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學史

《春秋》本是史書的通稱。如墨子曾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14]，又提到“吾見百國《春秋》”^[15]。《春秋》又可作爲魯國史書的專名。如《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16]魯國的《春秋》本是一部編年體史書，《公羊傳》稱之爲“不修《春秋》”。傳說春秋末年，孔子根據魯史進行修訂，作了“六經”之一的《春秋》，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微言大義”。不過如何解釋這些“微言大義”，孔子只口授給弟子，弟子在流傳過程中產生歧異，形成不同流派，就有了各種解釋《春秋》的《傳》，《公羊傳》便是其中的一種。歷代研究《公羊》學不乏其人，便形成了《公羊》學史。下面本書將分爲“先秦《公羊》學——口授時期”“漢代《公羊》學——極盛時期”“魏晉隋唐宋元明的《公羊》學——衰落時期”“清代的《公羊》學——復興時期”四個部分，對中國《公羊》學史做一個簡略的介紹。

一、先秦《公羊》學——口授時期

根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春秋公羊傳》的作者是戰國時齊國人公羊子（複姓公羊，據顏師古注云名高，生平事蹟不詳）。而其詳細的傳授過程，據徐彥疏云，首先是，“孔子至聖，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接下來，“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最後，“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17]，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傳授過程。可以說，在公羊壽與胡毋子都將《公羊傳》著之竹帛之前，《公羊傳》一直處於一種口授流傳的狀態。傳說中的作者公羊高，也許只是最早根據孔子和子夏的口授，歸納發揮出系統的《公羊傳》體系。公羊高之後的傳承者，一定又會在口授的過程中增加刪減一些內容。今本《公羊傳》在“公羊子”之外，又引用了“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高子”“魯子”等學者的言論，可能就是公羊高之後的傳承者不斷補充進去的。《四庫》館臣將這些其他學者的言論，當作“尤不出於高之明證”，顯然就是將口授時代的歸納者與後世的作者相混淆，進行了不恰當的辨偽。

口授時代各學者具體的學術成就和貢獻，均已層層疊加地保存在今本《公羊傳》之中，具體每位學者的貢獻，已經難於辨析，只能從今本的具體內容中，找到一些痕跡。例如，昭公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經文下，傳文作：“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唯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18]可見，《公羊傳》的部分內容很可能是孔子口授弟子，歷代傳承而來，孔子與弟子討論刪定《春秋》原則這類關鍵內容，在今本中仍有保存。又如，昭公三十一年傳文作：“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何休《解詁》云：“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故口繫於邾婁。……此解不言濫黑弓意。叔術者，賢大夫也。如不口繫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爲叔術賢心，不欲自絕於國，又觸天下實有濫，無以起新通之，文不可設也；如口不絕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氏邑，起本邾婁世大夫，《春秋》口繫通之，文亦不可施。”^[19]可見《公羊傳》的確經歷過長期的口授過程，且有部分口授內容，又超出公羊敢與胡毋子都所寫定的《公羊傳》文字之外，需要從何休、徐彥等學者的師說中尋覓蛛絲馬跡。

二、漢代《公羊》學——極盛時期

秦自商鞅變法以來，重視法家思想，以農戰立國，儒家思想不受重視。秦始皇焚書坑儒甚至對其加以打擊。秦末農民戰爭對社會經濟產生了巨大的破壞，故漢初高祖、呂后、文帝、景帝均好“黃老之學”，以無爲治天下。到了漢武帝時，國力已經恢復，而匈奴侵略、豪彊兼併等內憂外患日益顯現，原有的黃老之學已經不能適應統治需要。武帝採納了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立“五經”博士，以儒家思想作爲官方思想。最初《尚書》立的是歐陽氏，《儀禮》立的是后氏，《周易》立的是楊氏，《春秋》立的是《公羊》，均是用隸書寫成的“今文經”。到東漢光武帝時，“五經”博士擴展到十四家，據《後漢書·儒林傳》記載：“《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20]其中，《春秋》之嚴、顏分别是嚴彭祖、顏安樂，均爲《公羊》學者。直至東漢靈帝時，在太學門前刻石作爲儒家經文定本，即著名的“熹平石經”，採用的仍是今文經，其中包含《公羊傳》。可以說，漢武帝之後以今文經學爲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制度上取得了官學的地位；而《公羊》學由於董仲舒、公孫弘等《公羊》學者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在今文經學中又處於中心地位，《公羊》學進入了極盛時期。

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公羊學者是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董氏是廣川（今河北棗彊）人，官至江都相、膠西相。董氏發揮《公羊》學的“大一統”思想，建議以“弱枝”或“小末”的方式禁止王侯大臣擅權；以《公羊》學雜糅陰陽五行學說和讖緯學說，形成“天人感應”學說；又將《公羊》學用於司法，提出“《公羊》治獄”。漢武帝之後的官方意識形態，基本是在董氏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不過董仲舒的著作除《天人三策》《士不遇賦》之外大多散佚，《春秋繁露》則是後人輯錄而成，並不完整。

漢武帝立今文博士的同時，各地又發現了許多用“古文”（即戰國文字）寫成的古文經，其文字與今文有異，說解更大有不同。大體來說，今文經學更加講究微言大義，但不免有牽彊附會之處；古文經學相對來說更加尊重經傳的本旨。西漢末劉歆、東漢章帝時賈逵、鄭眾都試圖用古文之《左傳》取代今文之《公羊》的地位；而東漢時期，古文經學人才輩出，如賈逵、馬融、鄭玄等經學大師均爲治古文經者。今文經學雖仍爲官學，但其地位卻受到了嚴重的挑戰。

在這種背景下，東漢今文學者何休（129—182）大力弘揚《公羊》，試圖反擊古文經學的挑戰。何氏字邵公，任城樊（今山東滋陽）人，曾任司空掾。曾作《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公羊墨守》，批評《左傳》《穀梁傳》的缺點，肯定《公羊傳》的地位，並因此引發與古文學者鄭玄的論戰。何氏又作了《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是現存唯一的《公羊傳》漢魏古注，在宋代以後被收入《十三經注疏》，有較大影響。該書雖不免有“時有承訛率臆，未能醇會傳意”的缺點，但是“體大精思，詞義奧衍”，特别是較爲完整地保存了漢儒的學說，“漢儒授受之旨，藉可考見其餘”^[21]，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們閱讀《春秋公羊傳》所不能繞開的一座橋樑。

三、魏晉隋唐宋元明的《公羊》學——衰落時期

隨着東漢古文經學的興起，雖有何休等學者盡力維護《公羊》學的地位，《公羊》學陷於衰落的趨勢仍不能避免。“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22]，就是這一時期《公羊》學地位最好的寫照。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民生凋敝，經學不振。東晉、南朝玄學興起，盛極一時，也對正統經學的地位有較大衝擊。《公羊》學長期不受重視。只有在北朝，學風比較接近漢代，“玄《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于河北”^[23]。《公羊傳》尚能與眾古文經一同受到重視。

唐代經學，以官修的孔穎達《五經正義》爲代表。其“五經”爲《毛詩》《尚書》《周易》《禮記》《左傳》，均爲古文經，治學方法也沿襲了漢代古文學者講究文字訓詁的特點。《公羊傳》雖也被朝廷列爲“九經”，但並不受重視。

唐代《公羊學》較有代表的爲徐彥《春秋公羊疏》，徐氏生平資料不詳。對該書時代最早的記載是《崇文總目》，言該書“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24]。故知徐氏當爲晚唐人。該書在《公羊傳》和何休《解詁》的基礎上，對《公羊傳》作了進一步注釋，對何注的根據、出處，傳、注的義例，以及經、傳、注的義理，都有較好的解釋。在卷一的篇題之下，徐彥又用問答體解釋了不少《公羊》學的根本問題。例如，《春秋》的創作時間、孔子依據的材料、創作動機、《春秋》書名的含義、《公羊傳》的“三科九旨”“五始”“六輔”“二類”“七等”“七缺”等專屬概念的含義等。可以說，徐彥疏是我們在何注基礎上，進一步閱讀、研究《公羊傳》所必須參考的重要資料。

中唐以後，以趙匡、啖助、陸淳爲代表的新的《春秋》學派興起，其特點爲不拘於三傳，以己意探求《春秋》義理。宋代以後的理學家治《春秋》也基本繼承了這一路徑。南宋胡安國作《春秋傳》，是這一學風《春秋》學著作的集大成者。清人顧棟高曾批評該書，“是文定（胡氏諡號）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25]。然而宋代以後，理學居於一尊，特别是明代選取《胡傳》作爲科舉用書，《公羊傳》乃至《春秋》三傳均被束之高閣。

宋明理學極盛時期，只有元末明初的趙汸較爲看重《公羊傳》。趙氏著有《春秋屬辭》等多部著作，肯定了《公羊傳》詳於義理的優點，試圖會通《左傳》的“史法”和《公羊傳》《穀梁傳》的“義理”來探求《春秋》的本意。趙氏的《春秋》學對孔廣森、劉逢祿等清代《公羊》學者，都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四、清代的《公羊》學——復興時期

經歷了東漢末之後千餘年的沉寂，進入清代之後，《公羊》學終於迎來了復興時期。以乾嘉學派爲代表的清代學者以廣泛研究整理古代經典而著稱，《公羊傳》作爲重要的先秦典籍之一，自然也成爲清人的關注對象。

“清儒頭一位治《公羊傳》者”是乾嘉學者孔廣森。孔氏字眾仲，一字撝約，號顨軒，山東曲阜人，孔子七十代孫，受業於皖派經學大師戴震。孔氏著有《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在唐徐彥爲《春秋公羊傳》作疏之後，是第一部較有影響的《公羊》學著作。該書體現了乾嘉學者長於校勘訓詁、考證制度的優點，同時又能繼承戴震的義理學，肯定“人情”即個人情感的價值。晚清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提出“《春秋公羊傳》只讀孔廣森《公羊通義》。國朝人講《公羊》者，唯此書立言謹慎，尚無流弊”^[26]，對此書有很高的評價。

清代治《公羊》學影響最大的則是常州學派。該學派不同於乾嘉學派注重考據，注重發揮《公羊傳》等今文經學的義理思想，特别是“三世說”“三統說”等積極要求社會變革的學說，彊調經世致用與現實結合。該學派的濫觴是乾隆時人莊存與。莊氏著有《春秋正辭》《春秋舉例》《春秋要旨》等書，發揮《公羊傳》“張三世”“通三統”等學說，試圖恢復董仲舒、何休等人漢代《公羊》學的傳統。莊氏注重“微言大義”的治學風格影響了其外孫劉逢祿、宋翔鳳等人。

劉逢祿、宋翔鳳皆是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劉逢祿（1776—1929），字申受，江蘇武進人，著有《春秋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等《公羊》學著作。劉氏《公羊》學的成就，其一是樹立起以《公羊》學爲代表的今文學派的道統。他認爲存在一條孔子到《公羊傳》，《公羊傳》到胡毋生和董仲舒，再到何休的道統。只有這一道統才得到了孔子的真傳，必須加以繼承。而《左傳》《周禮》等古文經都不可靠，不能與今文經相比。其二，他在《春秋公羊何氏釋例》一書中，從《公羊傳》中歸納出了“張三世例”“通三統例”“內外例”等三十例，梳理了《公羊》學的理論系統。晚清的今文學者，大都沿著劉氏開創的這兩條路徑繼續開拓。宋翔鳳（1779—1860），字虞庭，一字於庭，江蘇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宋氏則偏重用《公羊》學義理說解其他經典，著有《論語說義》等書。

晚清受常州學風影響的學者，還有龔自珍、魏源以及康有爲等人。龔自珍、魏源都是嘉慶、道光時的學者。龔氏著有《定盦文集》，魏氏著有《詩古微》《書古微》。二人面對鴉片戰爭前後清代統治危機的加劇，希望發揮《公羊傳》中的變革思想，改革現實政治，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康有爲是清末民初人，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學》。他在甲午戰爭後，將《公羊》學與近代君主立憲思想相結合，積極投身“戊戌變法”運動，更是引領一代之風氣。

常州學派之外，晚清治《公羊》學影響較大的還有淩曙、陳立等人。淩曙、陳立均爲揚州人，生活時代大致與劉逢祿同時。淩氏著有《公羊禮說》《公羊問答》；陳氏受業於淩氏，著有《公羊義疏》。其中，《公羊義疏》是一部洋洋灑灑七十六卷的集解體著作，在清代《公羊》學著作中最爲詳備。梁啟超對該書有極高的評價：“其所徵引，自董仲舒、司馬遷以下，凡漢儒治《公羊》家言者，殆網羅無遺；清儒自孔、莊、劉以下悉加甄采，而施以嚴正的裁斷；禮制一部分，則多采師說而宗鄭氏，程易疇、金輔之駁正最多。其於《公羊》‘三世’‘九旨’諸說——邵公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者，闡發無餘蘊，不獨非巽軒所夢見，即方耕、申受亦遜其精銳，在‘公羊學’裏頭，大約算登峰造極的著作了。”^[27]認爲陳書代表了清代《公羊》學的最高成就。

清代《公羊》學，重新整理、考證了《公羊傳》文本，搞清了其中許多問題；又繼承了漢代《公羊》學經世致用的傳統，在推動社會變革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我們稱清代是《公羊》學的“復興時期”，應該說是實至名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