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

第五节　《淮南子》

刘安像

《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淮南王刘安（约前170—前122年）主编。刘安是高祖之孙、武帝之叔父，以“辩博善为文辞”（见《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著称，招集宾客数千人著书立说。《淮南子》20篇（加《要略》为21篇），是刘安与门客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所著。这部书的著作意图，一是探求避祸求福、养生保身之道，即所谓“使人知先后之祸福，动静之利害”（《淮南子·要略》）；二是为统一的封建国家提供长治久安之道，即所谓究“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帝王之道”（同上）。成书后约在建元二年（前139年），献给武帝。但事过五年（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又过了十二年（元狩元年，前122年），刘安自杀身死。《淮南子》的主张虽然没有得到真正实行，但它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却有重要的地位。

《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博采众家之说。它的作者中至少有道家和儒家两派学者。全书从《老子》《庄子》中采撷的思想最多，又反复称引《诗》《易》等儒家经典。从法家学说中采取了循名责实、以法治国、因时变法等思想，又以阴阳五行说为骨架构成世界图式，吸取墨家思想较少，但在一些篇章中也有反映。因此，各篇观点不完全一致，有时同一篇中也有自相矛盾的说法。《修务训》《泰族训》有明显的儒家倾向，《原道训》《俶真训》《道应训》等则是以道家思想为主的典型篇章，而《主术训》《氾论训》《人间训》《精神训》等篇中，道、法、儒各家思想融合在一起。一般认为《淮南子》属杂家著作，原因就在于此。但是，道家思想在全书中占主要地位也是事实。《要略》篇概括全书的主旨说：“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叁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这正是道家的基本精神。高诱《叙》中也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淮南子》的作者认为：“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淮南子·要略》）就兼采众家学说而建立的庞大思想体系而言，《淮南子》是杂家著作，与《吕氏春秋》具有同一特点。就其体系的主导倾向而言，《淮南子》以道家为基础，反映了汉初的时代精神，与《吕氏春秋》不同。就融合百家的成果而言，《淮南子》比《吕氏春秋》的内容更加丰富，体系趋于严密。《淮南子》书中固然有许多的内容只是采撷前人思想，但在一系列问题上写出了新意。

《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论从道出发，把先秦道家关于道化生万物的思想与阴阳学说结合起来，穷究天地剖判、宇宙演化，对宇宙形成过程提出了系统看法。

《天文训》提出，原始的道是混沌无形状态，经历了“虚霩”“宇宙”“元气”几个发展阶段。之后，“元气”向轻阳和重浊两个方向分化形成天地，开始了有形发展过程，又形成日、月、四时、星辰、风雨雷霆、雾露霜雪、飞禽走兽。

《精神训》的宇宙形成论从未有天地阶段开始，经过万物形成阶段，一直讲到人类形成。它说“烦气为虫，精气为人”，人是天给予的精气和地给予的骨骸结合形成的。《俶真训》借用《庄子·齐物论》的命题，吸取其逻辑思维程序，把“有”解释为现实存在的万物，把“无”解释为有形物体以外的广大宇宙空间，把“未始有有无”解释为现实世界之前的时期，又把“有始”解释为万物萌生阶段，把“未始有有始”解释为万物萌生以前的阶段，又把“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解释为天地初开阶段。

《淮南子》的宇宙形成论是与神学目的论对立的。它用阴阳学说说明万物的产生和发展，把宇宙演化看成自然发展过程，排除了鬼神的作用。但又用“同气相感”说明天象运行与社会治乱有关，认为天象能预示人间祸福，人事能影响天象。

《淮南子》的形神观比前人有明显的发展。它提出形、神、气为生命三要素的学说。《原道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形（形体）是生命的基础，神（精神）是生命活动的支配者，气（也称为“气志”“血气”）是为生命输送能量的无形的流动体。三者具备，人才能有体力、视力、听力，才能识别黑白、分别美丑是非。形、神、气相互依赖，三种要素配合适宜则生命旺盛，一种因素失调则三者皆伤。“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五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淮南子·精神训》）精神对整个生命活动具有主导作用，精神消耗过度，整个生命就会受到损害。《原道训》比喻说：“火逾然（燃）而消逾亟。”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用烛火之喻说明形神关系，成为后来无神论者说明形神关系常用的比喻。形、神又可相对独立：“形伤于寒暑燥湿之虐者，形苑（病枯）而神壮；神伤乎喜怒思虑之患者，神尽而形有余。”（《淮南子·俶真训》）形体伤残而精神饱满的现象和精神枯竭而形体尚有活力的现象也存在。《淮南子》讲养生而不追求长生，认为使形、神各自的功能都发挥到尽头，然后同时消亡，就达到了养生的目的。人的精神“受于天”，形体“禀于地”（《淮南子·精神训》），天是清阳之气，地是重浊之气，所以精神和形体都本于元气。人死是“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同上），否认人死为鬼的迷信。在形神关系上，认为“五藏”不定，则“血气”动荡；“血气”动荡，则“精神”不能守。“五藏”决定“血气”，“血气”决定“精神”，倾向于认为精神依赖形体。但精神“受于天”、形体“禀于地”的说法没有摆脱形神二元论。既然形神是来源于不同的二物，就存在着分离的可能，当形体死亡之时，精神就有可能单独存在。《精神训》承认有所谓“形有摩（死亡）而神未尝化”的情况存在。这种“未尝化”的精神虽然是气，但无论如何是承认了精神可以脱离形体而存在。

《淮南子》的认识论是有创见的。它承认客观规律和客观真理，提倡不断积累知识技能，具体研究了认识方法，表现出较强的辩证因素和理性主义。从利用和改造世界的角度提出，事物的性质具有多样性，只要全面认识事物的性质，用其所宜，任何事物都有可贵可用之处，因此说“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物无贵贱”“物无不贵”（《淮南子·齐俗训》）。它又提出，任何事物有其主要性质，认识事物性质应当抓住主要性质。不能因为孔子曾困于陈蔡就认为他提倡的六艺无用，不能因为有“医不自治”的现象就认为医不能治病，不能因为冬有雷电、夏有霜雪的特殊现象而否定冬寒夏热的趋势，不能因为植物有冬生夏死的个别现象就否定冬死夏生的主流。以次要性质否定主要性质的思想方法，被批评为“不称九天之顶，则言黄泉之底”的“两末端仪”（《淮南子·修务训》）。它又从事物的联系出发，要人们注意认识相反事物的依存和转化。《人间训》说“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二者是依存而又转化的。转化的条件有“性”（个人品质）和“命”（环境遭遇）两方面。《俶真训》强调“命”起决定作用，说“世治则愚者不能独乱，世乱则智者不能独治”。《人间训》强调“性”的决定作用，说“积爱成福，积怨成祸”，是一种非鬼神的报应说。《淮南子》很重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强调要由“昭昭”（现象）而入于“冥冥”（本质）。它举例说：“琴不鸣而二十五弦各以其声应；轴不运而三十辐各以其力旋。……使有声者乃无声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动者也。”（《淮南子·泰族训》）二十五弦各有其声，三十辐条条转运，这是事物的现象。“琴不鸣”而成曲，“轴不运”而致千里，这是事物的本质。从外在的多样的现象进而认识内在的稳定的本质，才能真正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本质主要依靠心（即思维）的作用。心能够“见本而知末，观指而睹归，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详”（《淮南子·人间训》）。有这样一个故事：九方堙为秦穆公相马，回报说找到了一匹黄色的公马，派人去看却是一匹黑色的母马。秦穆公对这个连毛色和公母都弄错了的九方堙大为失望。伯乐却因此更加佩服九方堙相马本领高超。他说：“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淮南子·道应训》）因为公母和毛色对于鉴别良马并不重要，所以选择良马时可以不考虑，这里包含着认识事物时可以舍弃非本质现象的思想。

在历史观方面，《淮南子》提出“事”与“道”一对范畴。“事”指每个时代的事物，包括典章制度、治国方略、伦理规范和风俗习惯。“道”指社会历史生活的规律性，它是作为宇宙总规律的“道”的一部分。关于“事”与“道”的关系，《氾论训》说：“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又说“事”是“治人之具”，“道”是“所以为治”（《淮南子·氾论训》）；“事”是“成法”，“道”是“所以为法”；“事”是庄子所说的“迹”，“道”是庄子所说的“所以迹”。总之，“事”是变化的现象（“每弦改调”），“道”是不变的本质（“一调不更”）。从“事”的方面看，它肯定人类物质文明是进化的，“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淮南子·氾论训》）。宫室、机杼、耒耜、锄斧、桔槔、舟车、服牛乘马以及防御鸷禽猛兽的武器，都是人们在困难祸患逼迫下为了求其便利而创造出来的。它也肯定礼义法度是论世而立、随事而定的，“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淮南子·齐俗论》），“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淮南子·氾论训》）。古制未必都适合今世，今世之制未必都不善，“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同上）。这些看法与韩非的历史进化观一脉相承。从“道”的方面看，它又认为人类精神文明是退化的。它赞扬远古时代人类的精神“和顺以寂漠，质真而朴素，闲静而不躁，推而无故。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调于义，发动而成于文，行快而便于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侻（简易）而顺情。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淮南子·本经训》）。近世人性变得虚伪，风气变得败坏，仁义礼乐的出现就是精神堕落和社会衰败的象征。这又是老庄的老调重弹。

此外，《淮南子》书中还包括与黄老之学一致的“无为”观念，与老庄思想一致而又杂采孟、荀的人性思想，与儒家一致的民本思想以及本于《孙子兵法》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从总体来看，《淮南子》体系博大，内容丰富，虽熔铸贯通之功未就，然创新之意殊多。它是汉代学者对汉以前思想文化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综合汇集，反映出独尊儒术以前的学术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