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位教育到生存教育

一、办学功能之殇:从地位教育到生存教育

不同的教育类型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教育选择主要存在于地位取向的教育领域中，此类教育机会的分配本身就对应着地位结构的安排。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都会理性地对待他们所面临的选择，尽可能地去调动他们所拥有的各种社会、文化或政治资源来获取这样的受教育机会。

(一)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

葛兰西(Gramsci Antonio)在论及教育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时，曾经指出，“古典学校和专业(职业学校)的基本划分是个合理的惯例:专业学校所针对的是劳动阶级，而古典学校则针对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²⁹⁾如果基于社会资源的生存特性与地位特性的区分来认识葛兰西的这一理论基础性思考，我们会看到将教育区分为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与之有着十分相似的对应关联。科林斯(Collins)在论及个体的教育需求时也指出，人们的教育存在3种主要形式:以训练“实用技术”为形式的教育(及生产劳动技能的训练)，为寻求地位身份的教育(非实用的、符号化的教育)，以及为寻求政治权力或控制国家官僚组织的教育⁽³⁰⁾。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存在两种基本类型的教育，即生存教育和地位教育。生存教育就是一个人为适应某一社会的基本生存而必须接受的教育。相应地，地位教育即指超出基本生存所必需的、以获取更好的社会职业地位为指向的教育类型。

生存教育和地位教育之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界限。人们首先是为了生存而接受教育，只有当人们的生存教育条件能够得到满足时，才会考虑接受地位教育的可能性。因此，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之间的界限，首先取决于在一个社会中生存所必需的平均技术能力和技能要求，从而这种界限的变化直接与技术变迁密切联系在一起。技术变迁对个体的生存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使个人有尊严地生活，所需要的教育程度要求不断提高，因而原来被社会界定为地位教育的教育形式，需要逐渐地释放出来，以满足更多民众生存的需要。

生存教育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等同于技术教育，即科林斯所说的“以训练‘实用技术’为形式的教育”——生产劳动技能的训练。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实用技术”教育都是生存教育，也并不是所有的“非实用性”的教育、“符号化”的教育都不是生存教育。尤其是在一个受教育年限而不是接受教育的科目、专业直接与社会地位结构相关联的社会中，大量高层次的、有关实用技术训练的教育都超出了生存教育的意义，比如在科学技术人员成为单位领导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的时期，专业技术教育就不止是生存教育。高考刚恢复的一段时间内，流行的民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也许就包含了这样的道理。同样，如果一个人专门以某种非实用教育所获得的知识或技能来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那么，这也仍然只是处于生存教育的范围之内。如古代的梨园艺术、坊间艺术的传授，当代的工业美术教育，师范专科学校之中的艺术教育、体育等，都主要是作为生存手段或谋生工具而存在的教育形式。

引起生存—地位教育界限发生变化的，除了技术变迁的事实考虑，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思想原因，那就是教育权利平等理念的兴起。到了一定时期，生存教育就成为全部民众所具有的一种基本权利，而且是应该得到满足的基本权利。

从教育权利的理念来看，教育平等是普遍的，生存教育和地位教育在社会阶层之间似乎没有划分的必要。但是问题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公立教育制度都无法为所有人都提供相同数量和质量的教育。虽然要求享有同等教育权利的呼声从未间断。这样，在现实的教育实践过程中，个体对生存教育的需求和对地位教育的需求也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其中生存教育的需求与生存权利直接联系，公民权利领域的教育权利首先从属于生存的权利，所以教育权利最基本的构成也是生存教育;而地位教育平等问题，作为教育权利的更高阶的要求，则必须以生存教育平等为基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教育实践也表明，他们所宣扬的教育权利的平等，在实践上，首先是一种基本的教育权利的平等，即生存教育权利的平等。

随着工业社会的整体性发展，生产劳动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生存知识范围的不断扩大，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的界限就不断向上推移。同时教育权利平等的要求也在不断侵蚀地位教育的领地，其结果是步步为营地逐渐实现教育本身的平等。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教育类别中的一些基本差异可以使我们对一些主要的生存教育或地位教育加以形式上的区分，这里只就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作一划分。从我国目前的学制来看，初中后的中专、中技、职业高中，显然都是对那些初中毕业未能进入普通高中这一正规教育序列的学生设计的。初中后的分流，是在中考会考后根据考试成绩来进行的，对于那些不能进入普通高中学习的学生来说，要适应社会生活，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工作岗位的职业要求方面，都至少需要一个短暂的准备时期，而职业技术教育正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等职业教育在现行教育体制中具备生存教育的性质。

同样的理由，普通高中后的职业技术教育一般也应属于生存教育的范围。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一般升学轨道是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中事实上也存在分流。在培养目标上，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直接面对初级化的专业岗位，而普通本科则有更高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对一个剧烈变迁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进行“生存—地位教育”的区分，还应该充分重视到“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之间相互转化的特征。一些在一般意义上可以归属为生存教育的教育类型如中专、高等专科教育等，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却是受教育者进入中高级职业阶层的重要途径。而在一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达国家，地位取向的普通高等教育，则已经开始出现非精英化的趋势。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中等职业教育功能蜕变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等职教具备地位教育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头等重要的工作，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这一时期主导性的教育方针，被先后写进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新学制，明确指出，在旧的学制中，“技术学校没有一定的制度，不能适应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要求”，而新的学制从初中开始则在普通初级中学和普通高级中学之外，专门设立了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工作。由于当时整体教育发展水平低，社会分层并不是很发达，取得中等专业学校学历资源的学生很多进入管理层，成了干部。农村学生，还可就此获得城镇户口，作为生存教育的技术教育甚至成为地位升迁的标志。发展到1965年，中等专业技术教育所占的比例甚至超过了普通高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平均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教育制度中出现了对“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批判。为了消灭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双轨制”，中等专业学校被大量砍掉，职业学校被取消并转为普通中学，而普通高级中学则在盲目膨胀，发展到每个村一所初级中学，每个公社一所高级中学。1978年，普通高中比例达到92%，职业学校少之又少，职业教育文凭在就业和流动方面的影响也就微乎其微。直到1977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全国教育工作后，从经济建设的全局要求出发，重新要求教育系统“两条腿走路”，恢复和发展职业教育，很多职业高中(职业中专)建立起来，连同原先就有的中专和技校，一起为经济建设培养能操作的中初级技术人员和普通劳动者(见表2-2)。

在这一阶段，中等职业教育相对初中以下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大专、高专)相对普通高中(含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的教育水平，在进入中高级职业阶层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城市里的居民如此，农村里的居民表现得更加明显，转户口，进城市，当“干部(身份)”。职业教育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辉煌的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在校生一度超过2 000万。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当时职业教育的龙头——中专的社会地位几乎超过今天的普通大学。苏联模式的中专作为高中后技术类专业教育的主要形式，为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量第一线人才，仅省部级干部就有上百位，甚至还有中专出身的院士⁽³¹⁾。

在我们进行的农村职业高中调查中，各地的校长都谈到了那时的盛况。

吉林S县职高校长: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我们县建设了5所职业高中，招生人数达到2 000多人，毕业学员由国家统一进行分配，根本不需要考虑就业去向问题，老百姓都争着抢着送孩子到职业高中上学哩。

吉林F县某高中校长:很怀念1988、1989年的时候，学校(林业中专)每年招二三百学生，学生一毕业就能就业，不用去外边，本地的参厂和林业公司就能吸收，学校(指职业学校)比现在兴旺得多啦。

贵州P县职高校长:在我们P县，流传着这样的话，说我们职高是P县的北大。我们县的副县长、人大主任、教育局长、督导主任都是我们学校(该校的前身是P县教师进修学校)毕业的哩。

表2-2　我国高级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及其构成的变化⁽³²⁾

(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等职教的办学功能发生了蜕变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对文凭资格要求的不断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文凭在改革初期占据的就业领域受到正规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文凭的排挤，其优势地位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的用人原则也在此一时期出台，大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者、同时在政治上坚定、积极要求进步的下层干部被选拔上来，这使得高中学历在这个时期的相对优势凸显出来。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从“供需见面”、到“双向选择”、到“自由择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深化改革，使得正规高等教育毕业生脱颖而出的机会增大，在就业市场上的文凭优势也很快显现出来。持有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种文凭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进入中高级白领阶层的机会很少，只能从事蓝领工作，农村学生持有职业教育文凭资格者，虽然可在不同的地域流动，但对身份地位的改变能力不大。蓝领工作者大量集中的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位于第九大阶层，包括高级技工⁽³³⁾。

1．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进入中高级职业阶层难度增加

刘精明通过历史事件统计模型对不同时期进入中高级职业阶层的风险概率进行了估算(见表2-3)，发现不同类型的教育文凭资格在不同的改革时期有着非常不同的作用。在改革初期(1978—1985年)，中等职业教育相对初中以下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相对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以下教育水平来说，在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过程中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其风险概率分别是对比组的3.8倍和2.7倍。在改革中期(1986—1990年)，普通高中相对中等职业教育资历者和初中以下教育水平者的优势凸显出来，高等职业教育的优势也骤然增强，其风险概率分别是对比组的8.6倍和7.6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普通高中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相对优势较改革中期有明显的下降，而原来一直没有显示出相对优势的正规高等教育文凭拥有者，相对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者(包括中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及以下)的优势明显扩大。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在改革初期，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主要优势人群是拥有中高级职业技术教育资格者，而到了改革中期，伴随着初等职业技术教育资格明显被排斥，高等职业教育资格拥有者的相对优势显著加强，并使正规教育系列的高中教育文凭拥有者也开始跻身进来，但这两类优势文凭资格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其优势地位又让位于正规系列的高等教育。

表2-3　不同时期进入中高级职业阶层的风险率的最大对数似然估计⁽³⁴⁾

续表

*P＜0.1，＊＊P＜0.05，＊＊＊P＜0.01，＊＊＊＊P＜0.001。

注:在这些教育资格变量中，中等职业教育的对比组是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普通高中的对比组是中等职业教育和初中以下两组人群，高等职业教育的对比组是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和初中以下三组人群，正规高等教育的对比组是所有前面四组人群。

2．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规模相对下滑

这里我们主要以职业高中在校生数占全国高中阶段总在校生数的比例得出规模相对下滑的结论。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扩展的迟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学校数量的减少;与普高相比在校生数量的下降。根据《中国教育年鉴2004年》数据，2004年，全国普通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45万所，比1998年的1.71万所减少2 600多所;全国初中毕业生2 000多万人，其中有822万人升入普通高中，566万人进入职业学校，两者之比接近6∶4，与1998年普通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占高中总招生数53.12%相距甚远，结构极不合理，此外尚有700万左右的初中毕业生未接受培训就直接进入社会。从1990—2003年全国职业教育在校生的情况来看，虽然规模持续扩大，但从1998年开始，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占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的比例在逐年下降，2003年所占的比例(38.75%)要比1990年的比例(45.70%)还要低(见图2-1)。那几年是我国学龄人口高峰期，高峰过后农村职业教育的形势将更为严峻。

如与发达地区相比较，欠发达地区的学校规模萎缩情况更为严重。在我们调查中，只有山东省P县和浙江C县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比例基本上达到了1∶1，职业教育的学生数超过了普通高中的学生数，而其他3省6县，初中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是升入普通高中，升入职业高中的学生很少，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差悬殊(见图2-2)。

图2-1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含职高、技校、中专)与普通高中在校生对比

图2-2　2004年吉林S县等5县初中毕业生升学统计

图2-3　2004年吉林S县等5县职业高中毕业生去向统计

3．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困难

由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出口不畅(见图2-3)，社会认可度低，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子女的信心，如果中考失利不能进入普通高中学习，他们宁可回家或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也不愿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从而给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带来极大的困难。我们在调研的各地都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中等职业教育基本是无竞争入学，各地的职业学校纷纷出台了倾斜政策，不惜降低录取分数或零分录取，或是少收学费或部分免收学费。结果却事与愿违，不仅未能促进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反而给职业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使职业教育被冠以“差生学校”，导致学生、家长和社会对职业教育产生“本能”的抵触情绪。从以下这些职业高中校长和教师们的“苦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目前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的窘境。

贵州P县职高校长:几年以来，我们招生特别困难，大家能想到的招数我们都用尽了。招不来学生，老师没饭吃呀(职高的教师是事业编制，由县财政支付工资，但大家都担心因没学生被调整到乡镇学校)，实在没办法，我把任务分解给了每位老师，硬性规定每人负责招5名，招到学生有奖励，我组织教师到学校宣传发动，向家长学生许诺推荐就业……结果还是越招越少，招来的也多是些双差生(品德和文化学习都不理想)。

吉林N县职教中心教师:在暑假前，我们都去挨家挨户走哇，问呐。我们都承诺，说不收费，不考试，那人家也不来。问你，不挣钱你们图啥啊，不管怎么说都不信，就是不让孩子上职业高中学习，宁可在家呆着。

吉林N县综合高中校长:县里在招生方面给了很大支持。县里开会，召集初中校长开会，要求回去动员(并且有指标);然后学校成立了六组招生宣传组。全县每个初中毕业生都听过我校教师的招生宣传，这才招来了300多个学生。

吉林N县职教中心校长:学校招生存在困难，每到招生季节，都需要学校教师下乡动员，即使是低收费，不进行入学考试，来的学生也不多。

吉林D县教育局副局长:职业高中最低谷是在2002年，职业高中仅招生40多人，80多位教师。师生比为2∶1。老百姓戏言:“职业高中的草比人高。”最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我们对职业教育也开始重视了。尤其是2005年，县教育局出台了鼓励政策:即县城初中每送入职业高中6个学生、乡镇初中每送入职业高中5名学生，赠送一个县重点高中的公费名额，并对校长、教师有资金奖励，如教师为每人每生50元。在这个政策的鼓励下，职业高中招生275人。初具规模。

贵州P县技校校长:在2000年以前，学校只在本市招收，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现在面向全国招生，不限户籍，只要有初三毕业证就可以入学。

山东P县某初中校长:关于招生难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一方面是大力宣传，一方面靠行政措施来保证职业学校的招生。宣传方面:每年举行招生咨询大会，把宣传材料通过初中学生交给家长，也宣传一些职业学校的典型在电视上报道;另一方面大力宣传职业学校的教学设施、设备的优势，还有这两年职业学校的学生也可以对口升学，也吸引了一部分生源。在行政措施方面:给初中学校下指标，必须确保普高和职高的报考比例是1∶1。最后录取的比例还有个考核，在(本校初中毕业生)去职高考比例方面也有硬性指标，并按照被职业学校录取人数进行排名。前10名给予奖励，后10名大会批评。这就给初中很大压力，校长、班主任要一起做工作解决招生问题。

像上述职业高中这样的状况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形势逼人，这些校长们为了维持学校的生存，竭尽全力为学校老师找事做，办普教班，开展阳光工程和劳动力转移培训等，……职业教育在艰难地前进着，支持办学者的是一种信念，他们期盼着职业教育事业的尽快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