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澳门精神”之我见

李嘉曾先生在“‘澳门精神’的思考”（原载澳门《九鼎》月刊2008年10月号）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澳门的发展饱经沧桑，澳门的经历曲折独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澳门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内涵，储存了比较厚实的底蕴，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与特色。除了物质财富，澳门还应当拥有自己的精神财富。”“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将近九周年的时候，有必要提出‘澳门精神’这个概念，以期引起重视，开展讨论，进一步为澳门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笔者完全赞同李先生这一有远见的观点及其所提出的建议。

近几年来，因工作关系，笔者十多次到澳门亲眼看到澳门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与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新建的娱乐场高楼大厦，一座比一座宏伟、豪华，霓虹彩灯灿烂夺目，博彩生意十分红火，让人终身难以忘怀。有些人甚至将博彩业的发展作为澳门的立身之本，这也未尝不可。但是，笔者与一些游客一样，总是觉得澳门还少点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听到一些对城市文化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说，文化应当成为城市的气质和精神，很受启发。“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标志。它像一本刻着岁月的书，凝固了一段段历史，沉淀了一个个故事，或喜或悲，历久弥新。独特的个性、品位和文化内涵，体现着一个城市卓尔不群的风格和魅力。”“一个城市先进的设施、优越的环境，是其必具的形象，是城市的血肉和骨架，而独有的文化个性、文化风格、文化品位，则是不可或缺的灵魂。”[1]

李嘉曾先生在文章中还指出：“‘澳门精神’就是指澳门特有的本质与个性风貌”，“提炼和总结‘澳门精神’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充分的可能性。这是由地理、历史、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进而把历史传统、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区域精神作为“澳门精神”的四大来源（源头），并加以阐述，然后对“澳门精神”的概念和内涵进行概括：“‘澳门精神’是反映澳门地区和澳门人本质的个性特征与风格面貌的总和，其主要内容是多元、和谐、开放、创新。”笔者认为，李先生文章的思维逻辑是清楚的，对“澳门精神”内容的概括及其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的分析也有可取之处，是一篇有创意的好文章。不过，用“多元、和谐、开放、创新”八个字来概括“澳门精神”较为一般，未能充分揭示澳门这个国际化都市的个性特征和风格面貌。同时，李先生在分析“澳门精神”形成的历史、社会背景时，也疏忽了几个要素：一是只字未提澳门博彩业“这个澳门社会和经济体系中最具特色的部分。”[2]二是只字未提“澳门世界遗产”这个中西文化多元共存的独特反映。三是只字未提“一国两制”这个澳门最大优势的文化特色。在本文笔者就“澳门精神”谈几点看法，参与这场很有意义的讨论。

李先生认为“‘澳门精神’属于区域精神的范畴”。这没有错。但是，如今“澳门已步入国际化城市的行列”[3]，笔者认为，把“澳门精神”纳入“城市精神”的范畴更为贴切、准确，也更能反映澳门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所谓城市精神，是指一个城市通过其市民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城市景观体现出来的共同价值观念，是植根于城市的历史、体现于城市的现实、引领着城市未来的特质。”“城市精神，在英文中为cityspirit或urbanspirit，也可译作城市灵魂。”[4]城市精神是历史上形成与发展的，它深受城市所在的地理、历史、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城市精神，既有继承性，又有创造性。它具有浓重的凝聚力、强大感召力和推动力。城市精神是民族精神在一个城市的具体体现。一个城市的精神是多方面的，因此，对于一个城市精神的概括，既是一种判断，也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期盼。

在西方历史上，最早自觉地系统地谈论城市精神，据说是古希腊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他认为当时雅典城市精神是有多个特点：爱好美丽而不至于奢侈；爱好智慧而不至于柔弱；利用财富但不夸耀财富；关心自己但更关心国家；能干好强又温文尔雅等。

纽约的城市精神被概括为“纽约精神”，其主要内容有：（1）高度的融合力：纽约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民族融合、文化宽容是一大显著特点。（2）卓越的创造力：纽约是美国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科学、文化及信息中心，是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城市。（3）强大的竞争力：纽约人口有1800万，工作竞争激烈。因此，纽约人比一般美国人更有竞争意识。（4）非凡的应变力：“9·11”事件后，美国人把纽约人面对恐怖事件那种临难不慌、临危不惧，善于应变的策略，称为纽约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上海活力大增，并走到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有关上海城市精神的讨论，议论很多。综合起来，意见比较集中的是，可概括为以下八点：海纳百川、敢为人先、与时俱进、儒雅大气、诚信守法、天下意识、崇尚科学、天人和谐。

笔者还认为，李先生在文章中把澳门精神与徽商精神、晋商精神相提并论也是欠妥的。因为澳门精神是指澳门这个国际化城市或区域的整体精神，而徽商原是指中国旧时安徽省徽州府籍的商人，晋商原是指中国旧时的山西省籍的商人，后来逐步演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两大各有千秋的商帮（商人群体）。无论是徽商精神还是晋商精神，原先是指商人的经商和发展及伦理之道，只是某个城市或区域里商界精神面貌与个性的反映，而不是整座城市或区域居民本质的个性特征和独特风格。一个城市或区域里的商人精神和该城市或区域的精神虽有联系，且有可能部分重叠，但前者的外延较少（只涉及部分居民），而后者所涵盖的居民较广（涉及居民的各个阶层）。

（一）以小博大的特质

澳门的地方很小，人口也不多，但澳门人有一种以小博大的特殊气质，创造了许多奇迹：一是以“亚洲卢森堡”为发展目标，创造了微型经济的发展神话。“以人均收入计算，澳门在亚洲区内与其他微型经济比较名列首位，全球排名则第三，仅次于卢森堡及冰岛。”[5]二是开放赌权，加快把博彩业发展成为一个大产业，2006年澳门博彩业的总收入高达558亿元，超过了拉斯维加斯，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赌城。三是成功举办一年一度的“格兰披治大赛车”、第四届东亚运动会，以及第二届亚洲室内运动会等国际知名体育赛事。四是利用澳门这个“小舞台”上演“一国两制”的“大剧目”。让“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在澳门这个平台充分展示出来。正如杨允中教授所言：澳门“这个小地方可以有很大作为。它得天独厚、潜质突出、前景广阔，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它应该也可以发挥一份不容无限夸大，更不容轻易低估的重要作用。”[6]

（二）多重多元的文化

当人们谈论澳门时，往往离不开“赌博之都”的话题。其实，澳门不是文化沙漠，四百多年前已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值得指出的是，全人类最有代表性的四种文化体系即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先后在澳门自然地相遇相交和碰撞，经过四个多世纪的融汇和融通，沉淀和积累，澳门成为东西方文化的圣殿，产生独特的澳门多元文化模式，主导澳门社会的发展。”[7]在中国文化中又包括了闽南文化和岑南文化。澳门的宗教文化也是多元化的，不仅有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佛教与道教，各自发展，相互容忍。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澳门历史城区是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综合体现，是中西文化多元共存的独特反映，是中国历史城市中极具特色的组合。它证明了中国文化永不衰败的生命力及开放性和包容性，形成了今天澳门独特的文化氛围。它将使澳门市民更加留意和关心自己土地上的文化遗产，认识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也是世界人民了解澳门这个城市的魅力所在之一。

（三）自由竞争的意识

有人可能担心研究澳门精神一旦涉及博彩之事，会陷入尴尬的境地，故避而不谈。其实不用回避事实，要面对现实，博彩虽有诸多负面影响，但从1847年澳门赌博合法化后，博彩业不仅一直在澳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在澳门精神形成的过程中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在20世纪，澳门的博彩业经历了三次重要赌权转变。每一次的转变都给当时的博彩业，以至整个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及注入新的活力和开拓创新的局面。”[8]这反映了澳门人的锐意改革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又如，澳门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果断决定赌权开放，实行第四次赌权转变，结束澳门博彩业一家专营制度，使博彩业进入“六强争雄”的新阶段。在澳门现有的六家博彩公司中，虽然持有赌牌有正、副之分，在公司中也有洋、华之分，但在法律上六家博彩公司主体地位平等，并可开展公平的自由竞争。面对美资博彩公司及娱乐场在澳门强势崛起，澳门赌王何鸿燊表示，我不怕竞争，有竞争才有发展，才有进步，上述这些事实，再次显示了澳门政府领导层和澳门商界精英强烈的自由竞争意识，并造就了今日博彩业的辉煌成就。相信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特区政府会妥善解决澳门博彩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四）爱国爱澳的传统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的领土。但自公元1553年起，她却阅尽了欧美殖民主义者蹂躏我国主权，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苦难的历史，在澳门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悲惨血案（如1966年“一二·三”血案）。澳门同胞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祖国的荣誉，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爱国诗篇，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品格。从澳门进入过渡期以来，广大澳门同胞发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不断加强团结，积极参与涉及社会重大利益和澳门整体发展问题的处理，有效地促进了澳门的平稳过渡和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政权的顺利交接，使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澳门回归后，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升华为拥护‘一国两制’，积极建设澳门的主流力量。”（何厚铧语）澳门同胞始终秉承“中国心，澳门情”，谱写历史新篇。一方面全身投入建设新澳门的实践，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等困难和挑战，推进澳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支持中国内地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等事业的发展，在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发挥澳门独特的示范和桥梁作用。

（五）“三大价值”的理念

澳门回归以来，“经过将近八年的奋进，澳门特别行政区从零开始，见过复杂多变的世界，吸取了千金难求的经验，储备了集体凝聚的智慧……找到了我们尤须寸步不离的公平、共富、和谐这三大价值。”这是行政长官何厚铧在《2008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最大的亮点。澳门社会舆论认为，特区“八年历程找到三大价值，是特区除经济建设成就外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个重大成就。何厚铧总结的公平、共富、和谐三大价值，既是澳门回归八年特区政府执政理念的总结，更是澳门社会未来发展的共同理想和目标。”[9]笔者认为：首先，特首何厚铧在报告中还对公平、共富、和谐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简明而深刻的阐述。（因篇幅所限，略省不谈）实际上，公平、共富、和谐三者环环相扣，辩证统一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价值体系。其次，换一个角度讲，三大价值虽是特区政府的执政理念，一旦这个理念被市民所认可，并成为市民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个理念就自然成为澳门精神的组成部分，既是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又是澳门精神的丰富和更新。

（六）远交近融的战略

由于“弹丸之地”的澳门自身的经济发展空间非常有限，而背靠中国内地的地理原因，同时由于澳门与拉丁语系国家尤其是葡语国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渊源及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的历史传统，所以，澳门对外交往的发展路向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只能是充分利用其“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的特殊地位和中西交流的“视窗”、“桥梁”与“国际通道”的区位优势，实行“远交近融”的战略。这个战略符合澳门的实际和利益，并取得显著成效。就“远交”而言，澳门把与欧盟国家和葡语国家的经济合作作为重心。这不仅是澳门经济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加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在该地区（拥有2亿人口）的影响力。就“近融”而论，澳门把与中国内地“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合作作为重点，特别是积极参与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合作，在“9+2”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充分证明澳门这个国际化城市充满活力，具有对外交往和开拓进取的能力。应该说，远交近融是澳门精神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当我们阐述了“澳门精神”的几个闪光点之后，便可以对“澳门精神”的概念和内涵做出初步的提炼与概括：现代意义上的“澳门精神”是反映国际化城市澳门和澳门人本质的个性特征、风格风貌和价值取向的总和，其主要内容有：以小博大、多重多元、自由竞争、爱国爱澳、三大价值和远交近融。

上述一些看法：只是笔者的几点初步思考，可以说是披头散发见“公婆”，目的在于参加讨论，与大家共同提高认识。有学者指出：“一个城市是否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不在其面积与人口，而在其内涵。古代雅典，今天看来怎么也只是个小城市，但它特有的精神内涵却使它成为民主和哲学的摇篮。”[10]澳门也是个小城市，但它特有的内涵非常丰富，有待人们去挖掘和弘扬，使澳门成为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城市。当然，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正如李嘉曾先生所说：“我们总结提炼‘澳门精神’的目的，在于用以指导实践，更好地为澳门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祖国和世界做出更加出色的贡献。”因此，笔者希望《九鼎》和广大读者能把澳门精神这场讨论进一步深化下去。为此，提出两点建议：

（一）要从纵横两个方面深入探讨澳门精神

就横向方面而言，除继续讨论澳门精神的内涵、特征、作用及其形成的历史、社会原因等外，还可以把澳门的城市精神和“创新城市”、“创新文化”等相关问题联系起来讨论。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活力的标志，也是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创新城市”理念的提出代表着城市战略规划思想的转变，将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灵魂。“创新文化”是指与创新有关的价值追求、文化氛围和人们的信念等人文内涵。“创新城市”和“创新文化”首先是一种创新精神，这对深入研究澳门的城市精神是会有所启发与帮助的。

就纵向方面来说，城市精神因受城市所在的地理、历史、人文环境及外部条件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个城市的精神差异很大。如上海在设县以后，筑城以前，城市精神可概括为“宁静”。筑城以后至近代开埠之前，城市精神是重商、奢华、宽容。开埠以后的城市精神可概括为开放、创新、竞争、法制、宽容、奢华、时尚、重商、崇洋、爱国。建国后至1978年以前，城市精神转为内向、奉献、听话、自傲。[11]同样，澳门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其城市精神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需要深入研究。我们现在谈论的澳门精神一般仅指澳门现实社会的状况而论。但今日的现状是昨日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了解过去的澳门精神，有助于加深对现代澳门精神的理解，更好地把握澳门的未来。

（二）要认真研究如何培养和塑造澳门城市精神

城市精神不仅是一个理念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当我们对澳门的城市精神有了初步认识以后，就应该更注重去培育和塑造这种精神。虽然城市精神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积淀，不是哪个人独出心裁。但是，城市精神的发扬光大，需要人们去实践、宣传、培育和提升，才能永远盛放不败之花。这里谈几点想法：1．要提高对城市精神重大意义的认识。城市精神是城市的一面旗帜，是引领市民前进的号角，是城市发展与提升的灵魂。城市精神的培育是城市文明建设的内在动力。2．要提高市民的整体素质。市民是城市精神形成的主体，又是城市精神的实践主体和传播的主体。因此，提高市民质素就成为提高城市精神的关键所在。3．特区政府领导层要关注、支持与导引澳门精神的讨论。当社会对澳门精神有了基本共识时，特区政府可考虑发表类似新加坡政府发表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4．要重视通过重大事件或重大庆典活动的大好时机，来培育澳门精神。这类活动能收到较好的实际效果。5．要树立澳门城市精神偶像。比如，可以从澳门优秀人才或先进团体中寻找或评选代言人，让城市精神形象化。

（原载澳门《九鼎》月刊2009年1、2月合刊号）

[1]　圣光：“文化：城市的气质和灵魂”，《人民日报》2007年11月7日第七版。

[2]　肖蔚云主编：《一国两制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31页。

[3]　胡锦汉编著：《博彩业与澳门国际化》，澳门广告学会出版，2007年10月，第160页。

[4]　尹继佐、左学金等著：《建设世界城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48页。

[5]　刘伯龙等编：《澳门：发展与改革》，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出版，第16页。

[6]　杨允中著：《论正确实践“一国两制”》，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出版，2005年12月，第23页。

[7]　刘伯龙等编：《澳门：发展与改革》，黄汉强写的总序，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出版。

[8]　陈炳强等著：《博彩业与发展商机》，经纬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3页。

[9]　毕君（北京）：“零八年施政报告亮点解读：公平、共富、和谐——澳门三大核心价值”，《澳门月刊》2007年12月号。

[10]　叶辛、蒯大申主编：《城市文化研究新视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8月，第43页。

[11]　尹继佐、左学金等著：《建设世界城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