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哲学思考

鲍展斌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有着重要作用。麻将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最具争议性，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文化遗产观来分析麻将，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高度论述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对我国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麻将；哲学思考

作者：鲍展斌，宁波大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从产生以来到现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随时代变化的创新性，被人民群众所认同，但因其被不合理地利用，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故对此类文化遗产判定是否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时具有争议性，此类文化遗产也就成为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譬如麻将。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对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作用

1.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具有辩证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即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遗产问题的根本看法。它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人类文化对象和文化实践的反思，进一步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对人类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作总体性和辩证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以达成文化自觉。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各民族文化遗产在保持文化独特性基础上的相互交流与借鉴，是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既包括了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一面，又包括了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一面。世界上任何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则是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方面才能构成统一。所以说，辩证统一是指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既要看到事物统一的一面，又要看到事物对立的一面，即坚持全面的发展的观点。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基点，要求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上要坚持辩证统一的思想，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遗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不仅如此，对待某一特殊文化遗产时，也要用辩证思想分析其独特性和积极性，辩证地看待其消极因素。

2.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

马克思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种对过去的继承，就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由于形成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因而具有各自的特色。民族性是文化的天然属性。每个民族都维系着一种特定的文化，以一种特定的品格、心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去影响、支配着本民族内部人的行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离不开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也绝不能抛弃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特性的民族文化。如若离开传统，割断血脉，就会迷失方向，丧失根本。所以任何一种新文化的产生都不会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在继承前人优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是要发展世界视野下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可能离开世界文化发展的道路而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孤立的文化圈内。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组成了世界的文化，因此离不开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一方面吸收世界各地优秀文化的精华来滋养自己的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将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推向世界，突出本民族文化的优势。总之，民族文化只有在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融合中，以世界多种民族文化中普通一员的身份来界定自我，与其他的民族进行平等对话、交流，才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对待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基本立场。

3.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倡导多样统一的和谐文化

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认为，对于文化遗产的进步性和革命性是着眼于文化遗产发展的过程，而对于文化遗产的和谐性则着重于文化遗产发展最终的结果，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马克思所倡导的是人在文化发展中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文化遗产观中，人是实践的主体和文化发展的核心，文化遗产是通过人的实践而产生的物质产物和精神产物的结合。同时“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它注重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把人的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设想未来社会时，把生产力高度增长基础上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看作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基本价值。即无论是从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就是自身的和谐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和谐文化观是指：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文化，也是由人民群众共享的文化。要让我们的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上各尽其能，在“文化享有”上各得其利，其中的利不仅仅是物质的利益，更是精神的利益，是促使人提高素质进而达到全面发展的利益。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的内容中，始终贯彻着和谐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对文化起因的科学论证就体现着和谐文化的价值，即经济基础决定文化发展，但文化发展对于经济基础具有积极或消极的反作用，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文化的发展，要达到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在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现代文化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既继承民族传统又开放创新的和谐思想。

二、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认识论价值

1.历史与现实的价值统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作为历史的产物，都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反映当时的自然生态状况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状况，具有历史价值；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具有很高的现实价值，遗产本身包含着特有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现实启示。比如陈列在博物馆里的一把石斧，当我们的祖先出于当时的直接需要而制作它时，根本不会想到它的制作技艺对后代有何意义。但我们今天参观石斧时，是把它当作人类走向自由的一个里程碑、当作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一块“化石”来看待。这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体现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就是指石斧所物化的先民制作技艺中的创造性本质，只是当今人们对它缺少理论自觉而己。因此，毛泽东指出：“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2]

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文化遗产观对待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其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评价其价值。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是统一的。历史对于当代人类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究其认识论的价值，可以理解为历史是一种宝贵的人类经验。历史的过程具有方向性，当我们不断追寻新的生存方式时，业已存在或消失的过往可以作为一种评判的砝码，甚至被直接作为一种仿效和追寻的对象。正因如此，在中国的传统中，一切现存的秩序、道德以及人自身都被认为是历史过程在当代的必然体现。历史和现实在哲学天平上具有平等性。因此，当代人在评价争议性非遗时，不能一味强调现实价值而贬低甚至否定其历史价值。

2007年文化部在评审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申报项目时，发生了《黑暗传》被否决的事，这就是属于应该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看传统的非遗问题。《黑暗传》是一部在民间流传千年的具有汉民族文化特色的“活态”叙事长诗，为何被否决？据说因有人提出长诗的题目用了“黑暗”二字，无法传递正能量！又据说，有人提出，既然“黑暗”不行，可以改为“浑沌传”嘛！答复说“浑沌传”也不行！这里暴露出来的问题，分明又是站在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文化遗产观立场上来评价远古神话及杂有古神话的长篇叙事诗的问题。

马克思对希腊史诗和希腊神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谁都知道，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希腊艺术的土壤。”“困难并不在于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是与社会发展的某些形态相关联的。困难是在于了解它们还继续供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准和不可企及的规范。”^[3]如果中国的一些非遗评审专家都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文化遗产观来看待所谓的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会看不到《黑暗传》这类“活态”神话史诗所具有的文化史价值，就不会误解它是无中生有的胡话或道教人物的宗教说教，相反地，会从它的史诗里看到古代神话思维模式下的宇宙起源、人类起源、早期社会状况的影响。

麻将申遗更是屡遭挫折。关于麻将申遗的争论中，透露出各色人等对麻将的不同解读，一副小小的麻将牌下，铺垫了太多世事流变和观念变迁。早在2006年，麻将就曾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未果。2007年再次申遗被否决。2012年第三次申遗又被否决，评审专家的理由是无论从重要性、急迫性以及现实意义的角度，都不赞成将麻将纳入非遗项目。还有一些专家则明确指出，麻将就是赌博工具，没有任何文化价值，麻将申遗是国耻。

文化哲学家邹广文教授认为：“工具作为一种中性存在，它自身无所谓危机与非危机。也就是说，工具本身是不伤害人也不利人的，它本身不会决定自己如何，而结果完全取决于制造和发明它的主体，即取决于人的态度和应用。”^[4]麻将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工具本身并无好坏之分，错的是有人拿它去赌博！就像踢足球本身是一种很好的体育运动，但有人拿它去赌球，你能认为这是足球的罪过吗？

麻将申遗中所倡导的让麻将回归智力竞技的号召无可厚非。麻将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它本身如同扑克一样，是流行于老百姓中，集益智性、趣味性、博弈性于一体的传统民间娱乐活动。

著名理论家龚育之生前早就认为，麻将运动是可以开展的。龚育之说：“当前社会上这种‘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不是办法。对于消极的、颓废的、陈旧的倾向要加以引导，而不能坐视不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禁止赌博，可从未禁止打麻将。麻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待麻将应该给予‘国民待遇’。”^[5]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麻将牌里有哲学哩。”^[6]甚至在毛泽东的遗物中，就有两副麻将牌，一副为牛骨质地，另一副为塑料质地。

1998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中国麻将竞赛规则（试行）》在前言中说：“麻将与赌博并没有必然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赌博消失了，麻将却在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中健康地存在了许多年。今天，当有人用麻将作赌具的时候，其罪责，当不在麻将。橘生于淮南谓之橘，植于淮北谓之枳。事在人为。”^[7]

纵观人类的体育发展史，任何一种体育项目，都要经过从玩耍（play）到游戏（game），再到竞技（sport）这样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这正是体育项目从无序到有序，从混乱到正规的必由之路，也是体育项目发展的“自我保护机制”。与其将麻将视作赌博工具，任其祸害民众，不如规范化组织起来发展竞技体育项目，趋利避害，化腐朽为神奇。这件事也是国运所系，民心所向，势在必行，时不我待！

2.精神变物质的价值调整

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而且这些文化传统往往成为人们为维护各民族的独立、尊严以及争取解放和复兴而顽强奋斗的精神支柱。文化遗产体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活习俗等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它对一个国家及其各族人民能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激励作用。这就是其精神价值之所在。

从总体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相传的精神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脉，民族绵延的基因，民族精神的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含有丰富的传统伦理道德资源，能使个体顺利完成社会化过程，能形成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这些因素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和谐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谐价值主要表现为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8]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当代道德价值：就道德个体而言，它事关个体的名誉与自信，可以形成强烈的个体自豪感，张扬个体的生命力；就道德集体而言，它事关集体的归训与教化，可以形成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彰显集体的自觉规约力；就道德群体而言，它事关群体的繁衍与归属，可以形成强烈的族群认同感，达成群体的核心凝聚力；就国家伦理而言，它事关国家的公正与平等，可以提升最广泛民众的幸福感，进而提升国家的整体软实力。”^[9]

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记忆，强调与人为善、崇尚和谐的主旨，宣扬的是安分守己、恪守礼法，知足常乐、安贫乐道，明礼诚信、乐于助人等思想，尽管有些说教在实际中会带来一些息事宁人、少生是非的负面影响，但要一分为二看问题，一些所谓的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面在促进人心的平和、人际关系的友爱方面还是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麻将虽可以用于博弈，乃至被人诟病的赌博，但它利用得当时还具有四个方面的社会文化功能：净化心灵、开发智力、娱乐人生、规范品行。

麻将是宁波人发明的。从近代麻将牌的牌面图案设计来考量，不难发现，其实麻将牌中的每一张牌的图案都具有某种寓意，暗含了某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诉求。以“花牌”为例，人们通常采用梅、兰、竹、菊为图案。梅、兰、竹、菊占尽春、夏、秋、冬，被人称为“四君子”。“梅”表示高洁傲岸，“兰”代表幽雅空灵，“竹”象征虚心有节，“菊”则暗示冷艳清贞，表现了人们对时间秩序和生命意义的感悟，也是对某种审美人格境界的向往，成为中国人借物喻志的象征。另外，“中”具有中和、中正的含义，“发”有发达、兴旺的含义，“白”则具有清白、纯洁的含义，符合浙东学派诚信为本、义中求利的思想。“和（音hu）”牌的意思是以和为贵，追求和谐。麻将用竹骨材料制作，寓意讲诚信，有骨气。这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思想体现了宁波商帮作为儒商的优良传统。后来，打牌赌博时出现的作弊行为“出千”实在是对麻将文化的亵渎。事实上，与其说这些图案是源于设计者的聪明智慧，不如说这就是中国古人特有的道德美学思想的自然流露和表达。

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具有多种不同类型的价值，不仅具有精神价值，还具有艺术价值、娱乐价值等等，甚至可以精神变物质，有利于当代发展文化产业，体现经济价值。从历史上看，通过“海上麻将之路”，麻将从宁波流传到世界各地。正是由于宁波在历代海外贸易和近代金融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枢纽地位，推动麻将文化向世界各国的传播。通过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麻将传播到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地。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麻将出口达到鼎盛时期，竟然成为上海港对外出口商品中排名第六位的重要货物，于是麻将号称中国近代最强大的文化输出。在当代，麻将牌和自动麻将机出口也是非常惊人的，尤其是网购平台的出现，麻将出口量急剧增加，成为重要的文化出口商品。

3.传承与发展的价值提升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非物质遗产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因为它是各种文明的源泉。《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指出，任何一项遗产的毁灭和消失都将造成世界各民族遗产之有害的匮乏，保证传之于后代是“当前和将来文化的丰富与和谐发展的一个源泉”。保持遗产完整真实地存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怎样估计其存在价值都不会过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具体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开发，说明个别方面的个别问题上，而且要把微观研究的成果综合起来，在宏观上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社会关系，从不同侧面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通过文化遗产所反映的历史上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状况，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演变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自觉地、能动地协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遗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合理的作用，是非遗保护和研究的最终目的。

据考证，麻将是清代宁波人陈鱼门发明的，这与宁波发达的海外贸易及钱庄文化有关。麻将是宁波话“麻雀”的读音，而且日语中的所有麻将术语，也都采用宁波方言的读音。麻将文化与海商文化、钱业文化有很大的关联度。笔者认为麻将属于钱业文化，并不是说麻将可以用来赌钱，而是说麻将本身就是“钱的游戏”。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宁波发达的海上贸易与钱庄业造就了麻将文化。近代麻将就是陈鱼门根据马吊的基本花色和牌九的基本形式及宁波海商文化、钱庄业文化背景新创的一种骨牌博弈方式。“筒”、“索”、“万”分别由马吊的“文钱”、“索子”、“万贯”演变而成。麻将筒、索、万，本身是古代货币量的概念，一筒即是一枚铜钱（外圆内方的铜钱），一千枚铜钱串成一索表示一贯，一万即一万贯铜钱的简称，即一万个索之和。也就是“筒”的图案象征铜钱；“索”的图案象征穿钱的索子，代表一贯钱；而“万”则是钱财万贯的简称；财神、元宝等花色更与钱币、银两直接相关。“钱”（筒、索、万）不够用了，就得借，而借钱，则需要写借据，找中间人担保，由银库发出，所以“白板”象征一张空白借据，寓意宁波钱庄“大信不约”（即真正讲信义，不订约盟誓）的行业规矩，“红中”象征中间人，“绿发”象征发出银两，换成现代说法，就是凭证、担保、兑付，典型的钱庄文化；“东西南北”除方位外还有可能是宁波钱庄的四个方向的分号。搓麻将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金融资产不断重组的过程，因为每一次麻将牌的推倒重来都会形成新的资产积累。在麻将桌上，麻将牌的价值是在不断变化着的，留牌弃牌随时可以转换，并且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弃牌是为了更好地留牌，麻将牌的每一次更换都是追求最终的“和”牌。放走手中旧牌，谋取带来希望的新牌，实际上就是通过资产重组去获得更大的利润。麻将的玩法与钱庄经营之道如出一辙。与此同时，清同治年间，正是宁波钱庄业兴盛时期，当时宁波成为东南沿海金融中心，钱庄业是建立在工商各业基础之上的，是“百业之母”，与各业联系紧密。陈鱼门新创了“杠”、“吃”和用骰子定位的方法，“杠”可能是码头工人扛钱粮等货物的含义，“吃”有可能是吃了别人的牌就有钱吃饭的意思，用“台”来计番象征钱庄的柜台数量与财富数量有关。搓麻将使用筹码代替现金类似宁波钱庄独创的“过账制度”（即非现金的金融结算制度）。

百年以来，麻将在大多数人眼里几乎就是“赌博”的代名词，政府也将麻将视为禁物。经各界多年不懈努力，国家体育总局终于在1998年6月18日正式批准，将麻将作为一种体育竞技项目。这是麻将从家庭走向社会，成为正式体育竞技项目的关键步骤，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但是，麻将仍然不为一些社会民众、专家和有关政府部门所承认，麻将一直被视为赌博工具，精通麻将的人也被视为不务正业之徒。如果不正确使用麻将，把它视为一种赌博的方式，确有破坏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的危害。但从国粹的角度上看，麻将同围棋和象棋一样，都有着传统文化的印记。围棋和象棋普遍为群众所接受，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而且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代表。相反，麻将不仅登不了大雅之堂，且为人所不齿，也得不到有关政府部门的肯定。要正确认识麻将，就必须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看待它。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基础上，保护和发展这种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

4.糟粕和精华的价值转化

“不讲文化遗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意义和作用，只讲以当今的‘主体价值观’来做标准，是一种藐似革命、实则超革命的、‘左’的思想观点，过去它割伤了我们的肌体和灵魂，今天它仍然是一种危险的、严重危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观点。‘精华与糟粕’论是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概念或政策，受时政因素的影响甚大，而非文化概念或文化理念，也不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在发展和创新当代文化时，吸收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神或元素，固然要有所选择，不能无选择地兼收并蓄，但文化发展和创新的理念，不能等同于对待文化遗产的原则和理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出现的许多怪现象，盖出于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想象为‘纯’而又纯的文化或文艺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理念，唯物史观从来是我们唯一的选择。”^[10]

以所谓“当代的主体价值观”来作为评判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华与糟粕”的标准，以今人的价值观来要求古人，要求传统文化，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文化遗产观，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今天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体现人类主体价值观和文明理念最丰富的载体和最具象的符号，其价值也在面对迅猛增加的发展所带来的压力以及与当代社会的相互作用、不断磨合中日益突出，并深刻广泛地影响着不同意识形态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准则和目标。

必须认识到，随着人类生存理念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内容和方法在不断发展调整，保护领域的扩大引发了要素、类型、空间、时间、性质、形态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评判非物质文化遗产哪些是精华，或者哪些是糟粕，而是探讨哪些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或不合时宜了。对于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重要的也不是对其进行批判否定，而是将其封存（留而不用）或改造。

改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从心态上的改造和实际上的改造；所谓心态上的改造，即降低对该文化遗产的笃信程度及其价值认同；所谓实际上的改造，即改造其不合时宜的成分，增加新的文化成分。例如，舞龙，在当初是一种笃信的求雨仪式，在今天则演变成了娱乐活动。又如，举办国际麻将锦标赛，把用于赌博的麻将逐渐替代为竞技麻将。如果我们要想以德治国，就应当首先对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和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改造和扬弃。

与此同时，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不仅仅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要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文化来。习总书记说，对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重点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新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续，因为中国人的血液中和心灵里都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和成分。如今，有人改造发明了国学麻将，这正是对麻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文化生态学方法论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是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人们必须认识到，差异互补是文化交流的主要结果，它并不会消除彼此之间的差异。只有存在着差异，才会使世界的发展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观。从生态学角度看，生物多样性对所有种群的环境适应及生存是不可或缺的；从人类文化角度看，根植于环境之中，又对环境产生重要作用的文化，其多样性对人类而言，其意义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文化系统结构的共生互补将成为人类适应环境的重要机制。”^[11]

文化生态学将生态学领域对生态系统的研究方法引入文化的研究，并从自然生态系统类推出“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即由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三个层次构成的“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复合结构。文化生态学实际上是文化的生态观念，它包括民众对自然的认识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同时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以及文化模式、文化变迁、传承传播、价值观念、信仰意识、民俗文化、伦理观念、宗法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因素综合影响了文化的生存发展，是文化生长的土壤和整体环境。

文化生态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运用系统论的有关原理，将文化视为一个系统整体，作为这个系统整体的“文化生态系统”由各文化亚系统组成，并且各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近年来，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在历史文化保护、城市规划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该方法也是我国文化生态保护的方法论之一。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新探索，标志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活态、整体性保护的新阶段。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主体是由政府、专家和民众三方组成。首先，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要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布共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因此，各级政府是文化生态保护区首要的保护主体。文化部负责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评审、批准和公布，并制定总体保护规划和与之相关的政策法规，指导、监督和协调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贯彻执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工作方针、原则和各项战略部署，实现保护区建设的总目标。其次，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因而离不开专家或学术机构的理论指导和支持。第三，民众是文化生态保护区重要的保护主体。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一个与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社区民众是该社区内一切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和传承发展者，理所当然也是该社区保护工作中最直接的参与主体。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中，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尊重民众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从民众的实际利益出发开展工作，还要积极调动广大民众参与保护区建设的积极性，激发其作为保护主体的主人翁意识，充分享有管理权益，履行管理义务。作为民众的团体，民间社团组织、企业也是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挥这些社团组织和有参与公益活动积极性的企业的作用，凝聚民间力量，形成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的合力。

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在文化生态研究视域下，综合运用艺术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尤其是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变迁的相关理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生存境遇，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和分析具有地域性特色的文化或艺术形式的基本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和现实状况，对于争议性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争议性非遗保护与传承来说，文化生态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基础，更是一种方法论。

麻将寄托着中国人的生存理想，也许麻将现象比足球现象更耐人寻味、发人深思，麻将是一种哲学。麻将还体现了一种生态文明！麻将发明的“宁波说”认为，竹骨牌取名“麻雀”（音麻将）有吉祥寓意，在大海中航行充满危险，船员看到麻雀落船，说明陆地不远，行将到岸，内心不禁欢喜雀跃，因此对麻雀喜爱有加。同时，也宣传保护了麻雀这种鸟类。这与麻将发明“太仓说”把麻雀看成是偷吃粮食的害鸟加以屠杀截然不同！麻将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其中体现着优秀的民族文化，已经作为一种“中国创造”广泛流行于欧美、日本之间，甚至连犹太人都对其爱不释手。但是在中国，由于对麻将的不正当利用，群众将麻将作为赌博工具，陷入了麻将的职能是赌博的误区。因此尽早让广大群众走出误区，弘扬麻将的国粹性质和非物质文化性质，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作用。首先，要设立专门的麻将文化保护基地，将麻将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其次，要将麻将的民族文化性质通过学校教育的形式传承下来，发展麻将竞技体育项目。最后，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打击以麻将为赌博方式的行为，规范麻将场所。

在发展麻将文化的过程中，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文化遗产观的基本理念，需要充分发扬麻将文化中利于人们生活和发展的积极方面，始终坚持麻将文化发展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坚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最终实现麻将文化的和谐发展和传承。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享有者。这里的享有必须是可以实现人民群众全面自由发展的享有。麻将文化由古人创造，延续至今。但是创造麻将的本意已被曲解成赌博，而麻将中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渐渐被遗忘。因此继承和发扬麻将文化不仅是要摆脱人们对麻将功能认识的误区，而且要传承麻将文化中的传统文化意蕴；不仅要为麻将“正名”，更要让这种传统国粹得以光明正大地为人民群众所使用和发展，达到文化与人全面发展的统一。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保持每种文化的特性及文化特性所依赖的环境，才能在多元社会中有效地保障人权，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这样的逻辑思路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可以比较具象。虽然每一种非遗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现，但其价值被公众认识并认同后就有了共同属性，就传递、诠释了普适性的文明理念。文化遗产既是一国的，也是世界的。只有在良好的文化生态条件下，人类才能够共同达成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从而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对待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既是一种态度或行为方式，也是一门哲学。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和全球人类的共同需求相比，和子孙后代的需求相比，今天可供我们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已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树立全社会保护文化资源意识何其紧迫！

参考文献

［1］徐坷.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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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5.

[2]毛泽东视察博物馆［N］.光明日报，1977‐10‐14.

[3]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论文艺［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64.

[4]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2.

[5]姜浩峰.麻将申遗之争［J］.人民文摘，2013（2）.

[6]孙宝义，刘春增，邹桂兰.听毛泽东谈哲学：毛泽东的哲学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

[7]国家体育总局审定.中国麻将竞赛规则（试行）［S］.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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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占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道德价值探究［J］.民俗研究，2013（5）.

[10]刘锡诚.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问题［J］.民间文化论坛，2008（6）.

[11]许宪隆，张成.文化生态学语境下的共生互补观［J］.中南民族人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