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变求新，经世致用

曾国藩箴言：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便游四宇尚已。

早年在京做官期间，曾国藩就开始研究“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外患有“英夷”，内有太平天国，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针对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地并有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

所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时，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灭洪、杨。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曾国藩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

当时掌握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曾国藩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yǔ，坏，劣)。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曾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政风颓靡，当皇帝下诏求言时，他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从而体现了曾国藩明道经世的抱负。

曾国藩所指的经世致用之学，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社会民生，实际上，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学，与今日的经济学相比范围要大得多。我们由一副常见的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便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之学就是经世之学，也就是曾国藩的救国主义。

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之学与经济之学本来是统一的，但有时也容易出现“详于体而略于用”的倾向。所以，他要将“经济”突出出来，使之与“义理”平列，从而避免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同时，如果说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主要还是一个“为文”之文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明确指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是四种“为学之术”，从而大大扩大了其适应范围，并使之成为理学经世派的一个理论纲领。曾国藩提倡“经世致用”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的身体力行，还在于他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补充了“经济”，使之明确地成为一个学术纲领。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那就是学以致用，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乃至读书死，而必须把书上的知识同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曾国藩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极为突出，例如对地理知识的学习，他常左图右书，彻底求索;从军以后，更是熟读兵法，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

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实践体会到，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回事。古代有些名将，如西汉的韩信、东汉的皇甫堤，并没有听说他们著书立说;近代的戚继光，能著书立说但其指挥的战事并不太大;像孙武这样的军事家，有实践又有理论，毕竟少见。所以说，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码事，但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将军，就不能不读书，尤其是兵书。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时，曾国藩还特别喜欢研究王船山(王夫之号船山)的著作。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学习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倡导“王学”有极大的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把孔、孟、周、张、程、朱，以及王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反复地大量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更是烂熟于心，由此总结了大量的心得体会，在他的日记中均有记载。在曾国藩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学习的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同时也学习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这股风潮正如郭嵩焘所说: “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这些将领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 “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

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更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能够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了。

为了攻克金陵，积累攻城经验，曾国藩曾翻阅了大量古籍，写下数十篇越镇或越寨进攻而胜或败的战例，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其中一篇就是探讨唐太宗亲征高丽的。太宗攻下盖牟等城后到达安市，将要决战，对方合兵布阵，长达四十里。江夏王李道宗说: “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太宗没有答应。后来进攻安市，终于没有攻下。曾国藩评论道:李道宗请越过安市进攻平壤，这是一条充满危险但能出奇制胜的妙计，太宗不用其计，终于无功而返。

在所有关于战争的古书中，曾国藩最欣赏的就是《史记》中的战争描写。

他说: “除班(固)马(司马迁)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账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然而，即使是《史记》，曾国藩也是心存疑云的。同治十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就记下了他读《史记》的体会:《史记》描述韩信击败魏豹，是利用木罂(小口大肚的木瓮)把军队渡过河去，书中所说破龙且是用沙囊(沙袋)堵住水道，曾国藩不以为然———魏豹以大将析直抵挡韩信，以骑将冯敬抵挡灌婴，以步将项它抵挡曹参，如此看来，那双方的兵马不下万人，木罂能渡多少人过河，至多不过二三百人，这怎么能取胜呢?沙囊壅水，不可渗漏，除非运用役夫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如此考虑，这两件事都不可信。

大量事实表明，曾国藩的经世致用之学并非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来源于实践又应用于实践的，他做到了学以致用。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活跃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当代人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