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中,处于严格的户口和集体农业制度下的农村劳动力受到来自国家权力持续而系统的控制。在国际化资本转移的网络中,处于特定工厂体制控制下的劳动空间,是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所蕴藏的劳动价值被提取和发生转移的起点。在全球和本土语境交织的情况下,工厂体制在日常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施加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限制。因此,工厂体制实际上体现了特定社会中一般劳动体制的本质。
关于工厂体制的话语论争_公民权的话语建构———转型中国的新闻话语与农民工
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中,处于严格的户口和集体农业制度下的农村劳动力受到来自国家权力持续而系统的控制。在改革时期,这些人群继续受制于国家发展主义策略下的新劳动体制,这种体制以户口制度为基础,将流动的农民工置于一种相对劣势的公民权位置,以满足日益繁荣的“世界工厂”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廉价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在国际化资本转移的网络中,处于特定工厂体制(factory regime)控制下的劳动空间,是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所蕴藏的劳动价值被提取和发生转移的起点。在全球和本土语境交织的情况下,工厂体制在日常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施加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限制。因此,工厂体制实际上体现了特定社会中一般劳动体制的本质。遵循工厂体制的概念(Burawoy, 1985),许多研究考察了工作场所作为一种生命政治形式在各种社会历史语境下规训劳动者、使之客体化和评定劳动力价值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Cravey,1997;Lü&Perry,1997;Pun,2005;Warde,1989)。本节对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的个案分析,旨在从与劳动状况紧密相连的农民工民事权的角度出发,考察不同的行动者-言说者如何通过各类媒体话语,围绕工厂体制的本质展开话语论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