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先秦時代一部重要的經典，相傳是孔子根據魯國的編年體史書著成的一部經書。書中的語言十分簡練，卻可能蘊含了孔子的微言大義。後人對《春秋》字句的傳抄出現了歧異，對《春秋》義理的理解更是產生了巨大的分歧，於是《春秋》之學便產生了不同的流派。《春秋公羊傳》便是一部較為重要的解釋《春秋》的著作，與《左氏傳》《穀梁傳》並稱為“《春秋》三傳”。解釋、闡發《春秋公羊傳》的《公羊》學，也成為《春秋》學乃至經學中一個重要流派。
（一）《春秋公羊傳》的成書及傳承
根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春秋公羊傳》的作者是戰國時齊國人公羊子（複姓公羊，據顏師古注云名高，生平事蹟不詳）。相傳孔子作《春秋》，將微言大義口授子夏，子夏又口授其弟子公羊高，高將其歸納發揮形成了《春秋公羊傳》。此時的《公羊傳》仍處於口授階段，高將《公羊傳》傳于其子平，平傳於其子地，地傳於其子敢，敢傳於其子壽。經過公羊氏五代相傳，到了漢景帝時，公羊壽與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才將《公羊傳》寫定在竹帛之上，成為成型的書面文獻。
《春秋公羊傳》在《春秋》三傳中最先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從西漢武帝時開始佔有官學的地位，這是與《公羊》學家董仲舒的努力分不開的。董仲舒與胡毋子都是同學，他在《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中將《公羊傳》與“大一統”“天人感應”理論結合起來，建立了一套思想學說，對維護漢朝統治有積極作用，為漢武帝所重視。董氏的再傳弟子嚴彭祖、顏安樂也各自以《公羊》學名家，宣帝時分別被立為博士。東漢光武帝時嚴、顏二家之學，又被列入五經十四博士之中，其官學的地位，一直保持到東漢末年。
東漢時古文經學開始興起，《公羊傳》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挑戰。漢明帝時，古文學家賈逵認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並一度受到明帝的賞識。今文學家何休（129—182）對此極為不滿，力圖扭轉這種局面。何氏字邵公，任城樊（今山東滋陽）人，曾任司空掾、郎中。他為《公羊傳》作注，著成《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解詁》保存了許多西漢以前《公羊》學者的學說，善於發揮《公羊傳》的義理，是唯一完整流傳至今的《公羊傳》東漢古注。何氏還著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等書，可惜均亡佚了。
隨着《左傳》地位的步步上升，“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1]。唐人徐彥雖曾在何休《解詁》的基礎上為之作疏，不過在當時影響有限。直到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孔廣森、劉逢祿等人開始重新重視《公羊傳》，《公羊》學才得到復興。清末康有為等人發揮《公羊傳》中的變革思想，將其作為推動戊戌變法的思想武器，一度在社會上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春秋公羊傳》的結構和內容
《春秋公羊傳》的斷限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下訖哀公十四年（前481），與《春秋》經文的斷限相合，對《春秋》所記載二百四十二年間东周王室及各諸侯國發生的史事做了相應的闡釋。其分卷依何休《解詁》，按照魯國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等十二公的順序編排，分為十二卷。
《公羊傳》的內容不及《左傳》詳盡，不過“《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2]，相對於《左傳》有自己獨立存在的價值。其內容“義長”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其一，莊公七年傳文曾提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3]涉及到孔子修訂之前的《春秋》，以及修訂的理由，這類材料很可能出自於孔子、子夏的口授，時代較早，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其二，《公羊傳》對於《春秋》經文幾乎是逐條解釋，與經文的關係較《左傳》更為緊密，對於《春秋》的內容和褒貶義例，也給出了較為獨到的解釋。其三，善於發揮《春秋》中的微言大義。例如，“三科九旨”“大一統”“行權”“天人感應”等思想，大多是《公羊傳》所獨有。若沒有《公羊傳》的闡釋，《春秋》不過是一部內容簡略的“斷爛朝報”，而不能成為一部經書。
《公羊傳》的語言風格也很有特色。傳文多為經師、弟子之間問答之語，有較強的口語特徵。因公羊子是齊人，故傳文多為齊地方言。如隱公五年傳文“登來之也”，何休解詁訓“登來”為“得”，並明確指出“登來”是“齊人語也”。[4]
（三）《春秋公羊傳》的版本源流
兩漢時，《春秋公羊傳》經傳分別單行。《漢書·藝文志》分別載《春秋》古經十二篇、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和《公羊傳》十一卷。漢以後則以傳附經，《隋書·經籍志》僅載《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宋代以前《公羊傳》僅有開成石經本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宋代以後，《春秋公羊傳》較常見刊本形式有附有何休《解詁》的經注本以及附有何休《解詁》、徐彥疏的注疏本二種。流傳到現在的宋本經注本主要有淳熙撫州公使庫刻本、紹熙建安余仁仲萬卷堂刻本二種。前者被影印收入《古逸叢書三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後者被影印收入《四部叢刊》《中華再造善本》。明代刻本則主要有明末閩氏三色印本、崇禎《十三經古注》本二種。前者用朱、黛、黑三色版套印，後者清江寧書局、杭州書局有翻刻本。以上刊本以撫本、余本最為重要，撫本的質量又好於余本。
注疏本的流傳情況如下：南宋相台岳氏《九經三傳》本是《公羊傳》最古老的注疏本，又稱“宋十行本”。此版本至明嘉靖中曾重刻，稱為閔本。萬曆中，又有用閔本重刻的明北監本。明崇禎中，毛晉汲古閣又用監本重刻。清代乾隆時有武英殿本。清嘉慶年間，阮元據宋十行本十一經以及《儀禮》《爾雅》二經的北宋單疏本刊行了《十三經注疏》，其中一部便是《春秋公羊傳注疏》。此版本共二十八卷，每卷之後附有《校勘記》，是品質較高的校本。
清人又有據何休《解詁》所作新疏，最具代表性的有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顨軒孔氏所著書》本最佳）和陳立《公羊義疏》（《續清經解》本最佳）。二書均校勘仔細、考證精詳，尤以陳書為集大成之作，對研究者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注释】
[1]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2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頁。
[2]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2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頁。
[3]《春秋公羊傳注疏》卷六，收入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228頁。
[4]《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三，收入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2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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