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观战斗精神”的论争

在现实主义的大讨论中，胡风写有长篇专论《论现实主义的路》，还写有别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多次提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就是“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现实主义文学所缺乏的，是一种“主观精神力量”。

“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载1940年1月《七月》第5集第1期）一文中提出的。

这是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首次比较集中的论述。他从典型问题谈起，认为个别人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抛开了作家底对待对象（题材）的态度，作家的主观和对象的联接过程，作家底战斗意志和对象底发展法则的矛盾与统一的心理过程”。创作不能成为“一种冷静的、‘精密’的、单纯的、逻辑思维的过程”，否则“新的现实主义所一再向作家要求的战斗意志底燃烧、情绪底饱满、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等等，就会“弄得无影无踪，而所谓典型也就势必成为一种七拼八凑的、图解式的、死的东西了”。所谓“客观主义”、“枯燥空洞”、“思想力底灰白”、“艺术力底死灰”，也从这里来。“不理解文学活动底主体（作家）底精神活动状态，不理解文学活动是和历史进程结着血缘的作家底认识作用对于客观生活的特殊的搏斗过程”，就会产生文学而不是文学的见解。“文学底认识作用要求作家底意识在特殊的方法上最高度地进行搏斗”。必须充分地、甚至“不惜过高地”估计“作家底生活实践和他的主观精神力量”。“思想概念是好的，但在文学上要有诚心有能力和生活结合，和感觉结合，和形象结合。或者说，以它为指引，通过感觉，深入生活，拥抱形象，创作出有新的思想内容的艺术生命。”要重视作家个人的精神状态，重视现实生活反映在诗人底主观上的苦恼、仇恨、兴奋、感激等等的搏斗精神。

这篇文字的中心是：作家对创作对象的态度和关系。指出：作家的主观和创作对象是一个联接过程，这种联接过程是一个矛盾与统一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家这个主体的主观精神力量是不是能“和生活结合，和感觉结合，和形象结合”，最终达到“拥抱形象”，是文学作品成功的关键。

为了强调作家的主观精神力量，胡风用了多个词语来表述：“作家底战斗意志”、“战斗意志底燃烧”、“情绪底饱满”、“对于客观生活的搏斗”、“最高度地搏斗”、“主观精神力量”、“拥抱形象”、“搏斗精神”等等，说法虽不一，意思只有一个：强调作家（创作主体）的主观精神力量。他因此认为“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现实主义文学所缺乏的，就是这种“主观精神力量”。

他进一步指出：作家这个创作主体如果不具有这种主观精神力量，创作就会成为“一种冷静的、‘精密’的、单纯的、逻辑思维的过程”，“所谓典型也就势必成为一种七拼八凑的、图解式的、死的东西了”。这就是所谓“客观主义”的表现了。

同年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准备第六次年会，经由茅盾、胡风、王平陵和李辰东（他不是协会理事，是代表张道藩的）协商，推定胡风执笔写篇年会报告。成稿后的题目是《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并由他在年会上宣读。4年后，即1944年4月17、18日在重庆《大公报》发表。

作为年会的一份报告，其内容有对于抗战以来文学创作的总结，有对于文学发展中问题的探讨，有对于今后现实主义创作的意见和要求。全文六个部分，讲了三个问题：

一是抗战初期的创作特征：抗战初期，文艺家和抗战这伟大事件相碰，“他底精神立刻兴奋起来，燃烧起来，感到拥抱了整个时代的沉醉……于是狂热地吐放他的感情、他的欢喜、他的希望，好像能够使整个这世界随着他底欲求运转”。但是，同时文艺家又“感到时代要求一下子把他吞没了进去”，“觉得个人的主观精神性格再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于是，对于种种的抗战号召，他们变成了“直接的传布者”和“报道者”，“没有想到生活事件应该通过他底主观的追求或主观的提高而取得更深广的内容，更有思想力的生命”。因此“在客观精神底这样的泛滥里面，很难看到文艺家自己，很难看到文艺家自己的精神力量”。

二是战初期过后，创作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换期”：一方面，“文艺家和他们生活里面的民族的现实，经过了大的兴奋、大的锻炼”，其主观精神（创造力量）能够同急剧变动着的客观现实（创造对象）更高的结合。一些文艺家已将这两方面很好结合起来并取得了收获。但另一方面，文艺家也有为“麻痹创造力的狭小的沉滞生活”所包围、疲倦、腐蚀、俘虏，“结果当然会引起主观战斗精神底衰落，主观战斗精神底衰落同时也就是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握力，拥抱力，突击力底衰落”。因此，出现了“对于生活的追随的态度”，“对于生活的做假的态度”，“对于生活的卖笑的态度”。“这些病态倾向随着现实的气流，两三年前开始了强烈的成长，现在正达到了繁盛的时期。所以，从武汉撤退后开始的转换期，在两三年前已经走进了一个混乱期了。”

三是为使文艺克服这些病态的倾向，就得解决和文艺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是文艺家底人格力量，文艺家底战斗要求”，提高这种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就能在“现实生活里面追求而且发现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并且在处理“污秽或黑暗”时，通过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也一定能够在读者底心里诱发起奔向光明的奋发”；“一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入和献身”，“人格力量都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才能够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完成，只有为了献身给现实生活底战斗才能够得到它所享有的意义；深入并且献身到现实生活底战斗里面，所谓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但不会成为抽象的概念，反而能够得到思想底真实和感情底充沛”。

这篇年会报告的主旨是：抗战以来文学的“病态的倾向”，是作家“主观战斗精神底衰落”的结果。抗战初，作家们面对抗战这样重大的事件，一下子感到时代把他们全吞没了，他们个人的主观精神性格也没有意义了，他们只是变成了抗战的一个“报到者”，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力，拥抱力，突击力”。所以就出现了作品的“做假”“卖笑”等等的各种反现实主义的态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年会报告提出了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有了这，就能发现、分析、保卫“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就能“深入并且献身到现实生活底战斗里面”，才不会向“病态的死路走去”。从这份报告的基本精神看：它是要更充分正确地发挥文艺家作为创作主体的主观战斗精神，去克服各种“反现实主义倾向”，提高抗战文艺作品的战斗力。

1945年1月，胡风主编的《希望》创刊，发表了他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论主观》。

胡风的这篇文章，是他一系列关于现实主义论文中带有纲领性的一篇。中心还是强调作家的主观力量在创作中的作用。“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血肉的现实人生，即所谓感性的对象。作家是“在对象底具体的活的感性表现里面把握它底社会意义，在对象底具体的活的感性表现里面溶注着作家底同感的肯定精神或反感的否定精神。所以，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就同时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这就一方面要求主观力量底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由这得到可能，创造出包含有比个别的对象更高的真实性的艺术世界。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不致自得其乐地离开对象飞去和不关痛痒地站在对象旁边，由这得到可能，使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真正是历史真实在活的感性表现里的反映，不致成为抽象概念底冷冰冰的绘图演义”。

“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当中，作家底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底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底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底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艺术创造底源泉”。

人民的“生活欲求或生活斗争，虽然体现着历史的要求，但却是取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和曲折复杂的路径；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和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些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

这是说：文艺创造，是作家这一创作主体对创作对象的“摄取过程”，这个过程，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要能够对“对象进行批判”，这个批判，是对活的对象“底社会意义”的真实意义的认识和把握；一是创作主体的作家要“向感性的对象深入”，并要“结为一体”。这样才能“创造出包含有比个别的对象更高的真实的艺术世界”的作品。而这个过程，就是创作主体的“搏斗”的过程。

作家这个创作主体对对象的“体现过程和克服过程”，就是作家的“自我扩张”“自我斗争”的过程，一方面，这个过程就是作家对对象的“迎合”和“选择”，而达到对象被作家所“拥入”，同时也有对“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的“抵抗”，不被其所“淹没”。另一方面，对象本身不是被动的被作家“拥入”，而是“主动地用它底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迎合、选择或抵抗的结果。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作家“自我扩张”“自我斗争”的过程。

《希望》创刊号还发表了舒芜的长篇论著《论主观》。

文章试图从哲学史的角度回答主观的问题，从本源上阐述“主观战斗精神”的主张，和胡风同期的文章作了有力的配合：当今的新哲学已进入了“约瑟夫（即斯大林）阶段”，“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外，‘主观’这一范畴已被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所谓“主观”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物质性的作用，而只为人类所具有，它的性质，是能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变革的而非保守的，是创造的而非因循的，是役物的而非役于物的，是为了自己和同类的生存而非为了灭亡的；简言之，即是一种能动的用变革创造的方式来制用万物以达到保卫生存和发展生存之目的的作用”。从对“主观”作用的这一认识出发，文章进一步说明“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现实主观作用为目的的，详言之，人类并不是用自然生命力或社会势力来斗争而是用真正的主观作用来斗争；也并不是为了社会本身或自然生命而斗争，而是为了那比自然生命本质上更高并且中间就有机的统一了社会因素的主观作用之真正充分实现而斗争的”。而社会的一切斗争，“是都为了解放和发扬人类的主观”，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是最能发展每个人的个性的社会……那么，是什么形成了每个人的个性的呢？岂不就是人类主观作用的一般基础么？什么叫作自由呢？岂不就是人类的主观的充分发挥么？怎样才是历史乃至宇宙的真正的主人呢？岂不就是主观作用对于客观势力的彻底征服么？”尤其在一切伟大的文艺作品中，都“把不合理社会对于主观作用的压迫和损害充分加以揭露，并把合理社会的对于人类的主观作用的解放和培养当作革命的最大胜利和最能使人心悦诚服的证据而讴歌了”。并由此在文艺上提出了“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三个口号，认为这三者是决定文艺创作的关键等等。

胡风在《编后记》中说，《论主观》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

舒芜的意见和胡风的意见，在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们之间的观点又是有区别的，这区别在于：胡风的“主观论”，是对作家而言的，作家在进行文艺创作时，“要求主观力量底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由此，就能“创造出包含有比个别的对象更高的真实性的艺术世界”。舒芜的“主观论”，是一个哲学的概念，“是一种物质性的作用”，“它的性质，是能动的，而非被动的”，“是一种能动的用变革创造的方式来制用万物以达到保卫生存和发展生存之目的的作用”，因此，社会的一切斗争，“都是为了解放和发扬人类的主观”。在文艺作品中，就要充分揭露“不合理社会对于主观作用的压迫和损害”，讴歌“合理社会对于人类的主观作用的解放和培养”。

冯雪峰在“主观精神”问题上曾是胡风的支持者，他在1945年6月25日发表的《什么是艺术力及其他》（载《文艺杂志》1卷2期），表达了与胡风大体相同的见解，也说要克服公式主义、客观主义、市侩主义等等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就必须“现实主义地去肉搏现实的斗争”，在论争进行中，他于1946年2月20日发表了《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载《联合特刊》），其中着重谈到客观现实对于作家主观的重要性。认为作家“追寻自己的主观”，“首先是深入客观的现实的矛盾斗争中，和人民一起作战—只有这人民及和人民一起作战，才是我们的主观。这样，文艺现实及人民的关系，就成为战斗的关系；而作家的个人的主观，也能够真正与人民的革命和进步的要求相一致”。

胡风的三篇文章，舒芜的一篇《论主观》，冯雪峰的一篇共鸣的文字，在相继不长的时间里发表，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种有准备的集体行为，引起了文艺界的强烈反响，并展开对以“主观战斗精神”为中心论点的批判：1945年1月到1946年，在重庆；1948年3月开始，在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在批判胡适、胡风的思想运动中，问题再一次提了出来，本来属于文艺思想方面的不同意见，结果上纲上线，酿成了胡风反党集团的历史的、政治的大悲剧。

重庆批判：理论上的批判和党组织的干预

理论上没有形成批判的阵势，只有黄药眠一人写了批胡风、批舒芜、批冯雪峰三篇文章。

第一篇是《读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载1944年7月29日《云南日报》）。该文对胡风为文协第六届年会写的那篇文字，几乎逐段加以驳诘，加以质疑，加以指摘，而缺乏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说胡的文章“写得如此晦涩”，什么“现实生活的深入和献身于人格力量”都是在现实生活里形成，未免空洞，让人费解。说胡的文章例如第二段，“其中有机械派，波格打诺夫布恰林派的观点，有唯心论马哈主义的观点，有考茨基的机会主义的观点，错综复杂，看了以后，真使人如坠五里雾中”。

第二篇是《论约瑟夫的外套—读了希望第一期〈论主观〉以后》（载1945年4月《文艺生活》光复版第3号）。这篇文章最先送到重庆文艺性杂志被退了回来，原因是“此文有碍于某权威的‘权威’，文艺杂志恐不便发表”（见《作者附记》），后于1946年3月1日才与读者见面。文章批判了“唯主观”史观错误，指出：“舒先生这一篇论主观，是气魄很宏大的，他企图把人类整个历史解释成为主观发展史”，这样一来“唯物史观是应该被解释成为主观史观了！”本来，舒先生要相信唯心论，生机主义，唯生史观，这是舒先生的自由，但是舒先生却“外用约瑟夫的美的外衣裹了起来，怡然自得地在错误的森林里散布，并以此为骄傲”，则大可不必！文章批评了舒芜“作深刻状”的长篇大论和故作“高深”的文风，并讽刺说：“老实说我对于舒先生这样天真的在万人面前作了一次错误的展览，心里觉得非常之难过，舒先生，多读一点书对你是有益的，而且我相信，你的沉默将证明你是聪明”。

第三篇是《论文艺创作上的主观和客观》（载1946年11月《文艺生活》第9期）全面批驳了冯雪峰文章中的观点，指出他理论的“混乱”：“冯先生首先是把人民的力量看成是‘客观’的力，其次是把‘人民力’看成‘来自历史的真实的矛盾’，一个有坚定立场的批评家，竟可以把人民力看成是客观的，我想这是一个罪过”。既然“把人民力看成客观，然后作家的主观进入到客观里去，试问既然把作家的主观和‘人民力’截然地分开，那么这个主观又如何能够进入到‘客观’的现实斗争中去呢？即使进去了，又如何去和客观的人民力统一起来呢？我觉得这完全是机械的说法”。“冯先生爱用主观变客观，客观变主观的说法，看起来实在有些奥妙……其实这种以变位法来决定主观和客观的原是机械论的老套。”“我觉得冯先生对于革命的史的唯物论的最重要的命题，人民的战斗力，即在一定的客观形势下主观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因素这一点，完全是忽略了。”

说胡风文章“晦涩”，却不能揭示“晦涩”掩盖下的真谛或错误；说舒芜故作“宏论”，却不能予以批驳。黄的文章一无理论看点，二无针对性。重庆批判是无力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文委和周恩来同志出面干预：首先是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及时召开了会议，对《希望》上的这两篇文章做出反映。会议是由党的文委负责人之一冯乃超召开的，参加座谈会的是茅盾、邵荃麟、冯雪峰、蔡仪、胡风、何其芳、刘白羽、林默涵、以群等。茅盾首先发言，对舒芜的《论主观》很不赞成，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文章对大后方文艺界情况的分析不符合实际。他生气地说：洋洋几万言，实际上是“卖野人头”。说完即退席。冯雪峰等人也讲了几句，会没有再开下去。

胡风在自己的自传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茅盾所以批评《论主观》，是以为批评客观主义是针对他的，并出于不满意有的文章批评了他赏识姚雪垠。胡风认为茅盾虽然把《论主观》骂了一通，但又说不出道理，表示很不满意。

胡风的话，在茅盾那里也得到证实。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这样说：“《论主观》的发表，作为一个专门的文艺理论问题，讨论讨论也有必要，虽然与当时争取民主的政治气氛不十分协调，然而看到这个理论极力指责的所谓‘客观主义’者或‘机械—教条主义’者，就是那些在抗战最黑暗的年代中‘苦斗’过来的作家……就觉得很不是滋味。那时还流行着一种背后的‘评论’，譬如把沙汀的《困兽记》称作《禽兽记》，把臧克家的《感情的野马》说成《色情的野马》等等，就更不正派了。”“也在那时候，有好几位朋友告诉我，胡风骂的‘客观主义’，就是指的我和沙汀。如此说来，我和沙汀竟是造成那‘堕落的和反动的文艺倾向’的罪魁祸首了！”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于是召集茅盾、冯乃超、冯雪峰、以群、乔冠华、胡绳、徐冰、陈家康等开会。茅盾在他的回忆录中继续写道：“直到四五年底，重庆进步文艺界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舒芜的《论主观》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也对冯雪峰进行了批评。我在会上也发了言。但胡风并未从中得到教益，冯雪峰在周恩来找他谈话之后，有所转变，不再赞赏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了，但并不彻底。”

胡风对此却是另一说法：“会前，我到乔冠华房里，他把《论主观》的内容写了一个提纲，看他的态度是基本上同意舒芜的，提纲当是作为发言底子。但开会后，关于《论主观》只谈了几句。因为，我在《后记》里说明了是想引起批判，这时我说明那里面只有一个观点我能同意：舒芜说教条主义是在主观上完成了，客观内容再不能进到主观里面去。总理一听就完全了解了我的态度，马上把问题放开了，问我：‘你说的客观主义是什么意思？’我说：‘创作者对他的人物要有爱爱仇仇的感情体验，没有这个就是客观主义，他的创作就是假的’。我用演员的创造心理说明了几句，没有说完总理就接下去了，说：‘是有这么一种倾向。’但‘客观主义’容易引起误解，可不可以用‘旁观主义’？”

胡风对这一次的情况回忆比较具体。茅盾的回忆之所以与他的不同，从所记述的内容看，是在记述周恩来指示下召开的多次批判会，而胡风所记述的应该包括在其中。

据《胡风自传》说，周恩来在召集了那次会后的第二天下午，又同他作了一次谈话，但是并没有解决“主观精神”、“主观论”引发出来的问题。1945年底，胡乔木从延安到重庆，任务是解决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他先同胡风谈话；后同舒芜谈话，批评他《论主观》的唯心主义观点。胡风回忆说：“我坐在一旁，一言未发，因为这种哲学方面的专门性问题，我并不感兴趣，自己也觉得是惹了麻烦。”他们“大约谈了两三小时，双方争论得很激烈，舒芜简直是脸红耳赤了。最后，不欢而散。我和他回到住处时，他愤愤地对我说：‘他设下了一个个陷阱，要我跳下去！’”

周恩来本想主持会议来解决问题，但最终收效甚微。其他几位的所谓批判文章，也根本没能进入到问题的内面去，时间却用去了近两年，即1945年、1946年。

香港批判：以《丛刊》为一方的理论批判

1948年初，国统区的部分文艺工作者到达香港，邵荃麟、乔冠华、胡绳等，利用那里的特殊政治条件，在党的领导下，经商定，于3月1日创刊了《大众文艺丛刊》，初创时两月出一辑，自第四辑起为避免国民党政府的邮件检查，改为书籍形式，三个月出一辑。前后计六辑，各辑有一个书名，依次是《文艺的新方向》、《人民与文艺》、《论文艺统一战线》、《鲁迅的道路》、《怎样写诗》、《论电影》。1949年3月停刊。

《丛刊》创刊伊始，就展开对胡风等人的批判，有关的文章是：《丛刊》第一辑（3月1日出版），经“本刊同人讨论，荃麟执笔”写成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丛刊》第二辑（5月1日出版），乔木（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胡风作《论现实主义的路》（载《胡风评论集·下》），回答《丛刊》的批评。路翎（署余林）发表《论文艺创作的几个基本问题》（载7月《泥土》第6期），对荃麟和乔木的文章作全面反驳。默涵作《略论个性解放》（载10月6日香港《文汇报》）驳斥余林关于“个性解放”的意见。《丛刊》第五辑（12月12日出版），荃麟作《论主观问题》，这是一篇详尽地剖析主观精神论者错误的长篇论文。

香港批判是一次有着充分准备的集团行动，发表的文章不多，但是，理论色彩极浓。胡风用《论现实主义的路》予以反击，成为一篇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文论。所有这些驳论文章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关于“主观精神”

荃麟和《丛刊》的批驳意见，有三个基本点：

（一）“主观精神”论的那些说法，歪曲了恩格斯的原意。

“恩格斯所谓‘性格底饱满与有力’，当然就是所谓‘主观精神’了，然而这个精神，必然是要在实际的斗争中间去取得，必然是在具有一定的进步政治倾向立场和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才能获得。”

“主观精神”不是一个先验的东西，它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具体到各个人的“主观精神”，那就有它一定的社会内容了。“在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的搏斗中，也就批判和改造了一个人的主观，但是阶级的限制往往不是很容易突破，这需要在全部的生活斗争中和人民在一起的政治斗争中，进行着彻底的思想改造，这（之）所以要求我们的艺术家要有明确的思想方向和立场，而且把这些放到实际斗争中去发展，才能使我们的主观精神达到‘饱和与有力’。”

因此，“无论艺术家或艺术，政治倾向的强调仍是首要；只有在强调政治倾向这个前提下去强调主观与客观的紧密结合，才能使我们对于现实获得正确的认识，才能使现实主义获得其坚实的基础。离开了这一前提，即离开了主观精神的社会基础，去强调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的紧密结合，可能使我们走到超阶级超社会的唯心论泥沼中去”。（《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

（二）“主观精神”和“人格力量”那些说法，是一种超阶级的东西，违背历史唯物论。

“他们认为创作衰落的原因，是作家热情的衰退，生命力的枯萎，缺乏向客观突入的主观精神，因此要求这种精神的加强，强调了文艺的生命力与作家个人的人格力量，强调了创作上内在精神世界的追求。这是针对着当时一般作品内容的苍白而提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却仍然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因为它不是把问题从阶级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原因上，而却是从个人的基础上出发；不是首先从文艺与社会关系上，而只是从文艺与作家个人关系上去认识问题；不了解一个革命者的主观战斗力量是从实际革命斗争锻炼出来的，他的革命人格是从他和阶级力量的结合中间建立起来的……”

“相反地，他们把问题颠倒过来，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和历史、和社会并立的，超阶级的东西，因此，就把它看成一种创造和征服一切的力量。这首先就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相背离了。从这样的基础出发，便自然而然地流向强调自我，拒绝集体，否认思维的意义，宣布思想体系的灭亡，抹煞文艺的党派性和阶级性，反对艺术的直接政治效果。”

在创作上，就自然地走向个人主观感受境界或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追求了。“虽然抽象理论上强调了战斗的要求和主观力量，但实际上却是宣扬着超脱现实而向个人主义艺术方向发展，要求文艺背离历史斗争的原则，以无原则的、自发性的精神昂扬来代替了严肃的认真的思考。所以这不但不能加强主观力量，而只足以削弱主观力量。实质上，也就是向唯心主义发展的一种倾向了。”（《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载《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

（三）“主观精神”基本上就是作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应从阶级关系上去认识它。

1948年的12月，《丛刊》第五辑出版，荃麟觉得在《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中言犹未尽，于是又发表了《论主观问题》，先就舒芜的《论主观》作了全面的批驳，指出他的文章中心错误是“生存斗争代替了阶级斗争”，即“用人类求生存的欲望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抽去了社会的具体过程，抽去了阶级斗争，把人类的历史单纯地解释为保卫和发展生存的斗争，其结果自然是历史离开阶级论而走向类似唯生论的道路上去了”。

文章的重点是对胡风“主观精神”的进一步批判。

“所谓作家的主观精神，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就是作家的思想、情感、立场、态度等等的总和。客观的现实既然是通过作家的主观而反映于创作中间，作家的主观作用自然是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的引言中首先提出来的，也就是作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等等。但是在主观所包含的诸因素中间，思想意识却是最基本的因素。无论创作态度，政治立场，或是所谓战斗热情，创作要求，就其内容而言，首先都不能不是决定于作家对现实的认识。”

文艺创造不仅需要认识，而且还需要想象。所谓“想象”，高尔基说：“在本质上，也是关于世界的思维，不过它特别是凭借形象的思维，是‘艺术的思维’。”“艺术的思维，固然以赋有感性为必要条件，但却不是说，它完全是依赖于感觉的特征。因为确定感觉的真实性，更决定的是其本质，必须通过作家的思想，而无论是作家的认识或是感觉，基本上又不能不是受他的阶级意识所支配。因此，在理解这些问题时，我们首先不能把作家的主观同他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性质分开，其次不能把构成认识过程的感觉与思维的有机部分割裂开来……艺术认识与创作过程，固然从作者对于现实的感受开始，但是作为完成其认识以至创作过程底基本因素，却不能不是思维作用，作家必须经过精密的观察，比较研究，才能从他所感觉的对象中深入地认识其本质，把握这本质去创造完整的形象”，“所以，思想问题在作家主观作用问题上，不能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因此，我们也不能片面地把作家的感性作用提高到比作家的思想认识更高的地位，尤其不能把所谓主观精神问题，扯到‘生命力’之类的生物学的问题上去”。

文章在作了上述的理论阐述后，批驳胡风等主观论者，指出他们的一个中心思想：对文艺的感性作用的认识，对感性作用的强调。他们在文章中，把感性活动转化为主观的感受力量，进而转化为主观精神、人格力量、道德力量等，于是不仅唯物论被取消了，阶级观点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问题都不得不归结到作家的感性机能问题上去。“作家为什么不能创造出有力的作品呢？因为是作家感觉麻木了。作家为什么不能深入到庞大人民中去呢？因为是感性机能衰退了。仿佛文艺衰落与强盛的原因，是一个作家感性机能的强弱问题，或生命力的强弱问题，这样就把问题从社会学的观点，扯到生物学的观点上去了。”在我们看来，“所谓作家主观问题，基本上是作家的思想问题，因此就不能不从思想基础的阶级关系上去认识……任何阶级的人，都可以有强或弱的主观精神，反动阶级的人，主观精神愈强，反动作用也愈大；小资产者的主观精神，如果作为其阶级意识的集中表现，则一定会妨碍他向人民大众的接近和改造。对于这样的主观精神，我们非但不要求去发扬，而且要求去破坏它”。

二、关于“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创伤”

这个问题是胡风在谈“主观精神”时涉及的问题。他说：人民的“生活欲求或生活斗争，虽然体现着历史的要求，但却是取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和曲折复杂的路径；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和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些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他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也较具体地谈到这个问题。

路翎支持胡风的说法，他以简单的话语把问题加以了限定：“我们所认识的人民里面的旧习惯、旧情绪、旧道德、旧人生观，不是别的，正就是：‘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

乔木（乔冠华）对此不能认同，他在《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中，从作家怎样才能和人民结合的高度去驳斥“精神奴役底创伤”。他说：“不承认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身上有缺点，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在本质上，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善良的，优美的，坚强的，健康的。健康的是他们的主体；他们的缺点，不论是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只是缺点……不承认这一点，往往是一个作家拒绝和人民结合最深的根源。这是一。其次，即使说缺点吧，他们的缺点主要的也是剥削者和压迫者长期统治他们的结果。把人民善良、优美、坚强、健康的主体置之不顾，而却去强调那些他们自己不能负责的缺点—这可能在实际上产生什么效果呢？事实上是拒绝乃至反对和人民结合。”这个批判的力点：拒绝、反对作家和人民结合，是足以使人窒息的。

胡风对自己的这一理论—批判者称之为“创伤史观”或“安命精神”的—是自始至终坚守着的，像坚守着他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正确性一样，同批判者辩论。几乎在《丛刊》发动对他“主观战斗精神”和所谓的“创伤史观”展开批判的同时，他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予以答辩。

他说：“生活在以经济关系为基石的社会诸关系里面的人民，在重重的剥削和奴役下面担负着劳动的重负，善良地担负着，坚强地担负着，不流汗就不能活，甚至不流血也不能活，但却‘脚踏实地’地站在地球上面流着汗流着血地担负了下来。这伟大的精神就是世界底脊梁。要说健康，还有比这更健康的么？然而，这承受劳动重负的坚强和善良，同时又是以封建主义底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态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以为封建主义和人民是光光净净地各在一边，那决不是咱们这个地球上的事情。”

“五四”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基本内容就是使人民底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从‘自在的’状态进到‘自为的’状态，也就是从一层又一层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突围出来，解放出来，挣扎出来，向前发展，变成物质的力量”。

胡风说：这就是“客观对象”的人民，他们是健康的、善良的，但在他们的身上，同时也“潜在着”精神奴役的创伤。而他们又会在求解放的斗争中，从精神奴役的创伤中突围出来，挣扎出来向前。“如果离开了这个除了这以外绝对不能是其他任何东西的实际的活的内容，那还有什么‘客观对象’的人民，作家去和什么结合，又能学习什么呢？”

作家“只有在和这样活的内容结合的过程，从生活实践开始……不但把握得到客观对象底本质的活的内容，而且使只有凭着那才能深入客观对象”，并在创作实践里面完成。他用鲁迅笔下的典型形象来证明自己的意见：“闰土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所以是一个用他的全命运冲激我们的活的人，祥林嫂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所以是一个用她的全命运冲激我们活的人，阿Q更是满身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所以是一个用他的全命运冲激我们的活的人，而他们是总可以‘取得资格’做人民的罢。”而阿Q跪在地上，用尽平生的力气，立志要把圈画得圆，但终于一抖一抖地画成了瓜子模样以后而感到羞愧。这正是“精神奴役创伤底活生生的一粼波动，是封建主义旧中国全部存在底一个力点，它通过千千万万的脉络和微细色度向一切中国人联系着。在这个力点上，封建主义旧中国底万钧重量，压到了阿Q底身上，也就是说压到了作家鲁迅底身上；不同的是，阿Q向着这个旧中国立志，羞愧，作家鲁迅却从烈火焚心的战斗要求出发，热泪横流地向这个旧中国发出了痛烈的控诉。这个精神奴役的创伤所凝成的力点，就正是能够冲出，而且确实冲出了波涛汹涌的反封建斗争的汪洋大海底一个源头。在科学分析上用‘缺点’去点明，但在创作实践上一定要当作‘创伤’去感受的。谁要是对阿Q底用力立志和羞愧感到好笑，甚至以为作家侮辱了人民，那么，他即使不是剥削阶级底残留意识在作怪，也一定是被封建主义炼成了精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在他的身上结成了一层晶甲的不透风的金身！”

路翎辩驳说：“这创伤并不就纯粹在人民身上，它也在我们底作家、知识分子身上。”对于一个战斗的作家来说，“人民底创伤也是他底创伤”。因此，“他们的行动就是向旧中国斗争，即向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也就是旧中国的妖魔鬼怪斗争，也就是向作家底承受着这同样的创伤的自我进行斗争”。而我们的理论家，“是把‘向人民学习’、‘和人民结合’、‘批判人民身上的奴役创伤’、‘自我斗争’等等互相孤立和对立了起来，从而贯彻他们底机械观点的”。（《论文艺创作的几个基本问题》，载1948年7月20日《泥土》第6期）

双方就这个问题的辩论是激烈的，到了1955年，胡风彻底倒霉的时候，他的“精神创伤”说，再次作为重点问题受到批判，分量最重的就是张光年的《论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一文，指出他的“创伤说”，是反唯物论的荒唐“学说”，“是彻头彻尾地反人民的、反历史的、反现实的、反艺术的”。

三、关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

对于胡风的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大内容，批判者认为：他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的分析是错误的，他夸大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性，他的“主观精神”的提出，客观上限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所以，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作了全面的论述，以答复批判者的责难：

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犹如在人民这个概念里，除掉产业工人和雇农以外，那绝对大多数，连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内，无论‘小’到怎样可怜也都是小资产阶级。然而，第一，由于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的激巨的变化，知识分子有不少是从贫困的处境里苦斗出来的，他们的生活上和劳苦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某种联系。第二，在这个激巨的变化里面产生了民主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知识分子有不少是在反叛旧的社会出身，被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和社会斗争所教育出来的，他们和先进的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第三，他们大多数脱离了原来的社会地盘，激巨的变化的中国社会又没有产生能够雇用广大知识分子的有力雇主（强大的国家机构和发达了的资产阶级），那大多数就变成了所谓下层知识分子，从小资产阶级变成了劳动出卖者，不得不非常廉价地（有的比技术工人还不如）出卖劳力，委屈地（所学非所用）出卖劳力，屈辱地出卖劳力，在没有所谓职业保障的不安情形下面出卖劳力这就击碎了他的愿望或幻想，使他们里面的真诚地想有所追求，有所贡献的人们也感到失望和痛苦，因而把心情转向祖国的和他们自己的前途，有可能正视以至走向广大人民的生活或实际斗争，有的甚至是抱着狂热的渴望或带着真实的经验，也就是和人民结合的内容的。那么，就这样具体内容看，说知识分子也是人民，是并不为错的。这样才能理解知识分子革命性的物质的根源。

经过了七十年的世界史的血与火的伟大考验，争取到了震撼人类历史的胜利以后，这个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传到中国来了，和中国历史要求相结合，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过来，传播了开去，靠那些先锋队的无数知识分子们做桥梁，‘输入’到先进阶级里面，发动了和发展了壮烈而广大的斗争。在那以来的持续斗争里面，人民的意识提高了，人民的力量强大了，但知识分子却是思想主力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开初是唯一的桥梁，现在依然是重要的桥梁。那么，就这样的具体内容看，可以说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先进的。

这样说，不是不必提出知识分子作家改造的问题，和人民结合的问题么？

恰恰相反。

要从实际情况认识知识分子的革命性，更要从实际情况认识知识分子的游离性，即所谓知识分子的二重人格。

……

如果不能克服这游离性，就不能真正使感情（同时也是思想）发生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但要克服它，就得在实践过程里面深入人民的内容，使他的二重人格在‘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当中进行改造。

关于“精神奴役创伤”和知识分子问题，王瑶先生在谈到这两个问题时指出了胡风意见的重要性和深刻性，引在这里：对新文学的创造主体—中国现代作家与知识分子有意无意的贬低，对新文学的表现与接受对象—中国农民有意无意的美化。理论家胡风正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倾向，从另一方面提出了“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底先进部分”的命题，并且重申“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强调了用现代民主主义思想引导农民，帮助农民摆脱“精神奴役创伤”的极端重要性。胡风的这些“提醒”，本是对前述毛泽东观点的适时补充，但却被断然拒绝；新文学作家（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问题上的偏颇在五、六十年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终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都是人们所熟知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文学理论卷序》）

胡风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上最富思辨色彩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从《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发表，而引起的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开始，他写了许多文艺理论评论文章，特别是在他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引起的激烈论争中，写了多篇论辩的重头文章。抗战以前：《文艺笔谈》、《文学与生活》、《密云期风习小记》；抗战期间：《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逆流的日子》；抗战以后：《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

胡风的这些文章，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文艺思想，构成了以“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为特质的胡风的文艺论。他因此而被一些国外学者誉为“中国的别林斯基”。

（一）“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讨论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特别用语，探讨的问题的中心是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的关系：他说，“客观对象没有进入人底意识以前，是‘不受作家主观影响的客观存在’，但成了所谓‘创作对象’的时候，就一定要受‘作家主观影响’的”，因此在创作过程中，作家这个创作主体与客观对象之间，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

（二）他于是把作家“主观战斗精神”引入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中，用以阐述主、客体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作家精神主体对客观对象不断渗透、体验与感受，以至获得与客观对象浑然无间的融合。他对此作了生动的表述：当作家对创作客体有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创作冲动以致燃烧起来的时候，去拥抱对象。“对象如果没有和作者底情绪融合，没有在作者底情绪世界里溶解，凝晶，那你就既不能把撮它，也不能够表现它的。”所以，这时候“特殊的搏斗”、“血肉的搏斗”、主观精神的突击和主观精神的燃烧等，就会使作家主体与艺术对象融合而创作出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所以，他肯定了作家主观精神在创作中的特别重要性，认为没有主观精神的活跃，没有意志的燃烧，情绪的饱满，就没有创作。胡风在现实主义创作的探讨中，首先提出的问题是：作家个人的主观战斗精神状态。

（三）主、客体的融合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胡风也有一段形象的表述：“我们注意作家底主观和对象的融合，但并不等于经验主义。一个作家，怀着诚实的心，在现实生活里面有认识，有感受，有搏斗，有希望和追求，那他底精神就会形成一个熔炉，能够把吸进去的东西化成溶液，再用那来塑造成完全新的另外的东西。”他在具体地论述一个作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论说主体与客体的“融合”的。

（四）胡风说的“拥抱对象”，是不是作家主体是主动的，作为客体的对象是被动的？不是的，在这个过程中，客观“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正甚至推翻作家底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

又是主观，又是客观，那么，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一位胡风研究的学者这样说：“主观而能突入客观，这时的主观也就变得更为充实与有力；客观而融进了主观，这时的客观也就变得更为真实与可信。主观与客观就在这种相反实又相成的辩证统一中达到它们的亲密无间的结合，共同创造艺术的生命与价值，体现艺术的力量。现实主义的主观与客观原本就是这样被统一着的，被互相占有着一面联着另一面，一方联着另一方。”（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胡风》）

（五）胡风唯恐问题没有说透，又用鲁迅笔下的阿Q这一形象来进一步加以说明：“难道阿Q的许多言行不是通过自己的感受和想象才能发生才能写出的吗？阿Q真能做，向吴妈求爱，遭到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他，他要革命，他跪在地上画圈圈……难道这一切不是经过鲁迅自己的痛苦体验而想象出来的，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发出的痛切的控诉么？尤其是最后那一阵豺狼一样的叫‘好’声，难道不是作者鲁迅通过自己的沉痛而又憎恨的感情听到的么？没有这一点精神，鲁迅能够写出从阿Q起的那些受压迫、受剥削、受残害的人物来么？没有这一点精神（当然绝对不许叫做‘主观战斗精神’）鲁迅能够成其为鲁迅么？”这就是胡风在“主观战斗精神”上的执著探求。他所举用的阿Q这一典型的创造，说明了：在创作中，作家主观精神的存在和发挥的主体价值意义；作家这个主体必须突入客体、拥抱客体并有了“痛苦体验”，才会有典型的创造。所以到1983年，他在遭冤狱平反后，在为《〈胡风评论集〉后记》中，就主观战斗精神的真谛，破题似的指出：“我说的‘主观战斗精神’就是指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人物的爱爱仇仇的态度”。胡风为此付出了太多太多。

（六）“主观战斗精神”的问题，王瑶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一段话：“胡风对于现实主义与文学艺术特性的理解、把握，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选择—以发扬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作为推进文艺运动的中心环节，与前述周扬们着重从文艺的表现客体对象方面去理解、把握文艺的特性与现实主义原则，自然是不同的，由此引起的争论是必然的。但在论争中，不但根本否认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的‘互补’关系，而且越来越将认识上的差异、矛盾，推向‘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极端对立，为五十年代混淆矛盾性质埋下了伏笔”。（1937—1949《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序》）

这就是胡风“主观精神与客观真理结合或融合”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