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

自南宋以来，江南文化中就形成了明确的“经世致用”治学主张。明末清初的江南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开清代考据学的风气，具有鲜明的学术经世目的。乾嘉时期的江南学者自觉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的经世思想，表现出更加明显的“经世致用”特征。

赵翼撰《廿二史札记》，虽然谦称“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廿二史札记·小引》），但实际上正是暗示了自己要自觉继承顾炎武的治学精神，出其所学为社会所用。钱大昕评价赵翼的史学为“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议论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廿二史札记·序》）。这话虽不免有过分推奖之誉，但也确实彰显出赵翼的思想中具有以史学经世的目的，而不是仅仅做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问。

王鸣盛以后人治《汉书》为例，指出：“三刘氏作《刊误》，而昆山吴仁杰斗南又作《刊误补遗》，是当为刊刊误矣。今予于吴氏再为饶舌，则又当为《刊误补补遗》矣。展转驳难，纸墨益多，岂不无谓而可笑！人生世上，何苦吃饱闲饭，作闲磕牙！”（《十七史商榷》卷七《刊误补遗》）他主张研究史学应当有益于社会，起到史学经世的作用。王鸣盛主张史书应当记载经世之文，否则对后人无用，终将失去学术价值。他说：“凡天下一切学问，皆应以根据切实，详简合宜，内关伦纪，外系治乱，方足传后。掇拾嵬琐，腾架空虚，欲以哗世取名，有识者厌薄之。”（《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李吉甫作元和郡国图》）根据这个标准，王鸣盛赞赏杜佑的《通典》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辞尚体要，切于实用，为经世之学。而对李延寿则予以指责，诸如“李延寿意主删削简净，乃其所删者往往关系典章制度、生民利病，而所添妄诞，则又甚多”（《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蒋帝助水等事》）；“《南史》意在以删削见长，乃所删者往往皆有关民生疾苦，国计利害，偶有增添，多谐谑猥琐，或鬼佛诞蔓。李延寿胸中本不知有经国养民远图，故去取如此”（《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宋书有关民事语多为南史删去》）。史书倘若只记载于世无补的琐碎细事，而遗漏或删削可资借鉴的重大事实，则对社会与人生价值不大。他还赞誉司马光等人所修的《资治通鉴》记事详实，“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洵不愧资治之称。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十七史商榷》卷一百《资治通鉴上续左传》）。他之所以把此书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就在于它对社会和对人生修养具有极大借鉴价值，可以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王鸣盛反对泥古守旧思想，对博古与经世的关系也有正确认识：“大约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悖，是谓通儒。”（《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唐以前音学诸书》）他关于“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治学目的，充分表明治史“经世致用”的意识非常突出。

钱大昕明确主张“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世纬序》）。然而后世儒家抛弃了先秦儒学务实致用的传统，渐渐成为空疏无用之学。他说：“夫儒之为世诟病者，自贵而贱人，自盈而拒物，一旦临难，茫然失其所守，向所讲求性命，如小儿学舌，盲人说书耳，恶睹所为本原哉！”（《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二《跋方正学溪喻草稿摹本》）这种文化对社会没有实用价值，所以逐渐为人所厌弃，于世无补。钱大昕主张学者当讲求用世之学：“士之志乎道德者，固不以科目之得不得为轻重；其志乎功名者，既登科目，益当讲求经济，务为有体有用之学。”（《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三《河南乡试录序》）这样才能成为有本之实学，达到经邦济世的效果。他为江南崇实书院作记，也表现出明确的学术经世思想。书院的创立者“念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爰创立书院，以为造士之所，而颜之曰崇实。莅政之暇，辄招诸生立庭下，诲之以有本之学，务笃其实，勿逐于名，煌煌乎大儒经世之言也”（《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崇实书院记》）。他主张学术不能脱离现实，而应当学以致用，有益于社会。

汪辉祖对学以致用的目的认识非常深刻，治学注重实用。他说：“学必求其可用，凡朝廷大经大法，及古今事势异宜之故，皆须一一体究，勿以词章角胜。无益之书，不妨少读。”（《梦痕录余》）他结合自己佐幕的吏治经验，认为实学可以为社会提供治理措施。汪辉祖认为：“学古入官，非可责之幕友也。然幕友佐官为治，实与主人有议论参互之任，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每见幕中公暇，往往饮酒围棋，闲谈送日，或以稗官小说消遣自娱，究之无益身心，无关世务。何若屏除一切，读有用之书，以之制事，所裨岂浅鲜哉？”（《佐治药言·读书》）他明确提出史学“经世致用”的主张，具有鲜明的学术为现实社会服务思想。汪辉祖辛辣地讽刺那些嗜古而不通今的人，认为他们于世无补。他说：“所贵于读书者，期应世经务也。有等嗜古之士，于世务一无分晓，高谈往古，务为淹雅，不但任之以事，一无所济；至父母号寒，妻子叫饥，亦不一顾。不知通人云者，以通解情理，可以引经制事。……否则迂阔而无当于经济，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世何赖此两脚书橱耶！”（《双节堂庸训》卷五《读书以有用为贵》）这足以说明汪辉祖对学问与致用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他揶揄博古无用之人为“两脚书橱”，讥刺博古而不关心社会的学术风气，主张学问应用于社会，方为有用之学。这和刘知幾把他们比喻为“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史通·杂说下》），章学诚把他们比喻为“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文史通义·与汪龙庄书》），有异曲同工之妙。

章学诚把江南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特别强调史学的经世目的，旗帜鲜明地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章学诚认识到，学术风气左右着学者的见识，处在特定风气影响下的人们限于时代的局限，只能看到学术某一方面的利弊，无法洞察全局。这是因为学术风气影响学者以特定价值观念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评论前人学术得失利弊；而人人都以为自己研究的学问最重要，并以此为准绳评价前人学术的臧否。他们的思想认识必然打上这种学风的烙印，形成具有某种共同价值取向的学术思潮。章学诚说：“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学者往往根据特定学术风气的价值观念品评前代学术是非，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偏颇之见，如此循环无穷，往复不已，导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无法看清前人学术的真实面目。章学诚一针见血地指出：“夫风气所在，毁誉随之，得失是非，岂有定哉！辞章之习既盛，辄诋马、郑为章句；性理之焰方张，则嗤韩、欧为文人。循环往复，莫知所底。”（《文史通义·答沈枫墀论学》）因此，学者应当懂得补偏救弊的道理，治学要有定见，不应当随风气为转移。而要能够做到这一步，就要求学者必须研究真正的学问，以学业作为挽救学术风气积弊的中流砥柱。他说：“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犹羲和、保章之法，不能历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补救，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历法之差，非过则不及。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也。重轻过不及之偏，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文史通义·答沈枫墀论学》）章学诚认识到不同学术思潮之间或同一学术思潮中不同流派之间的学术之争，如果能够相互学习和相互补充，就有益于学术进步；如果相互仇视和相互斗争，则无法保证学术健康发展。他说：“人生有能有不能，耳目有至有不至，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于细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殆犹女余布而农余粟也。而所以不能通于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诋也。”（《文史通义·答沈枫墀论学》）这不仅需要具备预见学术发展趋变的见识，而且需要具有为学术而献身的勇气。因为对于末世学风“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章氏遗书》卷二九《上钱辛楣宫詹书》）。究竟是“持风气”扭转思潮，还是“徇风气”加重积弊，成为学者面临的艰难选择。然而学者治学只有敢于“持风气”而不“徇风气”，才能实现“经世致用”的抱负，促进学术乃至社会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