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的管理思想

第五节　《淮南子》的管理思想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编写的一部论文集,故名。据《汉书·艺文志》云:“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118]今存21篇,盖内篇所遗。东汉高诱叙云:“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其说细也,则沦为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环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119]笔者认为此书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全书内容庞杂,但主要以道家思想为主轴,综合儒家、法家、阴阳家及墨家的思想精华,内容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管理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多个领域,对后世研究秦汉思想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初期,在学术思想方面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逐渐走向融合。在社会政治发生深层变革的现实面前,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们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将儒、道、法、名、墨、兵等各家思想会通起来,编撰成《淮南子》,希望为当时最高行政当局的管理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和经验。虽然未能实现这一初衷,但是,这部名著的思想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东汉经学家高诱评价该书云:“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120]这一论点对后世影响甚大,近代梁启超、胡适等人亦颇认同。胡适云:“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121]但是,这种看法有偏差。该书编撰者并未以道家者自居,《淮南子·要略》明确地指出该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122]《淮南子》。广涉诸子百家,甚至不惜在其中出现矛盾、对立的观点。论及管理思想,《淮南子》也不完全以道家的无为而治为皈依,而是兼容儒、法、墨诸家观点。其中还有各家之间的互相辩驳,以显示各种思想的优长。编撰者希望当时最高管理阶层能够兼采诸家之长,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管理国家的各种事务。

一、无为而治

先秦道家认为,自然无为是宇宙的普遍法则,他们认为这一法则同样适应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因此,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就成了最为有效的管理方法。《庄子·应帝王》中“天根”与“无名人”有一段关于管理天下的对话,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123]即谓天下万物若能够顺遂其天性而不受人为的戕害,那么天下就可以不治而治,即无为而治了。生活于西汉前期的刘安及其宾客,对秦朝的苛政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清晰的认识,极为关注先秦道家无为而治这一管理思想,他们不仅继承了无为而治的合理内核,还进一步从实践方法层面深入探讨。

刘安把庄子“顺物自然而无容私”作为管理的基本原则。《本经训》云:“至人之治也,心与神处,形与性调,静而体德,动而理通,随自然之性而缘不得已之化,洞然无为而天下自和,憺然无欲而民自朴,无禨祥而民不夭,不忿争而养足,兼包海内,泽及后世,不知为之谁何。”^[124]认为只要随顺自然之性、造化之流,即可天下自和、百姓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25]此处《淮南子》显然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无为的反面是有为,有为就违反了自然之性,“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者,用己背自然,故谓之有为”(《修务训》)。^[126]“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为而无好也。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主术训》)。^[127]妨碍无为而治的根本原因是管理者多欲,喜好有为。《淮南子》继续陈述有为管理的许多危害,“末世之政则不然。上好取而无量,下贪很而无让,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执政有司,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为治,无以异于执弹而来鸟,捭棁而狎犬也。乱乃逾甚”(《主术训》)。^[128]这些认识不仅符合历史事实,在今天的管理中也有借鉴意义,这就是老庄无为而治的合理内核。《淮南子》总结说:“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说山训》)^[129]

但是,《淮南子》并不完全认同老庄道家所说的“无为”。《修务训》云:“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130]《原道训》还云:“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131]“无为”并不是一事不做、心如止水,而是顺遂自然万物发生发展的本性,表面看是“无为”、“无治”,事实上做到了“无不为”和“无不治”。这样的“无为”显然突破了老庄思想。《淮南子》对“无为”的阐释,目的是要让无为而治这一思想具有可行性,而不是玄想、空想。

因此,《淮南子》提出了实行无为而治的基本方法。《原道训》云:“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循”、“因”、“权”皆表示要掌握和利用好自然万物的规律,顺遂其天性。历史上许多成功的事例可以证明这一方法的可行性。《原道训》云:“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蹠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员者常转,窾者主浮,自然之势也。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妪伏,毛者孕育,草木荣华,鸟兽卵胎;莫见其为者,而功既成矣。秋风下霜,倒生挫伤,鹰雕搏鸷,昆虫蛰藏,草木注根,鱼鳖凑渊;莫见其为者,灭而无形。木处榛巢,水居窟穴,禽兽有芄,人民有室,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秽裘,于、越生葛。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观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132]《淮南子》认为要以“自然”为体,“贵因”为用,使万物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才能够因之而成功。国家各种事务的管理也应该遵循天地自然之性,顺民性而利导之。《齐俗训》云:“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133]管理者掌握和运用这些自然法则,不妄作妄为,才能做到“无为而无不为”、“无治而无不治”。可见,《淮南子》提倡的无为而治,更突出了实践性。

但是,《淮南子》的这种思想存在夸大万物自在自为的倾向。所以,在认识天地万物规律性的同时,要发挥人类社会的能动性,这就是《淮南子》论述管理要以法家思想为辅的重要原因。

二、法治为辅

道家和法家都十分重视宇宙中的自然法则,但法家在强调遵循自然法则之外,更加注重管理国家所必需的媒介以及如何利用这些媒介。法家认为管理国家的媒介就是“法”(今天的制度系统)。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完全客观化成为一种类似器物的客体,国家的最高管理阶层任之而治,同样可以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战国时期法家学者慎到云:“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134]权衡、尺寸、法度皆为客观的无知之物,用之就可以达到所需要的客观公正。《淮南子·主术训》云:“今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故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人有困穷,而理无不通。由此观之,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至治。”^[135]就是管理国家要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再汲取法家思想的长处。

《淮南子》还探讨了立法的依据:“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于本者不乱于末,睹于要者不惑于详。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主术训》)^[136]认为法不是个人意志,而是表达民众的共同意愿;法从人间产生,又反过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一旦法立,就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主术训》)。^[137]甚至还认为法对国家的重要性超过君主,这一观点具有独创性。

立法之后的关键是守法和执法,《淮南子》认为管理者应该负有比普通民众更重要的守法责任。《主术训》云:“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有法者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138]在秦汉君主专制体制下,法之废立皆出于君主。法家重法,但没有解决立法权的问题。《淮南子》也没有意识到要先解决立法权的问题,书中再三恳求最高统治者要遵照自己所立的法来管理各种事务。“法籍礼仪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主术训》)^[139]君主所立之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县(悬)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主术训》)^[140]认为执法不避尊贵卑贱,贤与不肖皆一视同仁。只有守法和执法,才能够发挥法治为辅的作用,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同时,法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说林训》云:“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类亦甚矣!”^[141]不知法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犹如刻舟求剑,《淮南子》批评了这种循古守旧、不知法治之源的人,“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为学者循先袭业,据籍守旧教,以为非此不治,是犹持方枘而周员凿也。欲得宜适致固焉,则难矣”(《汜论训》)。^[142]因此,要学习古人立法的精神,而不是承袭其具体内容,“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世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齐俗训》)。^[143]法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适当变革,目的都是服务于国计民生,“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非乐变古易常也,将以救败扶衰,黜淫济非,以调天地之气,顺万物之宜也”(《泰族训》)。^[144]《淮南子》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论述了立法、守法、执法和变法等关于法治的各个环节。但是,法家过分强调法治的主体,忽视法治的客体是有生命感情的人,容易产生严刑峻法的暴政,这是法家的缺陷。所以,为了救弊补偏,《淮南子》又提出要兼采儒家思想。

三、兼采仁治

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进行管理具有许多局限性。《淮南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法家思想的短板:“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淫辟,乃随之以刑,绳之以法,法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泰族训》)^[145]法只是管理国家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而犹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为中也”(《泰族训》)。^[146]因为法家思想的这些局限性,所以在某些时候可以忽视法家。《俶真训》云:“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147]如果过分地信用法,就会产生严刑峻法的暴政。《览冥训》云:“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148]

因为过分地任用法家会产生诸多弊端,所以《淮南子》认为要兼采儒家的仁治。《淮南子》认为仁治的前提是要有贤能仁德的管理者,“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晋献公欲伐虞,宫之奇存焉,为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赂以宝玉骏马,宫之奇谏而不听,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宝牵马而去。故守不待渠堑而固,攻不待冲降而拔,得贤之与失贤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鲁,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泰族训》)。^[149]贤能仁德之人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而不是有法无法。《本经训》云:“古者圣人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愿。”^[150]因此,管理者要任用仁德之人。《主术训》云:“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终身伤。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是绳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151]认为国家管理得人则国治,否则就国危;君主本身的道德修养也影响着能否真正得人。

《淮南子》论管理倡扬儒家的仁义之道。《泰族训》云:“虽有知能,必以仁义为之本,然后可立也,知能蹐驰,百事并行。圣人一以仁义为之准绳,中之者谓之君子,弗中者谓之小人。”^[152]儒家圣贤不仅以仁义之道为其修养之本,同时,仁义之道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主术训》)。^[153]《淮南子》认为桀纣败亡,汤武昌盛,其原因都在于是否推行仁义之道。桀纣等亡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居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汜论训》)。^[154]如果他们修仁义之道,行仁义之政,则汤武不敢谋。出于对秦朝任法而亡的警惕,《淮南子》强调仁义为管理之本,而法度为末。《泰族训》云:“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智伯不行仁义而务广地,故亡其国。”^[155]管理者如果将仁义与法度的关系弄颠倒,那么国家就可能败亡。秦国一切皆任用商鞅之法,最终灭亡了,就因为“察于刀笔之迹,而不知治乱之本”(《泰族训》)。^[156]《淮南子》认为仁义是法度的内核,体现其融合儒法的思想。

《淮南子》兼容道家、法家和儒家等各家管理思想,其间不是观点的简单凑集,而是立足变通改进,会通诸家之长。《要略》篇探讨了“儒者之业”、墨子“节财薄葬闲服”之论、《管子》、“晏子之谏”、“纵横修短”、“刑名之书”、“商鞅之法”产生的渊源,认为他们都是顺时势而生,后人不必墨守成规。最后,《淮南子》自我总结:“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157]对诸家学说,《淮南子》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局限性,即“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俶真训》)。^[158]因此,管理国家就不能仅用或偏用一家一说,而要“与世推移”,兼容众长,建构一种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管理思想体系。

《淮南子》还认为管理要善于变通,因时为治,采用适宜时代条件的管理措施。《汜论训》云:“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认为从前的制度、法律、礼乐、风俗等要“与时变”、“与俗化”,要“各因其宜”,“各便其用”,变古与循俗都要因时为治。《汜论训》还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159]认为管理因时而变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利民”、“周事”,这样的管理方法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注释】

[1](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9页。

[2](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2页。

[3](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9页。

[4](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5页。

[5]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6](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1页。

[7](西汉)陆贾著:《新语》,第6页,见《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2006年。本著所引《新语》语句,皆出自《诸子集成》本,下文同。

[8](西汉)陆贾:《新语》,第6页。

[9](西汉)陆贾:《新语》,第6～7页。

[10](西汉)陆贾:《新语》,第3页。

[11](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97页,见《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本著所引《淮南子》语句,皆出自《诸子集成》本,下文同。

[12](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17页。

[13](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8页。

[14](西汉)陆贾:《新语》,第2页。

[15](西汉)陆贾:《新语》,第2页。

[16](西汉)陆贾著:《新语》,第2～3页。

[17](西汉)陆贾著:《新语》,第3页。

[18](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56页。

[19](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255页。

[20](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253页。

[21](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57页。

[22](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236页。

[23](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236页。

[24](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62页。

[25](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47页。

[26](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47页。

[27](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28页。

[28](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9页。

[29](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9页。

[30](西汉)陆贾著:《新语》,第3页。

[31](西汉)陆贾著:《新语》,第3页。

[32](西汉)陆贾著:《新语》,第6～7页。

[33](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3页。

[34](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3页。

[35](西汉)陆贾著:《新语》,第5页。

[36](西汉)陆贾著:《新语》,第5页。

[37](西汉)陆贾著:《新语》,第6页。

[38](西汉)陆贾著:《新语》,第8页。

[39](西汉)陆贾著:《新语》,第4页。

[40](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8页。

[41](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8页。

[42](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0页。

[43](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

[44](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45页。

[45](西汉)陆贾著:《新语》,第6～7页。

[46](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7页。

[47](西汉)陆贾著:《新语》,第5～6页。

[48](西汉)陆贾著:《新语》,第3页。

[49](西汉)陆贾著:《新语》,第5页。

[50](西汉)陆贾著:《新语》,第2页。

[51](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9页。

[52](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4页。

[53](西汉)陆贾著:《新语》,第6页。

[54](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页。

[55](西汉)陆贾著:《新语》,第3页。

[56](西汉)陆贾著:《新语》,第2页。

[57](西汉)陆贾著:《新语》,第7页。

[58](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5页。

[59](西汉)陆贾著:《新语》,第5页。

[60](西汉)陆贾著:《新语》,第4页。

[61](清)王先慎著:《韩非子集解》,第155页。

[62](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0页。

[63]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58页。

[64]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58～359页。

[65]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59页。

[66]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页。

[67]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页。

[68]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页。

[69]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8页。

[70]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8页。

[71]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页。

[72]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

[73]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289页。

[74](西汉)陆贾著:《新语》,第5页。

[75]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76]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77]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

[78]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79]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80]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81]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

[82]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页。

[83]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64页。

[84]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56页。

[85](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第231页,见《诸子集成》(第六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本著所引《吕氏春秋》语句,皆出自《诸子集成本》,下文同。

[86]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页。

[87]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页。

[88]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页。

[89]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231页。

[90]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

[91]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8页。

[92](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35页。

[93](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0页。

[94](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页。

[95](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5页。

[96](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5页。

[97](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3页。

[98](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3页。

[99](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5页。

[100](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2页。

[101](周)慎到撰:《慎子》,第4页,见《诸子集成》(第五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本著所引《慎子》语句,皆出自《诸子集成》本,下文同。

[102](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74页。

[103](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0页。

[104](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7页。

[105](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4页。

[106](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34页。

[107](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3页。

[108](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4页。

[109](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37页。

[110](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36页。

[111](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36页。

[112]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113](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40页。

[114](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8～80页。

[115](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42页。

[116](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0页。

[117](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5～2910页。

[118](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1～1742页。

[119](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2页。

[120](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页。

[121]胡适著:《淮南王书》,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13页。

[122](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76～377页。

[123]陈鼓应注释:《庄子今译今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5页。

[124](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17页。

[125](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0页。

[126](西汉)刘安著,(东汉)高诱注:《淮南子》,第333页。

[127](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43页。

[128](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28页。

[129](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272页。

[130](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31～333页。

[131](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8页。

[132](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5～6页。

[133](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72页。

[134](周)慎到撰:《慎子》,第7～8页。

[135](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31页。

[136](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41页。

[137](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40～141页。

[138](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40～141页。

[139](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41页。

[140](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41页。

[141](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289页。

[142](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216页。

[143](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78页。

[144](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52～353页。

[145](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57页。

[146](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55页。

[147](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24页。

[148](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98页。

[149](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57页。

[150](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23页。

[151](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35～136页。

[152](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60页。

[153](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52页。

[154](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221页。

[155](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64页。

[156](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66页。

[157](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76～377页。

[158](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24页。

[159](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