者也置疑以四部来分类中国学术，特别认为“集部”不能成学。目录学家杜定友说，汉代刘歆《七略》所立各略之名“犹可以望文生义，后世愈趋简陋，改为四部，至是经无定义、子不成家、史不以时、集而无物，不通甚矣”。经、史、子与所指内容都还接近，大致可以“望文生义”。尤其“集”字本义《说文》释为“群鸟在木”，引申为“聚”之义，实“无有于诗文”，其名最“可谓不正”。^[17]史家吕思勉说：“吾国旧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由来已久。而四者之中，集为后起。盖人类之学问，必有其研究之对象。书籍之以记载现象为主者，是为史。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则为经、子。固无所谓集也”。集部书内容繁杂，约近于当时“不专一学之杂志”。^[18]

值得注意的是，钱穆虽按照四部系统论中国学术，其《四部概论》里的第四部却以“文学”而非“集学”命名。他解释说：“中国集部之学，普通称之为文学。但论其内容，有些并不是文学，而与子部相近。若就文学的广义论，在中国，四部书中都有在文学上极高的作品，惟专注重文学的集部之出现，则在四部中比较最迟”。他所说的文学，却并非全是“集部”之学，而是我们所说的“狭义的文学”（即西方意义的文学）。^[19]这提示我们，钱穆所谓的四部之学其实是先有西学分科概念，然后返回“中学”里找既存分类。就像近代“中学”这一称呼本身就是先有了“西学”这一参照系然后才出现的一样，民国时期一些学者所谓的四部之学也同出一辙。

三

无论如何，整理中国的“国故”，使之成为“国学”，再由“国学”到“经学、子学和史学”，再到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代表了在西方学术分类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和定位变迁过程。

这样，王国维以前提出的学问没有中西之别终于实现，中国学术也就成为天下（世界）之公器而走入“世界”学术之林。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西化”进程结束后，“国学”或“国故学”还能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吗？如果可以，则“国学”或“国故学”便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超越了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必要条件的西学分科，且因其内容的复杂性（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养生学甚至中医学等），又违背现代学科分类中的“专门之学”思想。钱穆在北伐前后编撰的《国学概论》之《弁言》中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20]在20世纪之初，学者们选择了以西方的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分类，来代替经学、诸子学、史学，进而代替国学，或许，在表面上，解决了现代学术分科中的传统文化定位问题。

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在二十世纪，还是在今天，只要提到“国学”，钱穆提出的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究竟包括哪些“学”，哪些“学”又不能列入国学？另外，依据现代学科分类思想，以文学、历史、哲学等现代学科完全取代“国学”，是否这一问题就不存在呢？其实，这带来了另外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文学、历史、哲学等现代学科的总和，就等于“国学”吗？我们曾经的“通人之学”，现在变成了没有血肉、没有情感的“科学”，其差异，不可以道里计。传统的学术，应包括“文献的学问”和“德性的学问”，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前者得到重视，传统文化中更应重视的“德性的学问”却似乎在悄无声息中消失了。或许，这就是“转型”的沉重代价。

总而言之，近代学术分类思想和实践，虽然较好地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轨”问题，但在此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在被“肢解”和“拼接”，且丢失了其最核心的“德性的学问”。这一问题，值得反思，并应当得到妥善解决。对这一历史过程的重新回顾和审视，对于反思的深入，当有一定的帮助。

【注释】

[1]熊十力：《答邓子琴》，载《十力语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1页。

[2]《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07页。

[3]冯桂芬：《采西学议》，载《校邠庐抗议》（卷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4]陈虬：《治平通义》，载《陈虬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郑观应：《考试》，载《盛世危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6]康有为自述其在长兴学舍的教学内容，所设“学目”是义理、经世、考据、辞章四种。据梁启超后来的回忆则为义理、考据、经世、文字四“学科”。其中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而文字之学则有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见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5页。

[7]张鹏一：《刘古愚年谱》，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

[8]蔡元培：《学堂教科论》，载《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142—149页。

[9]宋恕：《代拟瑞安演说会章程》（1902年12月），载《宋恕集》（上册）（胡珠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50—355页。

[10]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原刊《国粹学报》第一年（约1905年）第一期，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3—528页。

[11]柳诒徴：《汉学与宋学》，载《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一集）（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84—90页。

[12]朱自清：《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载《朱自清全集》（第二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13]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14]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2页。

[15]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26—39页。

[16]当然，对诸子学的认识，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以今天的视角看来，钱穆将佛教内容看成诸子学之一，也无不妥。

[17]杜定友：《校雠新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59页。

[18]吕思勉：《经子解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页。

[19]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39—48页。

[20]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