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的探索到生存的追问

一、哲学转向：从本质的探索到生存的追问

西方哲学起始于对宇宙万物本原的探求，这种哲学形式寻求万物生成变化的始源、起点，从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由本原论又逐步发展出关于“存在”与“是”的理论，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本体论”。亚里士多德说过：“既然探究本原、原因或元素的一切方式都须通过对他们的认识才能得到知识和理解——因为只有在我们认识了根本原因、最初本原而且直到构成元素时，我们才认为是认识了每一事物——，那么显然，在关于自然的研究中，首要的工作就是确定有关本原问题。”^[5]

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其本体论是用逻辑的方法建构起的概念范畴体系。由柏拉图开创的西方哲学本体论从一开始就是循着求知的途径展开的，即将本体论的目标看作通过认知活动所达到的最普遍知识。“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6]知识论哲学开始于巴门尼德，经过苏格拉底“心灵的转向”之后上升为西方哲学“认识你自己”的思想运动。“在苏格拉底之后，到黑格尔为止，人类认识自我是从知识论哲学路径发展中获得了精神支持。”^[7]从苏格拉底之后，经由柏拉图的“理念论”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不断证实知识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对上帝存在的辩护与证明仍然离不开知识论；近现代哲学第一人笛卡尔将思维和存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口号。可以说，对理性的推崇是启蒙以来知识论哲学路径的共性。^[8]黑格尔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将知识论哲学推到极致。他评价康德时说：“自此以后，理性独立的原则，理性绝对自主性，便成为哲学上的普遍原则，也成为当时共信的见解。”^[9]知识论路径导致对理性顶礼膜拜，也是现代性问题之根源。

改变哲学这个路径的是康德。康德通过对理性的批判，把传统本体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从认识领域转向实践领域。哲学的重大使命就是对自己不断追问，而追问和反思的起点和终点不是宇宙而是人。人是什么？这是哲学关注的问题重点所在。康德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哲学研究进行了认真总结，他认为他一生中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与人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四个问题展开的，当他完成《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书后，给朋友司徒林的信中说：“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的领域里，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学）？二、我应该做什么（道德）？三、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着是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10]他明确指出这最后一个问题，即“人是什么？”乃统摄所有其他问题的核心。虽然人的凸显是康德哲学的重要特色，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将理性与存在分开，结果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康德在其著作里多次提到人的思想和人性，却从未把思想和人性的概念说得很透彻。在他的第一部作品《批判》中，康德对概念的产生和理解及推理的原则的微观分析，实际上是对思想和人性的功能分析，然而对于思想和人性本身，他几乎只字未提。”^[11]康德的理性统一的危机，其实是理性与存在统一的危机。

康德对人的关注也引发了康德之后哲学的转向。当代哲学家改变了对终极存在的探求，转向了对关系和意义的追问。关系与意义是围绕着人来展开的，世界总是与人相关的世界，离开人来谈存在是毫无意义的。意义世界来自人，宇宙万物的存在意义与人、与人的生存实践联系在一起。

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也越来越重视人的实践性与社会性对存在论和知识论问题的重要意义，试图从人的生存和实践方面寻求哲学发展的新路径。很多人越来越认识到要想突破传统哲学的壁垒，不能再用一个体系代替另一个体系，哲学是与人的生存实践密切相关的，必须在人的生存实践中探求和追问。欧美分析哲学，从维特根斯坦就开始解构本质。提出家族类似观念，认为事物抛除系列属性之外不存在其他什么本质。现象学传统也是对哲学本质问题的消解，认为现象就是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