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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

时间:2022-03-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大家好,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带你了解黄宗羲的教育思想。他是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学家。黄宗羲在讨论关于教育和学校问题时,激烈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黄宗羲依据限制君权施行民主政治制度的理想,设计了一套学制体系。全国郡县均设立学宫、置学官。太学祭酒和郡县学官,均得由诸生“公议”推选或罢免。在业务方面,教师必须有真才实学。要求各郡县将上述有关专门人才上报朝廷,加以利用。

黄宗羲:“学贵履践、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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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带你了解黄宗羲的教育思想。他是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学家。他反对科举制度,提出由大学、小学和书院构成的学校体系,注重教学的实用性,主张开设五经、兵法、历算等科。

黄宗羲少年时,“阉宦”之害甚为炽烈。其父黄尊素,曾上书弹劾阉党魁首魏忠贤,死于诏狱。黄宗羲自幼随父在京,“尽知朝局清流浊流”,为国事家仇,积极参加反阉斗争。明亡,清兵南下,他抱着反清扶明的目的,参加了八年之久的抗清武装斗争。失败后,约于40岁时,便“正襟讲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著述。

黄宗羲在讨论关于教育和学校问题时,激烈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制发展到明清,妨碍人才培养,遏抑社会进步,使学术日衰,学风日坏,人才日绌,士心陷溺,而“庸妄之辈充塞天下”。他慨叹:“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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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

黄宗羲依据限制君权施行民主政治制度的理想,设计了一套学制体系。他认为,作为最高学府的太学,应当保存,不过要实行民主管理,继承东汉太学“清议”的学风。全国郡县均设立学宫、置学官。太学祭酒和郡县学官,均得由诸生“公议”推选或罢免。其地位应尊于政府官吏。学官下设五经师,及兵法、历算、医、射各专科教师,皆由学官自择。其学官条件,在政治方面,最要者是“不干清议”,若“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在业务方面,教师必须有真才实学。由大学、小学和书院构成一个学校体系。黄宗羲说:“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

学校教育,除了培养实用人才和传递学术文化,还应当成为“公其是非”、监督政府、指导舆论的机关。他提倡“实学”,规定在学校中开设自然科学的课目,反对空论性理、高谈仁义。特别反对鬼神迷信风水之说,倡议用学校教育的手段,扫除“万民”的迷信,改变社会的风气。

黄宗羲是如何抨击科举制度的?

第一,“科举盛而学术衰”。士人在富贵利禄的引诱下,以研读时文为获取名利的捷径,而摒弃经、史、古文以及兵、农、礼、乐等“切于民生日用”之学,造成了学术的衰落。

第二,“举一先生以废百”。科举使读书人在思想上受到局限。士人为自己的仕途考虑,不敢标新立异,结果扼杀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禁锢了他们的自由思想。

第三,败坏学风。科举制度使士人觉得读书只是获得功名禄位的手段。一旦考中,便认为目的达到,“读书之事毕矣”。同时士人为了获取功名禄位,竟以“偷窃为工夫,浮词为堂奥”,模仿、盲从之学风盛行。

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目的是为了改革取士制度。黄宗羲提出了八种选拔人才的方法,即所谓“取士八法”。其主要内容是什么?

第一,科举之法。改革科举制度,考试分为经、子、史、时务策四场,突出经学、诸子学和史学的地位,重视应试者的独立见解。

第二,荐举之法。每年各郡荐举一人,列为待诏,先由宰相以国家疑难之事问之,根据其所答,再由廷臣反复诘难。若被荐者是“庸下之材”,则被淘汰,推荐者要坐罪。若被荐者道德高尚,才能出众,则被破格重用,推荐者亦受重赏。

第三,太学之法。太学生“积岁月累试”,根据成绩分为三等:上等者同进士,由宰相分配到中央各部衙门任职;中等者不经乡试,直接参加会试;下等者罢归乡里。

第四,任子之法。规定凡六品以上官员子弟年满15岁者,皆入州县学,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年满15岁者,皆入太学,若肄业15年而学无所成,俱退学。

第五,郡县佐之法。各郡县设户、礼、兵、工、刑、吏六曹,选拔郡县中学行高等者,分别担任六曹职务。凡三次考核均合格者,升贡太学肄业,其才能尤著者,直接补选为中央六部衙门官吏。反之,若实绩平庸者,则罢免。

第六,辟召之法。凡宰相、六部、方镇及各省巡抚皆可自辟属吏,如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显著才能,则上报朝廷正式委任。

第七,绝学之法。所谓绝学,是指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为极少数人专门掌握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要求各郡县将上述有关专门人才上报朝廷,加以利用。

第八,上书之法。此法旨在选拔关心国家大事,且能刚正不阿,仗义执言的政论人才,以及有较高造诣的学术人才。

大开眼界

黄宗羲著述有百余种,近千卷。现存者,计30余种,200多卷。后人编有《梨洲遗著汇刊》。所著《明儒学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学术思想史。至于他所著《明夷待访录》一书,成于公元1663年,是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民约论》(1762年)发表早100年的一部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专著,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它明显地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一般市民的要求,对近代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民权的宣传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谭嗣同等曾将此书节抄,印数万册,秘密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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