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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人才”应是科学战略家和组织家

时间:2022-03-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觉得“领军人物”听起来非常好懂,但不是一个科学术语。有一本名著叫《科学的社会功能》,还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科学研究的艺术》,将在科学领域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称做“科学战略家”和“科学组织家”。其次,我想从我参与的复旦大学生态学科建设的亲身经历来谈谈科学战略家和组织家的重要性。作为科学战略家要能对自己领导的学科领域进行科学定位。首先是国家有重大需求,区域发展有重大需求。

“领军人才”应是科学战略家和组织家

首先,我对“领军人物”的提法发表自己不同的看法,“领军人物”这个词在国际学术界是没有人用的,“学术带头人”这个词也没有的。有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叫“科学社会学”,里面用的术语叫“科学战略家”、“科学组织家”。我觉得“领军人物”听起来非常好懂,但不是一个科学术语。有一本名著叫《科学的社会功能》,还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科学研究的艺术》,将在科学领域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称做“科学战略家”和“科学组织家”。

其次,我想从我参与的复旦大学生态学科建设的亲身经历来谈谈科学战略家和组织家的重要性。1997年,复旦大学生态学科只是个硕士点,1997年12月,我从武汉大学重返母校,到今年12月整整10年。这10年是复旦大学100多年历史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生态学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展:1999年我们申请到了博士点,并且作为复旦大学唯一不是国家重点的学科获得了长江特聘教授岗位的设置权;2000年被批准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01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2年获得了“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今年刚刚完成的评估表明,复旦大学的生态学科在全国处于前列。

一个学科的发展,10年时间应该是非常短暂的,为什么复旦大学的生态学科会有这么快的发展?我认为一个科学战略家和组织家可决定一个学科的命运,决定一个科技型产业的命运,决定一个研究所的命运,我总结为这样五句话:研究方向是生命;队伍建设是核心;平台建设是基础;运行机制是保证;宏观环境是保障。

第一,研究方向是生命。作为科学战略家要能对自己领导的学科领域进行科学定位。我在武汉大学的18年是研究水生植物生物学的,由于湖北湿地众多,我们利用地理优势主攻水生高等植物。到了复旦大学,我毅然调整了个人的研究方向,同时也为复旦大学生态学科选定4个发展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湿地生态学,把长江河口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长江河口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河口生态系统之一,它的研究成果一定会引起国际河口生态学界的关注,而且长江河口对上海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第二个方向是入侵生态学,现在全世界由于经济一体化带来贸易过程中间的外来物种的入侵,外来物种入侵曾经惊动过上海市政府,市科委也曾经有过紧急计划,包括禽流感、艾滋病也是外来物种入侵;第三个方向是转基因释放的生态安全,因为中国的转基因水稻研究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不能产业化,原因是世界上盯住中国转基因释放的生态安全问题;第四个方向是生物信息学,用大量的基因数据资源来解决我们生物学中的重大问题。这4个方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国家有重大的需求。

那么,怎么样确定研究方向呢?首先是国家有重大需求,区域发展有重大需求。我认为上海有重大需求并不表示它的水平比国家需求低。其次是要瞄准科学前沿,我们实验室几乎人人都把每个星期的Nature、Science最新动态作为研究、交流的一个热点,你不能够看清楚全世界最新的研究动向,就无法跟踪世界前沿,或者倡导世界前沿。由于我们瞄准国家重大需求或者区域生态安全,瞄准科学前沿,现在我们这个实验室在国家层面上有非常大的发言权,非常多的、非常难的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由复旦大学的教授去解决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的专家卢宝荣教授是国家农业部转基因生物组植物组的副组长。

第二,队伍建设是核心。我们这个研究所规模非常小,所有成员一共24人,教师共19人。就是这几年,特别是从2000年开始引进人才,经过7年时间,现有长江讲座教授1名,国家杰出青年1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4名,上海市学科带头人2名,上海市浦江计划1名,上海市科技启明星计划3名。也就是说,除了原来3位老教师外,引进的人才都在复旦大学有极好的发展机会,因此研究队伍非常强。我们的理念是所有青年学者,35岁要冒尖,40岁要成名,瞄准国家杰出青年评审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这个实验室人才是高度密集的。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上海市科委基础处的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项目,我到复旦大学第一个项目就是市科委批准的优秀学科带头人项目,解决了我科研启动经费。

人才引进不完全靠政策,还要靠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别人愿意留在这里工作。如果完全靠政策、靠待遇是不会长久的,人家也可以用更高的待遇把人才挖走。复旦大学的校领导、人事处和我们的院系对生态学科的人才引进高度重视,有非常多的动人故事。像这一次卢宝荣教授50岁生日的那一天,我都忘记了,学校人事处的引进办主任带了3位同志给他送鲜花,场面很感人。任何一个人到我们实验室工作后,肯定有非常一致的认识,这个团队是非常团结和难忘的。

第三,平台建设是基础。我非常了解国情,国家的资源是跟着平台走的,没有平台就没有资源。我平时很关注国家资源的投入趋向,如:有了博士点就可以招收博士生,这是资源;成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校就会投钱;如果是国家重点学科,相应的资源也就有了。所以我们先后争取到了长江特聘教授岗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学科,这些都是我们学科建设和人才引进的平台。我们还在长江河口建了一个野外站,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和国家林业局副局长赵学敏去看了,非常赞赏。我们实验室2 000万元的经费投入都是跟着平台走的。

第四,运行机制是保证。我们这个实验室是一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一个国家重点学科,也是一个课题组。我个人认为,在大学,一个通过博士生或博士后培养出来的人,就可以有独立研究方向,他没有义务为学术带头人打工。我发表的论文全靠我自己和我的学生一起做的,不靠其他人。要在实验室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运行机制,学术带头人没有任何特权,只有服务的义务。我们的所有教师要比的是谁为这个实验室做的贡献大,而不是从这个实验室得到多少利益,我们实验室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第五,宏观环境是保障。现在我们生态学做得比较好,离不开学校的大环境,从学校到学院领导都非常关心我们,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我刚来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埋头做学问、发文章,对我个人非常有利;另一个是做科学组织家,把这个学科搞上去。作为第二种角色,我个人学术上受到了一定影响,最初连续三年没有出成绩,但学校、院里并不因为这样给我的考核打个差,我非常感激。后来进行的考核,我连续两年凭我本人的科研经费和发表论文在院里处于前列。如果引进人才没有三年到五年的准备期,科学家是没有办法发表论文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宽容。另外一个是上海市的宏观环境也非常好,如上海市科委和上海市教委在实施人才计划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上海对国家科技部、基金委的项目有经费的配套政策,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不过目前上海的房价偏高,而给予引进人才的住房补贴多年不变,对人才引进不太有利。

所以我最后建议,这次会开完以后,我们能够用科学社会学来认识“领军人才”,上海市综合竞争力中最重要就是高端人才的竞争力,要对这个命题认真做些研究。另外,要加大市科委、市教委对人才项目的支持力度。借这个机会,我再一次感谢曾经帮助过、支持过、鼓励过复旦大学生态学发展的各位领导和有关部门。谢谢大家。

作者后记

2007年6月13日,中共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作委员会在科学会堂举办了“2007创新人才论坛”,我应邀作了主题发言。工作人员根据我的讲话录音做了整理,我再做了少许文字修改。在本文中,我对复旦大学生态学科的十年发展经验做了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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