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生态论追问的方法意义

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性理解只有通过对人的生存问题的解答，才能获得实现，换言之，只有实施生存生态论追问，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生存问题，才能得到本质性的理解。由此及彼，如下文字的意思就显见了，即：人作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或者说，人作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或者说，人作为“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者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6]。在这里，“人的自然存在物”、“存在着的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第三者的对象”、“对象性的存在”以及“对象性的关系”等关键词无非是在说，人的生存本质性地处于一种生态生存状态之中。事实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存在物”，人总是生活在与他物的相互关联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生存性就是生存的相互关联性，这恰恰构成了生存生态论追问的“阿基米德支点”。因而，即便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停留在这种关系本身，那就无法走向它的深层逻辑，也无法揭示其本质性内容，即存在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总之，生存生态论追问已经本质性地被设定为马克思思考人的生存及其构成要素（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活、劳动等）的主导性视角。

就自然而言，如果不脱离人的生存问题来思考它，那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尤其是说到劳动资料，那末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7]。换言之，“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8]。这就启示我们，对自然的理解不能从抽象的自然观视域出发，需要设定一个生态论视域，因为在此视域中，自然界对人说来那样就不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所谓“现实的自然”是指自然界被融入社会之中，构成人的生存之基础；或者说，在人的生存意义上，自然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9]。正因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