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目录学规律

二、近代目录学规律

近代目录学规律是:以融合西方目录学思想和先进的书目技术为基本职能，通过目录索引，实现推荐文献、传播学术思想的功能，达到指导阅读的目的。到了近代，帝国主义入侵及文化交流带来了西方目录学的冲击，从而使传统的目录学发生了骤变。以杜定友为代表的新目录学派力斥古典目录学，主张以西方图书馆和商业目录的编制法代之。很显然，同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相比，新目录学派更注重务实，它真正把文献的编目工作作为自己的攻坚对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近代学习西方目录学思想和先进的书目技术使中国逐渐有了自己的分类目录、责任者目录、主题目录，在揭示与利用文献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20世纪20年代，中国对西学书目的学术引进和编纂活动极为频繁，产生了不少新的书目类型，改良了已显落后的传统的书目方法，书目及其方法的研究成为近代目录学的热点之一。首先是摆脱传统“经、史、子，集”四分法，形成中国近代分类目录。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编制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从分类原则、类表结构、标识符号和索引诸方面全面走上了西化的道路。^[25]这之后，仿杜、补杜、改杜的分类法相继而出，成为近代中国分类目录的主流。与其同此，还广泛采用了著者号码，规定了编目条例，出现了人名、书名、标题、字典式目录及联合目录，应用了卡片目录，刊行了排印目录卡和多种编制方法等。其次是文献索引大行其道。有专业索引机构编撰索引活动，有图书馆、出版社等编丛书子目索引，有学者私人编纂的索引，有专科专题报刊论文索引，有定期索引刊物等，尤以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编纂处的索引编纂最有成效，对于中国古籍的整理研究着力良多。自1928年始，哈佛燕京学社陆续编撰了《十三经索引》等64种81册中国古籍经典引得，这类工具索引的刊行，引领了目录学编制方法的“集成化”风气。所谓的集成化，就是将图书目录的功能达到最大化，即从研究和使用出发，把书名目录、著者目录、主题目录、分类目录和专题目录有机地联为一个整体，以提高检索效率。^[26]索引的集成化服务提供，提高了文献服务的质量，受到图书馆和广大学人的欢迎。再次是出现了文摘杂志。

随着近代图书馆运动的蓬勃发展，各图书馆的分类编目工作、书目参考工作开辟了新的目录活动领域，各图书馆也逐步采用了卡片式目录，并形成了以杜定友等为首的以著者为标目的《英美编目条例》的流派，和以刘国钧为首的以书名为标目的中文编目条例流派。20世纪30年代开始了统一编目活动。目录形式多样，载体不仅有书本式，还有卡片式;目录方法有叙录法、提要法、著录法、文摘法、分类法、标题法、书评法、索引法等。近代开展目录活动的不仅有各图书馆，还有专业性目录索引机构、书店、出版社、报馆、杂志社、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并有中华图书馆协会等协调目录活动。联合目录在近代也有发展，20世纪20年代北平图书馆协会就开展了联合目录的编纂工作。^[27]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西学东渐，来自西方的目录学理论与方法逐渐移植于中国本土，使得中国目录学由整理文献转向了推荐文献、传播学术思想。由于西方目录学思想的根蒂在于方便地获取文献，由此导致了从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分化出中国近代目录学，以人文思想为指导，向便利读者获取文献的方面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