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如此说来，其本质性根源是人的生存“……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11]。而人的劳动不是纯粹的自然活动，而是复杂的社会活动，交织着物质的、政治的、精神的、文化的、艺术的……等等活动，也就是说，它在总体上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的互动过程，即：建立在“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的自然性活动和建立在“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12]等之上的社会性活动，关键在于它们不是彼此分隔的活动，而是交织在一起的人类劳动的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劳动本身就是生态性的活动。依马克思之见，劳动的现实性正源自这种“生态性”。他曾经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3]。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虽然“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但是“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可见，人不同于纯粹自然存在物，他的特殊性既使他“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时也使他成为“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14]。可见，无论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劳动，还是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都无法否定人是这样的“存在着的存在物”，既是个体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因为现实的个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5]。所以，社会劳动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是人作为“存在着的存在物”的“始源性”。
还是马克思说得好：“每一特定的生活方式就是本性的一定范围的生活方式。要狮子遵循水螅的生命规律，这难道不是反常的要求吗？”[16]其实，动物没有什么生活方式可言，而人却不同，他有一定的生活方式，而且他的生活方式直接地根源于生产方式，这就意味着人的生活方式不是前定的，而是生成的，而“生成性”内在于“生态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的生产“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7]。所以，“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8]。总之，马克思对人的生存问题的本质性理解是生存生态论追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