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理论的政治学

在所有这一切中，有很多内容需要进行批判。然而，首先要谈的是格罗斯曼对反作用趋势的讨论和崩溃理论的政治学。他将反作用趋势解释为在周期下降阶段发挥了增加利润率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通过提高利润率，提供了经济反弹的机会，而不是造成该体系最终的崩溃。它们或者通过降低不变资本的价值，或者通过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达到这样的目的，它们既可以内在于、也可以外在于资本主义机制。格罗斯曼的分析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分析基础之上，但是，格罗斯曼的分析更为详尽，更加强调“世界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崩溃趋势越来越接近于绝对崩溃点。”

在国内市场起反作用的趋势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利于增加资本有机构成的力量。这些力量包括生产生产品的第Ι部类产业的技术进步，它通过使已有的和新生产的生产资料的贬值，降低构成不变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包括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这削减了不变资本处于流通过程中的时间，从而减少了资本的使用年限。第二类指的是导致剩余价值生产增加的因素。包括第Ⅱ部类生产工资品的产业的技术进步，这降低了构成可变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包括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和把工资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的方法降低实际工资。这是格罗斯曼首次提到剥削率的上升；它出现在本书的中间，只占据了一页内容，而且完全没有对格罗斯曼的任何一个数字例子产生影响。最后，也就是第三类，指的是作为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的租金和商业利润的下降，这相应地增加产业利润。但是，这种利润的增加部分程度上因为对非生产性工人构成的“新中间阶层”进行支持的成本的增加而被抵消。

格罗斯曼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世界市场上起反作用的趋势及其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意义上。他严厉地批评了以前所有的帝国主义理论，因为他们都忽视了资本主义扩张推动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它与剩余价值实现方面的困难无关，这种困难是深层次功能失调的后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这种困难是由格罗斯曼分析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匮乏引起的。罗莎·卢森堡是这种错误最著名的受害者，紧随其后的是弗里茨·斯滕伯格（参见以上第十四章）。鲁道夫·希法亭错把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银行暂时支配了产业资本，当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所具有的一般性历史趋势。格罗斯曼认为，积累越来越倾向于自我融资，而且“在最终的意义上，更多的是产业控制银行而不是相反”。希法亭的资本输出理论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无法解释在国际范围利润率差异一直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资本输出是一个近期才出现的现象。27 55即便是列宁，也错把抵消利润率下降的特殊手段（即垄断的增长）当成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并且没有能明确地把过度积累视为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

格罗斯曼的分析指出了可能会提高利润率的进入世界市场的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和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有关。格罗斯曼观察到，存在国际意义上的劳动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马克思曾提及这一点，但后来，除了奥托·鲍威尔，所有的人都忽视了这一点，但鲍威尔并没有把它和积累理论联系起来。格罗斯曼利用一个数字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在他的例子中，欧洲的有机构成和剥削率高于亚洲，利润率低于亚洲：

在这里，欧洲的资本有机构成是4，亚洲的是0.25，欧洲的剥削率为100%，亚洲的为25%；利润率分别是15%和21%。如果欧洲向亚洲输出资本，利润率就会在全球范围出现均等化，两组商品都以118.5的价格出售，共同的利润率为18.5%。欧洲的利润率上升，亚洲的利润率下降，价值从亚洲转移到欧洲。从而“技术上和经济上更加发达的国家以落后国家为代价占有了超额剩余价值。30

55这些利润的获得与亚洲国家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关系。这在世界市场上产生了持续的、激烈的竞争，并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激烈的对抗，因为一个国家的所得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从而，经济民族主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永恒特征，而不（像考茨基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帝国主义帮助提高利润率的第二种方式，是围绕原材料的垄断控制展开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资本家在新重商主义潮流中，把国家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又是一场零和游戏，其中每个国家都企图以其它国家为代价，来削弱自己的崩溃趋势（通过使不变资本贬值），其它国家被迫向它“纳贡”。因此，试图对商品市场进行国际调节是不现实的。32 55最后是资本输出问题。如前所述，格罗斯曼对所有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资本输出理论提出了异议。先前的著述家的资本输出理论依赖于发达和落后国家之间利润率的差异。因此，他们既忽视了利润率国际均等化的趋势，也忽视了由于最新技术的使用，殖民地的资本有机构成实际上可能更高。对格罗斯曼而言，过度积累再次成为决定性因素：“不是国外的利润率更高，而是国内投资机会的匮乏才是资本输出的根本原因。

帝国主义不仅因为危机变成全球性的而加剧了危机，而且还会酿成战争：“为投资渠道而战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因此，格罗斯曼认为，国际关系日趋和谐的观念是荒谬的。单个国家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格罗斯曼坚持认为，鲁道夫·希法亭提出的“总卡特尔”仅仅是一种幻想，因为希法亭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消除竞争和商品交换将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自身。因此，鲁道夫·希法亭的“总卡特尔”完全不可能成为一个资本家的协会。另一方面，任何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都是充满危机的。从而，受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格罗斯曼推断说，由于工资水平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日益严重的社会紧张是不可避免的。19世纪后期实际工资能够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而上升。这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了，因为过度积累要求资本家迫使工资下降。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者认为，绝对贫困只是历史上某一特定时期的现象，仅限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在格罗斯曼看来，这与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他认为，贫困化发生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晚期阶段，发生在“过度积累为工会活动设定了客观的限制”时。这将加剧阶级斗争。在格罗斯曼看来，崩溃理论和经常归咎于它的宿命论不是一回儿事。经济崩溃“虽然是一种客观必然，发生的时间也可以准确地推算”，但它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只能被动地等待着它的到来的过程。如果不是对它的抵制，贫困化将延长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而工会的抵制将加速它的崩溃。正如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表明的那样，工业中的冲突从根本上看是政治性的。罢工和裁员正在为资本主义的生死闹得不可开交。格罗斯曼的结论呼应了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和《阶级斗争》中的思想（参见以上第四章）。格罗斯曼宣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不是一个从外部带给工人阶级的理想，而是日常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