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佛教的历史命运与反思

百年佛教的历史命运与反思

北京师范大学　徐文明

近现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激烈震荡时期，内忧外患不止，战乱变革频发，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时期，从战争到和平，从保守到开放，从贫穷到小康，从落后到兴旺。中国佛教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历经浮沉，走过了坎坷不平而又不断奋起的百年历程。

应该说，佛教的衰落并非自近代而始，宋代以后，佛教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要之不外两个方面：从内因上讲，中国佛教自身的创造力不断衰减，已经无法执思想界之牛耳，无法站在时代的最前沿，缺少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从外缘方面说，随着封建专制的不断强化，佛教受到的干预和压制越来越多，生存和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活力的衰退与生存环境的恶劣，也加剧了佛教内部的腐败，使得佛教的社会地位和形象更加低落。

经忏佛教成为末期佛教的主流。超生度死、经忏佛事本来就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称之为经忏佛教，主要是因为这方面成了佛教最重要的活动，佛教渐成职业化的一种行业。职业佛教的特征即是从谋道转为谋食，佛事沦为一种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信仰与神圣性退化，大部分僧人成为以佛教为职业的粥饭僧，严格来说，和那些服务于丧葬送亡的吹鼓手没有本质的差别。由于佛事主要是为亡者和老年人服务的，使得佛教显得满是暮气、死气和衰气，成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不愿靠近的老人宗教和死人宗教。

近代以来，由于国难频频，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都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佛教的生存环境也进一步恶化。由于宗教信仰的淡化和佛教吸引力的退化，“选佛”压倒“选官”的盛况只能存在于往日的回忆之中了，通过科举踏入仕途成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梦想，即使这种梦想破灭，他们也会退而求其次，选择经商或行医，抑或成为卖文为生的小说家之流，出家只是最后的选择，很难成为人们的首选。科举制度使得儒家在三教中保持着主导的地位，因为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明清时期尤其如此，特别是带有浓烈的反佛色彩的宋明理学思想成为“标准答案”，对于佛教更是大大不利。

虽然被边缘化早已成为佛教的命运，但在近代以前，佛教还在三教为本的旗帜下勉强维持着三分天下的地位，而在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侵入中国之后，民族危亡与文化危急交织在一起，中国佛教受到了凭借武力再次强行输入的“洋教”带来的巨大威胁。一再的失败带来了严重的悲观和失望情绪，中国的军队不如人，中国的制度不如人，中国的科技不如人，中国的文化不如人，中国的宗教不如人，中国的语言文字不如人，乃至中国的人种也不如人，一种中国全面落后的思想情绪颇为流行。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对中国传统进行全面改造和清理的运动一再兴起，迄今未歇，中国佛教也同样成为清算的对象。虽然表面上没有像儒家那样遭遇“打倒孔家店”和“批林批孔”这样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但佛教所受到的冲击事实上并不比儒家小。“庙产兴学”是佛教所遭遇的第一场冲击波。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是外界对佛教产业的觊觎，但在这背后潜藏的却有更多的东西。兴学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有人能够反对，问题是为什么单单拿庙产兴学，难道仅仅是因为寺院有钱么？这其实说明了佛教在当时的地位的低下，几乎到了人人可欺的程度，靠辛辛苦苦做佛事积攒下来的产业却被凭一纸公文收走，成为某些达官贵人收买民心的资本，这不能不说是佛教的悲剧。

与后来的灾难相比，庙产兴学也仅仅是一个不太严重的开始而已。到“文革”时期，佛教所面临的几乎是灭顶之灾。“文革”是中国文化的一场大劫难，其标志性口号是“破旧立新”，事实上还是“传统文化有害论”的一种延续，其结果是一种更加原始的专制文化借政治的力量取得了压倒性的地位，从而使文化专制和垄断走向极端。

佛教的被歪曲和妖魔化并未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宗教就是一种迷信，是和科学相抵触的。虽然不能明白表达出来，但在很多人心目中，佛教（也包括其他宗教）就是消极的、落后的、愚昧的。

虽然百年以来屡遭劫难，但中国佛教并未因此消亡，而是在困境中奋起，在变革中求存。近代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不仅给佛教带来了灾难，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变”可以说是百年以来的主旋律，而强调变化恰恰是佛教的特质，这与儒家所主张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佛教一时间成为革命与维新的理论工具。近代的改革家和革命家，大多与佛教有关。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虽然打的是孔子的旗号，骨子里却是佛教的精神，为变法而牺牲的谭嗣同更是体现了佛教的大无畏精神。章太炎的“五无论”则是把佛教转换为一种现代政治哲学。

成为近代革命家所青睐的精神支柱，不仅是因为佛教主张诸行无常，无时不变，还因为佛教的无我无私体现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而变革总是充满危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怕死是当不了革命家的。佛教的转世说还为牺牲者留下了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使之更加义无反顾地舍生取义。作为变法维新的指导思想和救亡图存的精神武器，佛教应运而兴，展示出了新的社会功能，因而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叫喊声中，佛教却逆势而上，呈现出一派复兴的势头。

在言及近代佛教的复兴时，亦有论者强调杨文会等人的个人努力和贡献，不太强调这是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因而事实上削弱了近代佛教复兴的意义。作为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变革、改革一直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主流，迄今未止。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是文化心理，我们至今尚未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的社会中还有许多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因素，而反对改革的声音一直存在，甚至有人提出了暂停改革的要求。在这种条件下，佛教作为改革和强国的指导思想的功能仍未丧失，而且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因而，佛教不能仅仅满足于社会主义的适应者的身份，还应当主动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中，以指导者、参与者和创造者的姿态积极推动社会进步，支持改革，帮助改革，促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时代和社会之所以向佛教提出这一要求，是因为佛教具有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条件和素质。对此已经有许多思想家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似乎不需要再做更多的论证。徐文明在西安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佛教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备现代性的宗教，具有绝对的自由、完全的平等、真正的科学、充分的民主四大特征，虽然当时牵涉到与部分基督教学者的争论，但这些总结却并非意气之争，而是一种成熟的公平的思考。

现代社会需要民主政治、自由经济、科学思想、慈爱精神和人权（生命权）意识，这些都与佛法不矛盾，并且都可以以佛法为根基而派生出来。在这些方面，佛法可以说是最为殊胜的。在佛法理论体系中，没有反民主、反科学、反人权的方面，而在实践方面，佛教很早就施行过民主制度，而且既有直选式的直接民主，又有代表制的间接民主；早期的佛教与商业有密切的联系，佛教的发展受到许多大商人的资助，而佛教对商业和自由经济的鼓励也促进了社会发展；佛教的“五明”体现了古代最为完备的科学体系，也有一行这样的大科学家；佛教的慈悲精神和对所有生命的生存权的维护是举世公认的，对于当今的环境保护和生态维护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佛教还曾成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一座文化桥梁。面对突然闯入的西方文化，许多中国人一时有不知所措之感。接受新的文化必须以原有的文化为中介，正如当初佛教传入中国需要老庄思想为媒介一样，佛教也成为了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中介。以佛解西，犹如以佛释儒一样，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个亮点。无论是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科学理论还是哲学文化，都可以佛法加以比附，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之进行理解和融摄，使之成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文化资源。

近代的佛教复兴以法相唯识学为主，也是适应了这一要求。法相唯识学是佛教之中体系最完备、逻辑最严格、思维最深密的一派，与西方流行的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物理学等有相似之处，而又能超然于诸学科之上，一统宗教、哲学、科学等信仰和知识文化体系，具有汇通古今、一合中西的可能。

近代佛教的复兴和中国文化的不绝如缕还与两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文化存在的严重弊端有关，船坚炮利、科技发达一方面是好事，另一方面同样会变成毁灭人类的力量。残酷的现实迫使人们认识到，崇尚武力、喜欢矛盾的西方文化确实在某些方面不如崇尚礼教、主张和谐的中国文化，即使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这对于国学的维系和佛教的复兴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总之，适应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中国佛教在百年历史上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曾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些积极作用在今天仍然是需要的，虽然用武力推行的政治革命并非时代所必需，但改革与和平发展永远是需要的。佛教在今天的经济功能已经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奶牛”了，“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式的“借佛聚财”、“借佛生财”已经成为各地政府所热衷的发展经济之道，尽管不少佛教界人士和学者对此不无诟病，然而这也充分体现了佛教对于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强化佛教的经济功能，充分发展佛教经济，虽然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作用，但从总体上讲，对佛教来说是一件好事，对于提升佛教的地位，发挥佛教弘法利生的现实功能，提高佛教的社会影响力，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对于佛教的文化功能，中国社会历来是比较重视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佛教是文化”之说为佛教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根据，而这一说法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大胆突破。在建设先进文化的今天，这一说法又具有新的意义。作为儒、释、道三家之一，中国佛教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作为有世界影响的主流文明之一，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华文化是拥有数千年连续历史的有普遍和持久影响力的人类文明；中国佛教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先进文化的今天，充分发挥佛教的文化功能，对于佛教发展有利无害。

充分发挥佛教的社会功能，是实践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的必由之路。通过发挥佛教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功能，使佛教在安定人心、净化灵魂、关爱弱势、救助灾荒等方面发挥作用，才能提高佛教的政治地位，增强佛教的经济实力，扩大佛教的社会影响，为国家的政治改革、经济腾飞、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实现佛教救苦度世、利乐有情的伟大理想。

佛教今天的生存环境较之以往有了很大变化，传统的三教之中，儒教在制度和形式上已经不复存在，道教也无法再借助政治的力量限制佛教，佛教需要面对的是社会偏见和西方思想。佛教需要与社会主义相互适应，一方面要适应，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干预和引领，努力参与并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在知识界和青少年中有一定影响的西方文化，中国佛教应当立足中国文化本位，对之进行有选择的吸纳和创造性的解释，使之圆融到佛教理论体系中来，抱着中道的态度，既不盲目排斥，又不全盘接受。同时还要积极走出国门，利用佛教的世界影响，抓住中国经济腾飞的大好时机，将中国佛教传播到世界各地，影响和改造西方文化，使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经过本土化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文化之一。当然这需要长期的奋斗和不懈的努力，但也是并非不可实现的目标，中国四大发明曾经影响了西方的科技和文化，中国的人文精神曾经为西方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依据，今天蓬勃发展的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为何不能借中国经济发展的东风影响整个世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呢！

当今的世界环境也为佛教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虽然和平与发展的大势并未动摇，但恐怖主义也给人类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而且是两种恐怖主义的交织冲突。一种是国家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依仗强大的科技所造就的国家暴力对弱小国家和民族进行威胁和欺凌；另一种是更加不讲规则的恐怖主义。这两种恐怖主义背后都有片面的一元化的宗教思想的影响和支撑，都体现了对暴力的推崇和对野性的提倡，是人类文明和公平、正义、礼教、慈爱的公敌。在这种情势下，一直提倡和平、坚持中立的佛教具有良好的形象和强大的感召力，有条件成为建立和谐世界、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导思想。

历史给了佛教发展的机遇，在世界和平、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政治宽松的今天，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都出现了复兴的迹象，而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还需要佛教自身的建设。佛教自身的建设则须建立在清醒的自我认识、自我反省的基础之上，因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立人先须自立，自度方能度他，佛教只有完成自我净化、自我革命，才能担当净化社会和社会批判的重任。

近代以来的民族危亡与文化危机促使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分为两种，一种是前面所述的全面否定，导致极端消极的民族虚无主义；另一种则是清醒冷静的批判，是站在爱国、救国的立场上分析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与不足，以积极的态度对之进行救治和创新。近代佛教的复兴得力于佛教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得力于内学院在学理上的正本清源和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佛教革命。吕澂和印顺都强烈批评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宗，是因为当时的禅宗已经落入末流，成为佛教保守势力的象征，六祖慧能的平民意识和敢于对抗权威的革命精神早就找不到了，本觉代表了消极保守，“一切现成”体现了对黑暗现实的认同，因而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我们不必计较他们的具体结论和个别行为是否得当，最重要的是要继承他们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

在返本的基础上创新，在批判的前提下继承，在适应中引领，立本位而圆融，只要抓住时机，措施得当，中国佛教的复兴和繁荣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