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的经世目标

三、《淮南子》的经世目标

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纂《淮南子》，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宏阔的文化视野，之所以能够对“大道”体认如此之深，都是与他心系天下、以天下的治理为最终目标的现世关怀密不可分的。因此，在阐述了《淮南子》的文化视野和思想基础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其经世目标上来，这乃是《淮南子》思想世界之归宿。基于《淮南子》贯通先秦诸子之道，在现实的社会治理中，《淮南子》主要阐明了治国的三要素——天、器物和人，以下我们分别道来。

其一，关于“天”，《淮南子》认为，治理得好的社会是天地自然和谐的，而这又是社会政通人和的保障。因此，“天”也就在《淮南子》的治国理论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一般说来，坏的社会必定天地自然遭到极大的破坏，反之则“调阴阳，张四时，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河不满溢，海不溶波”，自然一派和谐。所以《泰族训》揭露了那些坏的社会对自然天地的破坏：“逆天暴物，则日月薄蚀，五星失行，四时干乖，昼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霓现”。

正因为“天之与人有以相通”，所以要治国，就必须治“天”——仰天承顺。于是，《时则训》强调指出，必须根据天的时令来规定政令，如果春行夏令或冬令，就会遭受天灾人祸……仰“天”承顺的治国要素还表现为对天地自然一定要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时原则“取予有节”（《本经训》），不可无节制地凿地挖池乱开采，不可随意捕杀乱砍伐，不做那些“焚林而猎，竭泽而渔”的傻事……这些在一贯强调治国中不可或缺“天”之要素的《淮南子》看来是“先王之法”，必须注意。

鉴于对“天”治理的缺失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淮南子》是十分警惕的；又鉴于不是任何统治者都能有像《淮南子》这样的治国理念（有些统治者照样对天时物性倒行逆施，对自然资源疯狂掠夺），此时的《淮南子》为了治国的需要，也就在突出“天”之治理要素之同时，又不得不入俗套地将这里的“天”人格化、神（意志）化，以此来警示统治者：不可出于私欲私心倒行逆施，如果不仰承天意（自然规律），必定将受到天的报复。《时则训》说的一套就是例证，如秋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有大恐……这种将天人感应（神化）的做法，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国家的治理、社会的安定，《淮南子》真可谓用心良苦。

其二，关于“器物”，主要指的是治国的工具，《淮南子》又常以“权”、“衡”、“准”、“绳”、“规”、“矩”来指称。这里的“权衡”是指称量物体重量的器具，“准”是指测量平面的水准器，而“绳”则是指测量垂直的墨线。这些测量器物引申开来代指“法度”、“制度”（规矩），因而《时则训》又将权、衡、准、绳、规、矩统称为“六度”。

对于这些“法度”、“制度”（规矩），《淮南子》十分重视。在《淮南子》看来，社会有序与否就在于能否用这些“器具”（法度、制度、规矩）来规范社会。所谓“国之神器”即指此。一般说来，如想有效治理社会，就必须用这些“法度”、“制度”（规矩）来规范社会。所以《主术训》说：“法（度）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悬）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

具体来说，这些“法度”、“制度”（规矩）的主要作用是可以减少执政者的私心和因私心而引出的偏差：“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人主之于用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主术训》）在《淮南子》看来，如执政者“放准循绳，身无与事”（自身不参与事情本身），就能像天地对任何人都公平一样，“若天若地，何不覆载”，这样就能“诛而无怨，施而不德”（《诠言训》），社会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有序和谐，统治者就能有效统治社会。

反之，如无“法度”、“制度”（规矩），社会按统治者偏好、爱憎来治理，《淮南子》认为就会导致“人主好仁，则无功者赏，有罪者释；好刑，则有功者废，无罪者诛”（《诠言训》），更会导致“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术训》）。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社会有时并没有因为运用了这些“法度”、“制度”（规矩）而正常有序运行，反而更是无序难以控制，《人间训》就列举了大量的无法控制、难以理喻的事例。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这法度（器具）本身不完善，因为这“绳之以为度也，可卷而伸”（《氾论训》），所以会导致有些事情变形而无序；二是在这法度（器具——理性）这一层面之外，还有一种非理性的观念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所以导致对执行和理解“法度”出偏差，于是社会难以控制，事情难以理喻。

其三，关于“人”，《淮南子》指出，无论是对“天”（自然）的治理，还是对“法度”、“制度”（规矩）的贯彻，都离不开人（包括人对人的治理）。

就治理人（社会）而言，《淮南子》强调要善于发扬人性之优处，抑遏人性之劣处；在《淮南子》看来，唯有此，才能更好地治理“天”（自然）和贯彻“法”（法则、制度）。所以《主术训》说：“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

除强调人性中的处静（宁静）、简约等优点外，《淮南子》还强调人性中的“宽大”、“慈厚”：“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延颈举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主术训》）

同时，《淮南子》还强调治国与修身都离不开“仁义”和“行善”这些优良品性，正如《主术训》所说：“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

因为有这些诸多人性中的优良品性发挥作用，所以《淮南子》指出，人一旦如此，就会“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也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厘负羁之壶餐愈于晋献公之垂棘，赵宣孟之束脯贤于智伯之大钟”，这说明“礼丰不足以效爱而诚心可以怀远”（《齐俗训》）。

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如能这样综合激发人之优秀品性的话，那也就可称之为仁政或德政，所以《淮南子》说：“地以德广，君以德尊……昔二皇凤皇至于庭，三代至乎门，周室至乎泽”；而之所以能这样，就在于伏羲、神农、夏禹、商汤、周文王推行德政的缘故，这也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德之所施者博”（《缪称训》）。

人内心中的诸多优秀品性综合起来发挥作用，的确能感化人，所以《缪称训》指出，“心之精者，可以神化”。正因为这样，出于治理国家的需要，《淮南子》特别强调人之精神力量感化的作用，并像哲学家似的探讨起精神感化的生理和心理的关系：“宁戚击牛角而歌，桓公举以大政；雍门子以哭见孟尝君，涕流沾缨。歌哭，众人之所能为也；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谕人心不可及也。”（《缪称训》）

总起来说，《淮南子》既强调宁静澹薄，又强调要发扬人性中的积极因素的治理观乃是一种“积极无为”观，正如《修务训》所说：“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

《淮南子》上述的顺应自然（天）、遵循规则（法度）的积极无为观（人）作为《淮南子》治国的三要素是合而为一（三合一）的——其目标是治理好社会，维护好天下的长治久安。虽然《淮南子》中提出的经世致用的政治建议最终没有被汉武帝所采纳，但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部杰出的著作，《淮南子》基于“道”而提出的各种政治思想，对于后世乃至当今的社会治理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淮南子》所着重阐明的治国三要素——天、器物和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中，也无不时时被关照和强调着。

（刘康德　张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