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航空科学家和教育家

范绪箕　我国航空科学家和教育家

◎朱隆泉　孟　雁

范绪箕教授

范绪箕（1914—　），江苏南京人，我国著名的力学教授、教育家。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学院热结构力学研究室教授，共产党员。193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后赴美国留学，1937年获加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38年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在著名科学家冯·卡门教授指导下进行博士研究工作。回国后，先后任浙江大学副教授，原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创建了浙江大学航空系，任系主任；组建了华东航空学院并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副院长；主持了南京航空专科学校改校为院的工作，任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当选为江苏省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全国人大第三届代表，中国航空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二届理事，江苏省力学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和航空学会第一届理事长。1979年调至上海交通大学，先后任副校长、校长等职。

深受父兄影响，成就一生志向

范绪箕，1914年1月5日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范其光是清政府选派的第一批留俄学生，十三四岁就到俄国学习，后专门学习铁道工程测量，而且一学就是十几年。范其光在俄学习期间，曾参加由俄国支持的满洲里——绥芬河铁路的测量和修建工作，回国后担任中东铁路中俄理事会、理事和中东铁路局代理局长，1933—1935年期间，他还兼任过哈工大校长。范其光是一位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范绪箕和哥哥范绪筠受父亲的熏陶，读书都十分勤奋。

范绪箕和范绪筠先后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俄文预科班学习，生于1912年的范绪筠1933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校资助，同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37年获科学博士学位，于同年回国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任教。范绪筠是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世界半导体物理开创性研究人之一。

1936年，在范绪筠的资助下，范绪箕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攻读机械和航空工程，1937年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这一年国内发生“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的飞机在中国的上空狂轰滥炸、横行肆虐。范绪箕深感祖国航空事业之落后，强烈的爱国热情如同战火在燃烧，这也促使他萌发了发展祖国航空事业的人生奋斗目标。这一年，他在世界著名科学家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指导下攻读航空工程博士学位，与范绪箕同在冯·卡门指导下学习的研究生还有钱学森。冯·卡门是20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号称“世界航空科学的泰斗”，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航空研究院院长期间，开创了辉煌的卡门年代。在学风上，冯·卡门强调独立思考、自己动手解决问题；在研究上，冯·卡门强调理论研究联系实验观察，而且受实验观测指导，这些都对范绪箕以后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起着重要的影响。

1940年，范绪箕获得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博士学位后，因母亲重病应召回国。嗣后，他历尽千辛万苦，到当时已西迁遵义的浙江大学任副教授，担任空气动力学、材料力学等课程的讲授。1942年应聘到航空研究院（成都）任研究员，同年他在全国工程师学会上发表的论文《三边固定一边自由板在集中载荷作用下的弯曲问题》被评为特等奖。1943年受聘于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当时迁到昆明）任教授。

创办航空院系，开拓空天教育

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他再次应聘到浙江大学积极创建航空系。当时学校经费十分困难，物质条件艰苦。他认为“航空学科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实验设备”，作为首任系主任，他一面大力聘请专家、技术员和工人，一面积极筹建实验设备，尤其是风洞的建造，做出巨大贡献。他自行设计图纸，制定修建计划，缺少经费，他就自己出资千方百计搞材料，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加工，终于建设成功我国第一个自筹自建的风洞及航空实验室，在浙江大学航空系教学工作中发挥了奠基作用。这座风洞后来随院系调整迁往西安，继续在西北工业大学的教学中发挥作用。在浙江大学，他还先后主持建成了结构试验机、落震试验台、发动机试验台及仪表自动设备试验室，开设了航空工程的全部课程。他担任空气动力学、飞机结构力学的授课任务。建成了一个在当时国内比较先进的航空系。1947年他被浙江大学推荐为中央研究院候选院士，但由于时局动荡，中央研究院增选院士的计划搁浅而未成功。

在浙江大学工作期间，范绪箕对当局的贪污腐化之风深恶痛绝，积极投入了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他积极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受到了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拥戴。1949年全国解放，他被浙江省军管会任命为浙江大学、英士大学、之江大学3校接管委员会委员，接管工作结束后，任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总务长。其间，对学校的财务管理改革、校园建设和管理工作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范绪箕奉命主持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3校航空系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学院的工作，选址建校于南京，他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兼教务长。建校后任副院长兼教务长，并担任工程数学、材料力学等课程的讲授任务。1956年，华东航空学院迁往西安，他奉命调南京航空专科学校，主持改校为院的工作，建成南京航空学院，任副院长。他本着加强基础，因材施教的原则，修订了各学科、各年级的教学计划，把专科教育提升为大学本科教育，并担任了工程数学的讲授。

范绪箕的教学生涯是丰富的，据聆听过他讲课的一位研究生说，他虽是一位力学家，但数学功底十分深厚，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想当物理学家，首先要是一个数学家。”他说，一个教育工作者，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首先是传道，他说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想立业必先立德”。他在教育中努力贯彻这些教育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58年，范绪箕提出在南京航空学院进行无人驾驶飞机的科研计划，得到了原国防部5院钱学森院长的大力支持。他在“以任务带教学和实验室建设”的思想指导下，筹划、主持设计和建造了600×600mm的亚跨超音速风洞，2.5×3m的低速风洞，和我国第一台液压三轴飞行姿态模拟转台。在学科建设上，建立了电子计算机和遥控遥测专业。这不但为南京航空学院的教学、科研和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国家的多种导弹型号和飞机型号的设计提供了地面模拟与试验手段。与此同时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新型专业人才，使南京航空学院在不长的时间内，从一个专科学校成为一所合格的大学，成为科研教学并重的人才培养基地。由他主持的这些大型设备的建成，经专家鉴定，分别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和省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取得的这些成绩加上南京航空学院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进一步努力，促成南京航空学院在不长的时间里，一跃成为全国重点大学。

出任交大校长，倡导教育改革

范绪箕受过有俄国教育背景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教育，又在美国了解了欧美教育，对西方教育经验有深切的体会，回国以后他把这些经验运用到教育实践中，特别是担任上海交大校长以后，在大力推动交大的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推动教学改革，贯彻了新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制度，为后来上海交大的起飞准备了强大的动力。

1979年，他到上海交通大学任副校长，次年任校长。在上海交通大学，他针对当时的专业教育中学生知识面窄的弊端，大力推行教改。如提倡跨学科制度，成立了跨学科委员会，鼓励发展新的跨学科专业，建立了生物技术等专业；推行启发式教学，提出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口读并重的外国语教学方向；推行本科教育“外语教学不断线”，为上海交大学生的学习打下了深厚的外语基础；大力推广计算机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应用，使上海交大计算机学科很快进入先进行列；实行在一定的名额下优先选派优秀大学毕业生出国进修读正规研究生，少派进修教师的方针；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不仅重视外语的培训过关，而且要求专业基础与外语并重，亲自主持了选拔工作，并亲自出国考察，联系外国各知名院校导师，确定培养名额，打开了学术交流的门路。他应邀至国内外院校进行讲演，撰写了多篇有关教改的论文，其中《改革理工科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高等工程教育要实行多层次化》、《对我国当前高等工科教育中些问题的看法》等文章，对高等教育的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分别获教育部和上海市教育研究优秀论文奖。

范绪箕深知工程技术离不开科学之源，而科学的发展又须遵循“分则深，深则通，通则合”之路。他认为，建国后照搬苏联高教模式，在院系调整中搞文、理、工分校，是“高教发展之大碍”。到上海交大后，看到“院系调整”把交大这样一所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融理工管于一体的著名学府，被拆得只剩工科，深为痛惜。因而，他就任伊始即致力于推动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学科交叉和加强基础理论课程等工作。支持应用数学系、应用物理系、应用化学系、工程力学系、科技外语等系的建设，提倡发展管理、人文、生命学科，建立了人文学院和生物科学与技术研究所（后来发展成生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其中有的成为学校的强势学科。

随着新建理科系学术水平的提高，他要求各系逐步突破“应用”的局限，向具有较厚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理科系迈进。

他主张加强英语教学。当时，学校的英语教师多由俄语转行，教学中拘守用外语读懂科技书刊的低要求。他指出：语言“既是工具，更是文化”，不能只训练学生阅读科技外语书籍，还要引领学生进入外来文化领域，提高学生的国际交往能力，使之在听、说、读、写的互促中长进，这才符合学习英语语言的规律。从而为外语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调集英语教师力量，使英语教学水平很快领先全国工科大学。

范绪箕目睹世界名校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大势，纷纷更新学科结构，于是以微电子信息技术革命为导向，对交大的学科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拓展和更新。首先，随着学校从造船工业部重归国家教委管辖之时，摘去了一些工科系的“船舶”帽子，拓宽了它们的学术领域，并与微电子信息技术紧密结合，以求“老树开出新花”。继而，在数学、物理、化学、电子、自控、材料、仪器等系科，增设与微电子信息技术软硬件紧密衔接的新学科，以求耦合互动，整体推进。

他认为，微电脑普及并网络化之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科研、生产）在方式方法上，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有鉴于此，他一再呼吁高教主管部门，给大学配置高性能的计算机，并说“这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不久，交大率先建立起高性能的计算中心，并向全校开放；从硬件上促进了各学科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主张对学生“计算机教学不断线”，不断改善计算机试验条件，增加学生上机操作训练的时数，计算机教学及在科研中的应用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科综合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新兴学科不断从传统学科的交叉结合部脱颖而出。他以科学发展规律的敏锐目光，说服相关学科带头人，突破传统领域，成立了6个跨系学科委员会，堪称交大学科体系走向“合纵连横”的先导，其中有的现已发展为专门的学院或系。

范绪箕（立者）在欢迎美国前总统卡特的会上讲话。（从左到右）顾问朱物华、上海市副市长杨堤、卡特、副校长范绪箕、党委书记邓旭初、副校长朱雅轩

他认为现代大学具有发展科技、创新知识的功能。然而，大学的知识创新是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实现的，离开了教学过程和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时，高校教师中出现了“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上海交大也受到影响，他积极采取措施，缩小这种影响，加强教学、教材建设，进行教学研究和教学质量检查，评选优秀教学奖项等，坚持以“培养人才为主，教学为中心”，一时间在校园内形成了一个上上下下重视教学、精心育人的好风气。

范绪箕作为一个资深教育家，抓教学工作时的踏实细致作风，也着实令人敬佩。以基础理论课建设为例，他首先抓“教师归队”，把撤销基础课时散居各系科的数理化教师集中起来，从事课程建设，与此同时，吸取中外名校经验，让资深教授讲基础课。鉴于教材陈旧，早在全国统编教材之前，他就要求参照国外一流大学水准，自编教材，“删去繁琐，补充新知”。

他提倡“继承和发扬交大的革命传统与教育传统，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几乎在每次开学典礼上，他作报告都要讲“老交大传统”，“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科技人才”。要求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要尽快地掌握大学学校规律，逐步学会独立看书、独立做试验、独立完成作业，主动地学习。学校实行学分制、选修制、导师制，也是为了你们掌握主动，培养智能”。

在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中，他对导师们说“不要两只眼睛只盯到国外，要看到我国也有好的，不要妄自菲薄”。1981年5月11日，他在研究生导师座谈会上讲话，强调“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要加强创造能力的培养”。他说：“去年我校的研究生书读得太多了。我一直主张把读书与研究课题结合起来。博士研究生在研究工作上要有一定的创造性。硕士研究生搞课题研究，可以老题新做或新题老做。博士研究生就不能这样，对研究的问题，一定要在物理模型或数学模型的建立上有所创见，有所突破。”他还主张“理工文结合”培养研究生，例如：数学系一位研究生听图像处理课时，发现“图像处理中可以用模糊数学”，于是与图像处理的教师、研究生组成研究班，这位研究生讲了模糊数学课，双方得益匪浅。这种学科交叉“有利于新学科的发展，老学科的提高”。“研究生对外系开点课好，讲课可以推动自己的学习，讲不讲课收获大不一样”。研究生可以做点助教工作，美国大学中就没有助教，有的使用研究生上课。“现在的科学家在本领域中往往走不出来，要看到与别的学科的关系，在解决别的学科问题中走出新路子来”。

1980年9月，他在《如何发展我校重点大学的优势》一文（《上海交大》1980年9月13日）中，要求讲师以上的教师既要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又要有较高的科研水平，“教学和科研一定要同时进行才能收到成效”，因为一个教师有效工作时间只有30—40年，间歇式的搞教学或科研收效就小了。他主张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要与研究生、大学生组成“连环套”式的教育方式，“是重点大学的特点，是提高教师，培养学生的有效的途径”。“我们除了传授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智能和素质，这是能否出人才的关键。”智能即自学能力、研究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他认为学生的素质应包括性格、毅力、志趣、气质、风度等，要通过各种锻炼来提高，“一个人没有远大理想、高尚的情操、谦虚有礼、文明大方的气度，是不可能取得很大成就的”。为此，他自己身体力行，努力改革学校课程结构和教学法，以适应提高学生智能的要求；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学生的素质。

范绪箕深知科技创新源于求异思维，而求异思维发自学术争论。他主张教师讲课时要与学生交流，进行启发式教学，决定把课堂讨论引入基础课教学，先后在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等基础课程中试点讨论课，这样来活跃学生思维，使教师讲课废除注入式，采用启发式，为此，他经常深入课堂听课，向教师们介绍国外高校和学术界通过“沙龙”（seminar）触发思想火花，推动科学文化发展的历史。从而带动系、室两级教学干部，形成了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的好风气，全校教师研究教学法蔚然成风。

范绪箕强调教师要拓宽知识面，博中求精，为此，他竭力提倡本科教育阶段学生要逐步提高自学能力；研究生培养阶段则要鼓励学生博览群籍，通过研究，超越教师。

革新教学制度，让人才不拘一格，脱颖而出。为此，在他的主持下，推出了一系列体现因材施教、不拘一格的教学制度改革和措施：先后实行了选修制、学分制、导师制，以及有利于优秀生脱颖而出、成长为杰出人才的选优制。优秀生十里挑一，由各系选拔；优异生百里挑一，由学校选拔。第一批优异生答辩之日，范绪箕亲自主持。在优异生中的某些人得到了各系的重点培养；有的配备了导师，通过免修和选课程，提前确定方向，进入科研工作中；有的根据其志趣和特长，给予较好的图书资料和实验条件，促其自主发展。他还亲自主持过口试，选拔出国留学研究生，根据他们的专业最新方向，亲自为他们联系出国留学和导师，为了保证他们通过英语资格考试，还指定了专门教师办托福考试培训班，保证了他们全部合格。其中不少人日后学有所成，成为同辈人中的佼佼者。

追求空天科技创新

范绪箕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科研促教学的方针，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创新。

在浙大创建航空系的阶段，他结合教学实验设备建设进行科研，为了建设3英尺实验段口径的风洞，他参考了清华的原沃顿道夫的风洞设计。为了保持风洞转角处气流的平顺和稳定，他采用保角变换的方法，通过对转角处的气流计算、校正和试验，把转角叶片从固定改为部分可调，保证了试验的气流平顺。在其他实验设备建设中，也采取了类似的研究方法，并且把助教和高年级学生、实验员组织成为不同的小组，既保证了设备建设，又培养了教师和学生。

在南京航空学院工作期间，他于1968年提出了设计和建设无人驾驶飞机的计划，得到钱学森的肯定和支持，配合正在发展的某型号飞弹的需要，进行靶机的研究和试制。这是一项高端的科研任务，必须根据模拟的目标飞行轨迹，进行气动和结构设计，还必须进行自动控制和遥控操纵设计，还需要制备相应的地面实验设备。因此，这是一项关系航空航天学科全面发展的科研课题，它既可以全面带动学校的科研，又能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经过组织教师队伍全面攻关，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建成了改进的AT-1高音速风洞，由于当时钢铁材料缺乏，他提出改回流为直流，并亲自领导这一改型设计建造，同时还建成了3米口径试验段的回流低速风洞，以及飞行模拟实验台等大型设备，建立了无线电遥控教研室和计算机教研室。国防科委五院的庄逢甘院士两次陪苏联专家前来考查，对设计方案及设备的建设给予了肯定。

他在上海交大所进行的第一项科研任务，是关于某型号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石墨喉衬改进设计，由于石墨喉衬承受高温致使其原设计在工作中发生碎裂。他根据其工作条件，导出了横向同性材料轴对称问题瞬态温度场和热应力的有限元公式，编制了计算程序，对“喉径”的设计进行了修改。在解决了理论计算后，又到基地试车台进行试车，取得了满意的结果。为配合试车又研制成微机控制数据采集系统及动态测量装置，并在上海市高教局的主持下进行了鉴定。这一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在我国80年代初属于高端技术的稀有科研设备，故根据要求也为航空、航天和船舶设计科研院所制造了多台设备，供他们使用，并被香港新华出版社纳入《世界优秀专利技术精选》一书中，发给了荣誉证书。他从此步入了热应力研究阶段。他建立了热应力研究室和实验室，招收研究生，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走访了这方面的权威学者，如美国的BA.Boley、R.B.Hetnarski及日本的竹内洋一郎和加拿大的徐泰然等著名教授，并在徐泰然所在的曼尼托巴大学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进修和研究工作。他的《热弹性动态非耦合问题数值分析》的文章，经竹内洋一郎推荐，登载于由Hetnarski主编的Journal of Thermal Stresses，Vo1.7，No.2.

1980年4月19日，范绪箕校长（左二）在实验室指导研究生

在实验室建设方面，他首先考虑到的是热光弹性实验，在这方面他用了约10年的时间，建成比较完整的包括激光测试和计算机数据采集在内的实验室。为了配合瞬态热应力的理论分析研究，他采用了焊接中移动热源对瞬态温度场进行模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多次在国际激光会议宣读和论文集上发表，与该会议主持人纽约石溪大学的姜复本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并派遣了进修教师。在这一阶段的科研中，他和研究室人员研制成的材料热膨胀系数微位移激光扫描试验技术，于1988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热物理会议上宣读时，受到广泛的关注。美国国家计量局于会后具函向他请求把这一科研成果纳入他们所出版的关于材料热膨胀系数测量一书中。

从1988年开始，他把科研重点转到计算机程序设计的方向。他承担了航天、航空工业某些研究院所的制定气动加热和热防护系统设计程序的科研任务。在他和他的研究生们的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有关的程序设计，包括有限体积法运算、网格生成、并行运算等程序。用这些成果设计出的型号，经过试飞达到了设计的目标，经过国家航天工业总公司庄逢甘为首的航空、航天部门专家组鉴定，圆满地完成了验收并获得航空工业总公司授予的科技进步一等奖。美国的航天科学研究院（The Aerospace co）资深气动专家J.C.T.Wang对其中的学术部分进行审阅，得到很高的评价，认为其中有些部分“取得了有贡献的突破”。他在此后的一个时期，专注于气动加热和热防护系统的理论和设计研究，承担了多个研究所的设计任务，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并结合这些工作经验编著了《气动热力与热防护系统》和《高速飞行器热结构力学》两本书，分别由科学出版社和国防工业出版社于2004年和2009年出版。在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他也对其他航空方面的一些特殊科研问题颇感兴趣，为某飞机设计所新机型号的风挡鸟撞问题，指导了南京航空学院的博士生进行研究，并在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期间，专程前往新墨西哥州K-Tech公司商谈和洽购了高端科技产品——薄膜压力传感器以供实验应用。他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召开的撞击、冲击波和断裂数个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软体撞击压力问题（On the Hugoniot PESSURE OF Soft Body Impacts）的论文受到了关注，并收载于会议的特选论文集AMDVol205中。

进入到20世纪中期，随着航天器热防护理论的发展，把热防护材料当作灰体的假说已不再能适应热防护系统高性能的要求，他在非灰体的理论方面，进行了多种方式的研究和探讨，他和他的研究生在这方面的10余篇科研论文登载于国内外的相关杂志上。目前，国际上新型的防热材料不断涌现，其在航天热防护系统上的应用业已展开，他注意到我国新型纤维材料和空隙材料的发展，按照已知线索，走访了苏南和浙江相关生产单位，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获得一些新材料试件。他在理论上把对非灰体的研究扩展到对纤维材料和多孔隙材料热性能以及其在航天飞行器热防护系统上的应用。在这些理论研究上，要涉及工程热物理理论和物理力学。在实验上，要涉及到高空环境热模拟和材料内部的热传导和热辐射性能的测定。目前，他在理论分析上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10余篇论文。在实验装置上，借助于浙大校友的资助，建成了高空环境热模拟试验舱和热辐射光谱测试装置，他在耄耋之年仍满怀热情地进行着科研上新一轮的冲刺。

潜心做学问，淡泊名与利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至今，范绪箕从事教育工作60多个春秋，培养和造就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桃李满天下。他是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公认的资历深、水平高的教授，为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航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先后讲授过《工程数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空气动力学》、《热应力理论》、《热应力实验技术》等课程。解放初，在浙江大学航空系时，由于俄语教师缺乏，他还给教师讲授过俄语课。他严于律己，备课充分，讲课生动，富有启发，常常举一反三，课堂气氛活跃，深受学生欢迎。在南京航空学院期间，他提倡启发式教学，反对灌输，常常提醒教师，“对学生不要抱着走，而是要放开手脚让其自己走”。他强调“打好基础，因材施教，要有竞争淘汰”，还亲自组织观摩示范上课，收到了良好效果。他重视教材建设，一直没有停止过教材的编审工作。他曾任国防科委航空专业教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认为“编写教材要删繁就简，做到少而精”。他一贯坚持“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既要让学生既学到理论知识，又要有实践的锻炼”，提倡学生要参加与所学专业有联系的实习劳动。他的这些教学思想对浙大、南航、上海交大的教学工作起了很重要的引导作用，深得广大教师的拥护和支持。

他指出，现代科学的发展需要理、工、文的相互渗透，大力提倡培养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和上机操作能力，让学生毕业后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他大力倡导高等工程教育要改变单一层次的局面，实行多层次化，建立我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他指出，要让学校直接面对社会，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搞科技要把出成果与出人才结合起来。范绪箕的这些教育观点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他写的教育研究论文《高等教育要实行多层次化》获1985年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优秀论文三等奖，另一篇《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于1986年被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评为优秀论文。

从1962年起，范绪箕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他认为，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要求是不同的，前者可以老题新做，或新题老做，而后者却要新题新做。他对课程设置、学时安排都亲自过问，从选题直到定题从不放松要求。他很注意学生的实验能力的培养。他认为，科研工作仅仅在理论上下功夫是不够的，更需要有实验工作的配合。靶机是一种用于打靶训练的专用无人驾驶飞机，它具有造价低、重量轻、飞行时不受人体生理条件限制等特点。50年代，靶机在国外得到迅速发展，而在我国还是空白。范绪箕亲自抽调人员组织成立研究室，先后开展研制“南航一号”拖靶机和“南航二号”超音速靶机，并在此基础上演变为“长空一号”无人驾驶靶机。这项工作的开展，锻炼了研究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提高了教师队伍的水平，而且推动了南京航空学院科学研究的发展。现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已经成立了无人机研究所，相继研制成功“长空”系列靶机，满足了国防建设的需要。

范绪箕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却很平淡地说：“我没做什么特殊的工作，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到2011年，他已97岁高龄，仍坚持每天上班工作6小时，或读书，或查阅文献及准备试验。他快乐地在工作中养老，他的生活过得愉快而充实。在一次上海市青年力学沙龙暨范绪箕教授著作首发式上，曾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的何友声院士称赞他为一代力学名师，说他“既是追求学术进步，又是淡泊名利的典范，是挑战两个极限（人类生命的极限和从事科研工作年龄的极限）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