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之四，复兴了马克思生存生态论追问的本体论意义

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的深刻性也表现在它揭示了世界既是生成性的也是生态性的。在他的视野中，各要素并非机械地堆集在一起，而是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之中，共同地生成了这个世界整体，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有机系统世界。可以说，尽管黑格尔对世界的追问是抽象的、思辨的，甚至是唯心主义的描述，但是它的追问却蕴含了某种生态论追问。我们认为，黑格尔的生态论追问实质上是一种生成论本体论追问，它是对“绝对精神如何存在与演变”的回答，也就是说，黑格尔的世界是一个以绝对精神的生存与演变为主轴的生态性世界。换言之，黑格尔哲学的全部使命就在于，描述绝对精神的自我存在与自我生成的历史进程，尽管这是一幅绝对精神生成世界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图景，但是它在本质上却向人们展示了世界的生成性和生态性特征，实质上也就从抽象层面上回答了人的生活世界既是生成性的也是生态性的，是由各个因素和环节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所造就的。

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在西方生态学中得到了回应。比如，德国生态学者海克尔在《有机普遍有机体形态学》中就曾指出：“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全部科学，进一步可以把全部生存条件考虑在内。”^[22]法国生态学者莫兰（E.Morin）的理解也许比海克尔的理解透彻些，他指出：“生态学，或不如说生态系统学（威尔登，1972）是一门刚产生的科学，但它已经构成了生物自组织理论的主要收获。与人类学有关的方面，它恢复了自然概念的崇高地位，使人生根于自然。自然不再是无序、被动、无定形的环境，它是复杂的整体，人对于复杂的整体不再是封闭的定体，而是一个开放系统，以组织形态上的自主——依存的关系处于生态系统的内部。”^[23]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像莫兰这样的生态学者几乎都想建构一个以自然（纯粹的生态）为主轴的生态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置换为自己的自然或生态，而其他内容并不比黑格尔高明多少，因为黑格尔的深刻性不仅体现在揭示了世界的生态性，更重要地体现在揭示了世界的生成性。只不过，他的抽象性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深刻性。

与他们不同，马克思的生存生态论追问具有很高的优越性和有效性。在总体上看，马克思在生存生态论追问中明确了如下思想：其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生态论追问的主轴；其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一种对象性的关系总和，包括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其三，人不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更重要的是生产性的存在物，是在人类以一定生存方式结合起来的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存在物；其四，人的生存表现为系统循环过程，也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其五，这一切又都是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并且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实现。总之，马克思的追问是指向人的生态性生存^[24]问题，而它的本质性层面是生态生存论追问的本体论。

正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存生态学是真正的生态哲学，马克思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是一种哲学的探索。俞吾金和陈学明两位先生也曾指出，据莱易斯所说，把环境问题视为一个经济代价问题，这不仅是一个肤浅的观点而且是一个认识“陷阱”，因为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能够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长期推行“控制自然”的发展模式，通过对自然实施有效的控制，实现对人的生存资源的有效控制，也就完成了对人的控制，因而在这样的“自然的控制”社会中，人们何谈生活幸福呢！佩珀也认为，“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自然置于中心地位，颠倒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真正的主人是自然，而人仅仅是自然的奴仆，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神秘化，那么必然带来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结果是自然主义没有当上，而大部分人却成了一小部分人的奴隶”^[25]。

马克思的生存生态学启示我们，当今气候异常变化（诸如异常性多台风、异常性多雨和多旱、异常性天热和天冷，以及温室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等）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就在于它们不仅直接造成人的生存损失而且导致了人类维持生计的农作物大量减产，尤其是内陆地区在气候异常变化中日益严重的沙漠化直接地挤压人类的生存空间，也剥夺了宝贵的生存资源，对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现实的和潜在的巨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