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公羊学的复兴时期，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向近代文化的过渡时期。在这段时期公羊学又起到什么历史作用呢？对此，陈其泰先生在《清代公羊学》一书里作了专门论述。首先，他认为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变是一次质的飞跃，其中，包括对旧文化糟粕部分的激烈批判和剔除，对西方进步文化的大力输入，以及对原有文化优良部分的继承。其中，公羊学所包含的朴素进化观，不仅被继承下来，而且对于西方进化论的传播起到了一种内因作用。其次，陈先生分别从政治和学术文化两个层面作了深入的考察分析，其结论是：从政治角度而言，晚清公羊学的历史功过都随着戊戌维新的结束而成为过去；从学术文化而言，晚清公羊学促进了西方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本世纪初年“新史学”的兴起，并且对于五四前后“古史辨”派也产生了直接影响。[10]
对上述看法，笔者认为存在如下几点值得分析和讨论：第一，从当时的实践和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对“糟粕”部分的批判和剔除，对“精华”部分的继承和发扬，以及对西方“进步”文化的大力输入，并不是如此单纯、理想。否则，五四时期就不存在所谓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辩了。[11]应该看到，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变，并不是全方位的、从容不迫的转变，因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民族危机引发的，因而，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解决这个危机的过程，由此决定了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方向。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它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吸收，都是为解决这个危机服务的。不过，在这危机面前，上述各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大相径庭的，都难免存在它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激进主义者高喊“打倒孔家店”——就是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了。所以，当今天重新回顾、反思这一转变历程时，一方面，固然要看到它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唯有如此，才能更清醒、更深刻地意识到学术文化研究今天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其中，有一部分正是从五四时期遗留下来的，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历史课题。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够更为全面、系统地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并转而促进时代的发展。
第二，既然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不是全方位的、从容不迫的转变，那么，其中急迫的、关键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陈其泰认为，“认识民主制度的优越，必须并且可以用它来取代中国不合理的封建专制制度，这是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根本问题，也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根本问题”[12]。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实际上，中国近代思想人物对于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了解，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和实践过程。这个过程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已作了经典的概括，即由“器物”（以船坚炮利为标志的科学技术）到“制度”（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再到“文化”（主要指伦理、哲学、宗教等深层次的思想价值观念）的过程。[13]据此，沟通中西文化的根本问题，归根结底，就在于思想文化本身的问题，而不仅是政治制度问题。政治制度可看作是文化的一个层面，较之哲学和宗教，它还是属于比较浅层次的东西。
第三，关于公羊学与进化论的关系问题，陈其泰认为，公羊三世说“建立在主观推论和比附的基础上，未能摆脱传统学术的旧体系”，“具有粗疏原始、主观和神秘的致命弱点”；“西方进化论是近代学术体系，高出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实证性的优点”，因而，公羊三世说“其地位被进化论所取代”。[14]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公羊三世说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如前文所述，如要深刻理解它的内涵，决不能完全割裂、脱离开公羊学的整个思想体系，如“大一统”。所以，不宜简单地把三世说与进化论当作两种纯粹的历史观来比较。公羊学是儒家的“政治—历史”哲学，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两千多年来历代公羊学家关于中国政治历史所特有的智慧和信念！经典的精神（或称“元典精神”）[15]可以被不断地阐释、发扬，却不能被超越、取代。公羊学的形式尽管可能原始一些，神秘一些，但这并不是什么“致命弱点”，而恰恰是它所具有的绵延的生命力所在，所以读之仍感到某种警省和启发；而西方进化论，尽管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实证性，但今天作为一种普通常识，读之已不再激动人心、具有警世意义了。
在传统文化转向近代文化的过程中，晚清公羊学者之所以接受并服膺西方进化论，除了政治历史方面的原因，还受到当时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今天，当我们回顾、考察这段历史时，就应当而且能够摆脱这些局限与影响，从而认识到，公羊学与进化论，它们各自诞生的条件、土壤不一样，亦各有自己的历史命运。由此可以进一步思考：公羊学在现代社会是否仍不失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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