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

中国古代史家著史研史，常常不是作为衣食之道，也不单纯为保存史料，或发思古之幽情，而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以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或为将来提供借鉴为己任。

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有时表现为史家以自己的史学事业作为实现个人济世安邦的政治理想的手段，他们著史常常胸怀强烈的使命感，着眼于现实和未来。孔子著《春秋》是为了惩人心，救乱世，所以别善恶，寓褒贬，“乱臣贼子惧”。司马迁著《史记》，其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探寻“成败兴坏”之理，以前事为“后世之师”。杜佑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中唐时期，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为统治者施政提供借鉴，“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故历三十五年，撰成《通典》，备述历代典制损益沿革，努力从历史中总结出解救时弊的方略。北宋曾巩说：“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南齐书序》）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总结历史上的统治经验，为宋代提供鉴戒。明清之际，王夫之有感于国家的兴亡，长期隐居湖南石船山，著书立说，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写下的史论著作，深刻探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其中所包含的人文主义和民主思想的萌芽，百余年后对晚清的近代民主思潮起到了奇特的酵母作用。

经世致用的史学学风还体现在中国人重视史学的鉴古察今的作用。这种思想由来已久，《诗经·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西周统治者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召诰》）《管子·形势篇》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战国策·赵策一》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取鉴资治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使命。历史上那些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总是努力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求借鉴。汉朝建立，汉高祖刘邦便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因。”（《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汉初统治者正是吸取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提倡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发展生产，恢复经济，造成中国历史上被称之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唐朝建立，统治者就注意修史以达到借古鉴今的目的。令狐德棻向高祖李渊的建议便说：“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高祖下诏修史，言其意义便是：“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唐太宗及其大臣都努力借鉴隋朝灭亡的教训，以达到天下大治。当五部史书修成，史臣呈送太宗时，太宗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嫉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恩奖》）他还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贞观政要·任贤》）正是在吸取亡隋的教训的基础上，他实行了许多开明的政策，造成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关于史学的鉴古资治作用，清代的王夫之做过这样的总结：“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他还说：“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王夫之《读通鉴论》便是一部史论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