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生存生态论

马克思曾经多次议论过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对自然生产力的损害问题，他很担忧现代工业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入侵所派生的消极性后果，比如化肥的使用造成土壤生产力的下降，工业的发展造成不可再生资源的迅速消耗，技术的进步加剧了森林的大量采伐等。问题在于，马克思不是抽象地讨论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而是在人的生存现实性上思考这类生态问题，揭示它们对人类生存所构成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实际上，马克思对工业化状态下的生态问题的解读是服务于对人的解放问题的思考，因此他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殖民主义本性。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汲取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来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制造了现代社会的异化生活危机。马尔库塞认为，人的异化的深刻性危机在于人类的生存危机已经发生了，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借助技术工具加速掠夺和利用自然资源能源，与此同时也极其严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系统循环功能，因而生态危机就是人类的生存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明确地从生态论视域中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破坏了生态环境。高兹直截了当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异化是生态问题的最大诱因等。他提出：“每一个企业都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联合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把这些要素联合在一起就能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利润’，‘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追求利润这一动机同生态环境必然是相冲突的，利润动机必然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21]莱易斯也认为，西方工业化在科技集中化和规划化使用中实现对自然资源能源的快速和巨量的掠夺与消耗，不仅造成了不可再生资源的迅速耗竭而且造成了人类整体生存环境的质量迅速下降和恶化，居住的家园没有了，生存的根基丧失了，未来的人类将向何处去？又何以生存下去呢？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借助大型技术和高科技力量，深刻地控制了自然，其结果是，既破坏了自然环境，也危害了社会环境。

无论是生态问题还是人类的生存问题，对它们的思考都应当指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片面性和消极性。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化实施对自然的控制，其实也是对人的控制，因为它要实现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掌控，就必然地导致对他人的生存权利的掌控，甚至为了掌握优势的生态资源而不惜发动新殖民主义战争，实施生态霸权和生态帝国主义入侵，逃避治理生态危机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环境问题的深度分析上，恢复马克思的生存生态论追问，的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它会启示我们深刻地揭露和批判环境问题上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本性，也会启示我们积极地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发展，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系统，创建宜于人类居住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