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治学风格

如前所述，基于他那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强烈的政治热情，凯恩斯高度关心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障碍究竟何在，以及如何解救这一中心问题，不断进行探索、探索、再探索。他撰写了大量短文、一些小册子和几部专著，力陈时弊，慷慨激昂，勇敢投入连续不断的论争。如果以他的三部主要著作为标志，这就是他救治英国乃至资本主义经济病症，不断规划诊治方案的“三部曲”：

第一步的“探索”：是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

第二步的“探索”：是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

第三步的“再探索”：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通论》。

凯恩斯在这种不断探索、寻求救治方案的过程中，突出地表现这样的独特治学风格：

这种乐观情调主要是指他对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抱着一种前程似锦的极端乐观态度。他确信这个世界本来能够保持完美无缺，只因政府当局的愚蠢和顽固，推行错误的政策，才使这个世界不能尽善尽美。他相信，世界的很多灾难，只要排除人为的愚蠢障碍，都是可以避免或加以补救的。他痛恨无知，因为它剥夺、破坏了人类那么多最宝贵的东西，这使他不仅从美学的角度蔑视它的丑恶，而且在情感上对之深恶痛绝。

他对眼前的错误是不肯妥协的。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能够同在主要问题上和他意见不同的人们完全和平共处。许多一度和他很友善的人们，由于彼此的见解南辕北辙，至少在某个时期成为他的敌人，还有一些人不幸一直是和他敌对的。

也正因为这种缘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成了对当时财政、政治领袖在经济政策上严重失误主要的无情批评家。例如，他在1929年5月大选时为自由党代撰的竞选纲领中，把长期慢性萧条归咎于保守党政策及其理论的错误，并严词指责。他写道⁽¹⁹⁾：“保守党政府把我们陷入了困境，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们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在指出保守党政府的种种错误理论观点以后，指出：“这是象征着萧条与腐朽的教条，所体现的是在消沉中的一个行政组织的怯懦、愚陋和遇事的横生阻隔”。“消极、限制、懈怠——这些就是政府的看家本领。在他们的领导下，我们不得不勒紧裤带，过着艰苦的日子。他们疑惧交集，对什么事都畏首畏尾，简直缩在家里不敢出头”。“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只是道貌岸然，顽固不化的几个老头子，对他们也不必过于愤激，只消在平易的心情下带些轻蔑，就可以使他们像一排九柱滚球一样，一齐倒下”。

试看，凯恩斯对保守党政府紧缩政策及其严重后果的指责是多么声色俱厉啊！正是由于他自己深信，只要改正了这些失误，这个世界就会百事顺遂，永葆安康。他面对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独特慢性萧条和20世纪3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危殆局势，他一方面明确承认，情势空前紧急，资本主义制度有全部毁灭的危险，但另一方面又盲目乐观，硬说只要对之作出更基本的诊断，开具对症的处方——政策措施，这种病症是完全可以救治的。他的《货币改革论》型货币调节方案、《货币论》型更为复杂化的货币调节方案以及《就业通论》型以财政干预为主导的需求管理方案，正都是在这种盲目的极端乐观主义情调指引下，绞尽脑汁而编制成的。在《就业通论》一书中，他不仅通过短期经济分析，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提供了一剂自诩为“妙手回春”的良药，而且还对资本主义的远景作了“极乐世界”的长期预言。“充分就业”的短期论证与“极乐世界”的长期预言相结合，这就构成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永恒康乐的极端乐观主义图景。乐观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这种境地，确实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虚幻情调，自欺欺人。

凯恩斯是一个以货币学家起家的经济学家。货币金融这个领域，相对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说，是比较接近于经济现实的。凯恩斯一生中所从事的经济研究，大多针对英国及国际上的重大而迫切的经济现实问题的。他不崇尚空谈，也不编写与经济现实问题无关的“纯”经济理论。概括起来，他治学风格中充满着务实精神，计有下列几个特点：

首先是研究课题有着严格而明确的针对性。他所研究的经济问题，都在当时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发生了病态，遇到了障碍，而且事关重大，情势紧迫，凯恩斯对之进行研究，撰写论文或专著，陈述自己的见解，为解救病症而出谋献策。他的上述主要专业著作“三部曲”在内容上都是如此。他早期出版的第一部经济学专业著作《印度的货币与金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所发表的战后国际金融体制重建方案，也无一不是如此。总之，他确实为解决当时国内及国际间重大的实际经济问题，费尽心力，鞠躬尽瘁，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其次是对问题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其一，尽管他对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充满信心，坚决拥护资本主义，但承认资本主义有失业问题和收入分配极为不均的缺点，明确承认经济发展中出现了病症，而且问题极端严重。其二，他虽然眷恋着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经济鼎盛景况，但明确地承认战后情况改变了，过去的老办法行不通了，必须改弦更张。以20世纪20年代英国长期慢性萧条阶段为例，英国朝野人士普遍留恋战前的黄金时代，大多主张“回到1914年”，认为只要恢复战前的原有体制，就可以恢复战前的经济均衡和繁荣。凯恩斯则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保守派不同，对解救问题的办法采取自由派的开明态度，反对全盘回复战前的旧体制和旧办法。如反对恢复金本位制，主张改采货币管理本位；如反对“财政部观点”，主张赤字财政和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等等。这样，他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处于“异端者”的孤立地位，其见解和主张不受当权派的重视和采纳。

再次是特别重视经济政策与经济理论的实践意义，尤其是它们在解救当时经济病症这一中心任务方面的实践意义。例如，以就业一般理论为核心内容的“凯恩斯革命”，首先是从经济政策（1929年通过的财政拨款、举办公共工程以解救失业的扩张政策方案）开始的，而不是从经济理论开始的。相对来说，经济政策比经济理论更富于实践意义，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凯恩斯在其所设计的救治病症的一系列方案中，既重视政策，也重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经济理论，使政策与理论紧密结合，两者不可偏废地构成其整个方案的完整内容。

不仅如此，在凯恩斯各个救治方案中的有关经济理论，都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绝不是什么“纯”经济理论。例如，《货币改革论》型货币调节方案中的货币数量论，其实践意义在于通过调节货币数量以稳定物价水平的这种具有实效的关联性。例如，《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中的“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其实践意义在于运用这一系列方程中各种因素的调节作用，去寻求物价水平的稳定。又例如，《就业通论》这一救治方案，是先从政策开始，然后再去编造一整套理论，作为政策的理论依据的。它的核心理论是“有效需求原理”，更细分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心理规律。这些理论都具有充分的实践意义。

总之，凯恩斯一生治学，绝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他的中心目标十分具体，那就是，面对当时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坎坷多艰的现实困境，以救危扶倾为己任，绞尽脑汁，把经济学专业知识当作解救这种紧迫局势的武器和工具。这是他治学风格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独特格调。

他是一个擅长写作而富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他高度关心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前途，而又处于国内和国际多事之秋，客观形势迫使他屡屡通过写作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出谋献策，以图拯救危亡于万一。他的撰写成果是多种多样的：既有通俗性的大量政治经济论文和若干小册子，又有专业性的多部专著。此外，还有大量书信和演讲词。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把他的主要作品选编成《凯恩斯选集》，共计30大卷，同他的前辈和同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对比，他算是“产量”最多的。如李嘉图的《全集》只有9卷，又如他的老师马歇尔和师兄庇古，著作数量比他更要少得多。

他的观点、学说、方案，以善变著称。他的主要专业著作“三部曲”，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政策方面，前后改变很大。如前所述，他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严重萧条的厄运，以“异端者”的身份，把困境归咎于执政当局的传统保守政策；坚信只要政策对路，困难是可以得到解救的。他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的这种基本态度，始终是一贯的，贯彻在“三部曲”的每一个救治方案之中。但是，“三部曲”体现着凯恩斯在救治方案具体内容方面的善变性。

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是他救治英国20世纪20年代独特慢性萧条初期病症的第一个货币调节方案。这一方案面世后，并没有得到当时执政当局的重视和采纳；同时，即使果真付诸实施，也未必有多大效应。随着特种慢性萧条的旷日持久，情势日益严重，凯恩斯很快就改变了他的观点，1925年就开始了撰写《货币论》的准备工作。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撰写，《货币论》终于1930年出版。这是针对20世纪20年代特种慢性萧条后期病症而编制的另一个类型的货币调节方案。这个救治方案仍然是以稳定物价水平、恢复经济均衡作为战略目标，是以货币调节为主要杠杆的，基本上并未同后剑桥派货币学说相背离。同《货币改革论》型货币调节方案相比，这个新型货币调节方案要复杂得多。但是，这时世界经济大危机正在加深，局势那样严重而深沉，这部宣传已久的两卷集巨著在此时出版，显得很不适时。凯恩斯很快意识到这种缺陷，把经过多年构思而凝成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建议，毫不留情地加以抛弃，立即开始《就业通论》这部“新经济学”体系的酝酿和准备。

他的上述救治方案“三部曲”，前后差异很大。《货币论》与《货币改革论》相比，《就业通论》同《货币论》相比，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都是各成体系，成为独立的专业著作。这就表明，凯恩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个重大的历史转变时期，随着经济情势恶化的不断加深，经济思想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不到20年的短期岁月里，凯恩斯在探索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的障碍并寻求解救方案这一个重大课题上，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连续发生了三次明显的、阶段性的重大变化。变化次数如此之多，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可以说，真是前后判若三人。凯恩斯这样的“善变”风格，在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整个发展史中，真是前无古人，恐怕也可能会是后无来者。

试以他的老师A．马歇尔同他相对比，其代表著作《经济学原理》在1890—1920年期间，前后改版八次。他的基本理论体系始终是一贯的，每次新版只是作些较小的增订，根本用不着把前一版的内容基本摒弃，重撰新书。至于他的师兄庇古，其《福利经济学》和《失业理论》两部主要著作，改版次数很少，更没有凯恩斯那样“善变”和多产了。在这种对比下，凯恩斯的独特的善变风格，就更具有典型性了。

凯恩斯一生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贯彻着激烈的论争。争辩的矛头直言不讳地指向当时执政当局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和传统的经济学教义。他勇于向当权者挑战，保持着“异端者”的风度。

从大学时代起，他就是一个侃侃而谈、慷慨陈词、尖酸泼辣的演说家。他是学生会里的风流人物，经常参加辩论，在整个大学范围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这种辩论实践对他后来长期的论争和挑战生涯是一种良好的训练和准备。他深谙经济学理论，而又能结合实际，超脱传统教义，对重大经济问题提出超群出众的新鲜见解。他工于文章，勇于向政府当局的错误政策挑战，展开论争。

以20世纪20年代的长期慢性萧条而论，论争十分激烈。

例如，英国战后初期经济严重失调，1920年爆发经济危机，随后处于慢性萧条的持久困境。这种经济灾难在好几年间刺激凯恩斯从事写作，发表他关于如何解救经济困境的对策。《货币改革论》主要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出世的。在此书中，一来坚决反对当局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致使物价水平不断下跌，招致产业萧条。同时，他偏好温和的通货膨胀，试图用这种货币政策去解救经济衰退。二来对当时英国朝野广大人士希望恢复金本位制，并回到战前金汇兑平价，坚决加以反对，主张改采管理本位的货币制度。他这些主张完全未被采纳，处境十分孤立。

例如，1925年英国决定恢复金本位制，并提高英镑汇价到战前平价，他坚决反对，认为金本位制这时已经是“一种野蛮作风的残余”，把决定恢复金本位制看成“大难临头”。恢复金本位制是由英国当时保守党内阁财政大臣丘吉尔作出的决定。凯恩斯紧接着就写了《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一篇长文进行辩论和指责，明确指出：“一个危害极大的下策”，“首先是出口行业将显著衰落”。他严厉地指责丘吉尔说：“您是在故意扩大失业。”在这一论争中，凯恩斯的论断后来果然灵验了。

例如，新古典学派关于失业问题的传统理论，认为失业是由于货币工资太高，只有降低工资，才可使企业家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增雇工人，解救失业问题。1925年英国按战前金平价恢复金本位制，输出更为困难，于是不得不把解救输出困难的希望寄托在降低工资上面，藉以改善国际贸易的逆境。凯恩斯坚决反对降低货币工资，认为这会引起劳资纠纷。1926年5月，英国工人阶级因抗议降低工资并延长工时而激起全国总罢工，煤矿工人罢工持续大约半年之久。凯恩斯亲眼看到全国总罢工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瘫痪的悲惨情景，心情当然甚为痛苦。他在这一事件上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

又例如，如前所述，英国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失业率，除1924年外，从未低于10％，这是长期慢性萧条期间最令人苦恼的病症。1929年5月英国大选，凯恩斯代撰自由党的竞选纲领，阐明劳合·乔治提出的由政府财政拨款1亿英镑，举办公共工程，使50万失业工人获得就业机会的扩张计划。劳合·乔治为了采用公共工程政策作为失业的治疗剂，四处游说。政府各部门用著名的“财政部观点”为理由，发表白皮书反对这一方案。凯恩斯立即参与论战，强烈抗议。他和赫·汉德森合写了《劳合·乔治能办到吗？》一本论争性小册子，答案是肯定的。他认为，通过政府财政拨款，举办公共工程，能够对救治失业起积极的效应：不仅是政府支出本身能够直接增加就业，而且还有由此而派生的收入，进而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间接增加就业。这样，最后之总的累计效应比原始支出所产生的效果要大得多。在关于救治失业的对策问题这次论争中，凯恩斯第一次逾越了货币调节的传统领域，进入了新的财政干预领域；同时，在讨论财政政策的效应问题时，也第一次含蓄地提出了“倍数”思想等新观点。这本论争性小册子所体现的“新经济学”思想是“凯恩斯革命”的开端。由此可见，“凯恩斯革命”是直接从救治失业病症的对策问题这种论争中脱颖而出的。

凯恩斯善于把经济领域里的普通事态和平凡事理巧加装饰，编制成一系列新颖，甚至有的艰涩难懂、有的离奇怪诞的术语和理论。

以一个个经济范畴、一个个经济学说而言，他在专业著作“三部曲”中，前后标新立异到了极点。

例如，以“利润”这个经济范畴为例，在《货币改革论》中，利润一词还算是袭用一般含义，没有玩什么特别花招。而在《货币论》中，对“利润”一词就尽了标新立异之能事，把这个范畴区分为企业家的正常报酬和“利润”两部分，把正常报酬当作生产费和收入之一部分；把利润称为“意外利润”，是常年产量生产费与实际销货收益两者之间的差额，不算是生产费，也就不算是社会收入之一部分。他进一步推导，认为这“意外利润”实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正”的意外利润将引起经济扩张的倾向，“负”的意外利润则促使经济衰退的倾向，只有产品的销售价格等于生产费，即“意外利润”为零，则经济处于静态的均衡状态，既不扩张，也不紧缩。因此，他提出经济均衡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消除利润，即利润为零。

把“消除利润”规定为维持经济均衡的首要条件，利润范畴被定义得这样奇特，使他的经济均衡理论被推导得这样怪诞，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中恐怕要算是空前绝后了。无怪乎他在《就业通论》一书中，把利润范畴这种怪诞的上述“两分法”定义完全加以摒弃，使其回复到普通惯用的含义。

他在《就业通论》一书中，把利润这个范畴规定为“预期利润率”，同“现实利润率”区别开来。我认为这是符合企业家作出投资决策时的主要准则的。可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又玩了一个花招，把“预期利润率”改换成“资本边际效率”，这就不能不算是标新立异了。

例如，以一般物价水平的决定因素问题而言，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中以稳定物价水平为战略目标，以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在《货币论》中，这个新型货币调节方案的战略目标和理论基础仍然基本上没有改变，但具体内容却复杂化了：在这个传统货币学说的基础上，增添了认为原被忽略了的一些因素，使之扩大化，编制成一系列的“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经济均衡的条件也增多了，货币金融调节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也增大了。但这毕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花架子，即使见诸实行，也准会丝毫无补于当时经济大危机的空前危殆局势，连凯恩斯自己对它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抛弃，这是势所必然的。到了《就业通论》型以财政干预为主导的需求管理方案时，货币仍然起重大作用，但与前两个货币调节方案不同，传统货币数量说被摒弃了，改换为以“半通货膨胀”为基调的“物价一般理论”，货币的最主要属性在于“巧妙地联系现在与未来”，货币“以重要而特殊的风格进入经济结构而发挥作用”。这样，把货币重新摆弄，算是彻底花样翻新了。

又如，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病症表现为市场的购买力不足，这是显而易见的病象，也是一般经济著作中惯常的说法。凯恩斯袭用马尔萨斯的观点，用“有效需求不足”去取代这种惯常说法。实际上，“购买力”、“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有效需求”，三者只是说法不同，含义却是一致的。凯恩斯善于吸取别人的东西，巧加摆弄，变成自己独特的新颖产品。他以“有效需求不足”为核心，从消费与投资两方面展开有效需求不足在原因方面的诊断探索，构成他那需求管理的整个理论体系。实际上，这些主要是吸取别人的东西而重新编排的体系。他以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失业”这一论点为主要思想基础，更把霍布森和道格拉斯等“消费不足说”接过来，改装成为“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还把他的老师A．马歇尔等的投资前景取决于利润率扣除利息率而得出的纯利润率这一投资理论承袭过来，加以补充增订，转化成为“资本边际效率”与“流动偏好”两个心理规律，再添加一些花絮，装配成一个崭新的“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实际上，庸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四要素的生产论、供求均衡的价值论和“四位一体的公式”的分配论，马歇尔早已确立，名目主义的货币观更是由来已久，凯恩斯把它们基本上继承下来，然后增添一些新的花絮，重新进行装配。市场供求原理是早已普遍通用的，凯恩斯把它接过来，一方面承认经济萧条中供给大量过剩，因而视为已知，不多加考察；另一方面特别强调需求的不足，摆弄成为“需要创造供给”的有效需求原理和需求管理方案。消费不足说和庸俗投资理论早已形成，凯恩斯把它们改装成作为“就业一般理论”之重要内容的三个基本心理规律。此外，强调心理因素，把它贯穿在整个理论体系之中的这种格调，心理学派和马歇尔早已建立起来，凯恩斯承袭这种格调，并作一些标新立异的粉饰和摆弄，构成一个充满心理色彩的就业一般理论体系。

关于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的思想渊源，下面还要专章进行论述。这里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正由于凯恩斯具有上述独特的治学风格，他才可能编撰成这样独特的新理论体系。试以罗斯福同他相对比，“新政”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方案属于同一范畴，而且“新政”的政府干预，在广度、深度和强度方面比《就业通论》一书中所指出的要明确得多，但罗斯福及其经济学谋士们却没有编撰出一套深奥完整的理论体系，唯独凯恩斯能够取得这种成效。这就可以看出，凯恩斯的独特治学风格，对于他那标新立异的“新经济学”理论的形成，确实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