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生存本质

思维的本质在于思维的全息化运动，思维的全息化运动，就是思维的场化运动。思维的场化运动方式，表明思维是整体的生存语义化的生命形式，即“思维”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被动的，思维始终是我为性和为我性的。思维的我为性揭示了思维始终是人的思维，是人(我)的主体性和主观性发动，是以我的现实生存为出发点的生命运动；思维的为我性指出了思维的基本对象是思维者，思维的结果是为着思维者的。在思维者那里，思维不仅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不仅是主体的也是对象的，思维既是主客观的统一，也是主客体的同一。因为思维的物质形式——大脑神经元本身就是物质，而大脑神经元恰恰又体现为一种运动状态，思维就是这种运动状态。这样，思维与其物质载体——大脑神经元之间的区别就有如一张薄薄的白纸的两面——是根本不能以分离的眼光来看待的。同时，思维的对象本质上是思维者自身，因为人类的全部活动都是因为自己和为着自己而展开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同时也存在于许多科学家的追求中)，科学是探索客观自然规律的，因此科学思维也是绝对客观的。但现代物理学破灭了这个神话，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指出：科学实验不仅与实验工具(包括科学赖以凭借的技术、智力、假设、价值观念、科学信念等等)有关，而且往往是科学实验工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爱因斯坦曾干脆直言不讳地说:“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倒不如说我是哲学家。”在爱因斯坦看来，他的终身不辍的科学探索则是他对其所信仰的哲学信念——人性信仰的探索。正如爱因斯坦在自传中所写的那样，他之所以献身于科学是因为孤独，是为着探索消解(人生和人类)孤独，从而实现(人与他人与自然世界)谐和一体的境界。由此不难看出，绝对客观的科学思维实质上同时是绝对主观化的思维，而科学思维主体又恰恰是对科学家自我的信仰检验和人性解答。因此，在思维运动中，即便有超越其主体的纯粹思维客体，也没有脱离思维对象和思维结果的纯粹思维主体，因为思维永远属于人：思维永远是因为思维者而发动并为着思维者而运行的。

当我们以场的眼光来看思维，思维的非物质性和思维的非动力性原来是类型化思维观念的偏见。语义场思想告诉我们，人类思维原本是自动力性的物质运动形式，思维的自动力来于思维生成与建构的自组织性。所谓“自组织”即是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有机组织和这一有机组织所敞开的思维的创生性，前者揭示了思维本身是生命性的，即思维并不与生命相分离，思维即生命的运动状态。“思维即生命的运动状态”这一判断赋予我们以全新的思维看待。因为在此之前，思维只限于“意识”范围内，情绪、意志、无意识等都被排除于思维之外，而情绪、意志、无意识等则属于生命的基本内容，思维的生命化揭示了思维的情绪化、意志化和无意识化：思维不仅仅是思想(分析、判断、抽象、综合、概括)的行为，思维更是生命的行动。思维即是思想行动和生命的行动，这才是思维的本来状态。思维的创生性则揭示了思维的自我生产、自我形成、自我创造的品质：思维虽不是某一具体的细胞、器官，但思维却弥漫、渗透于每一细胞和器官，它自成一个整体。这整体即是生命的运动状态。因此，思维不仅是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建构自己，并且思维自身就是一种物质，就是一种物质运动形式。

要对思维本身具有如上的正确认知和理解，还须重新思考和反观传统。客观论之，在人类精神传统里，由于类型化思维观念引导人们形成一种身(物质)心(精神)二元的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将思维归属于心(精神)，与身(物质)无涉。所以当谈论思维时，从来不涉及身(物质)，而思维的本来状态又始终在抵制着这种认知的侵扰。现代医学和心理学成果已经证明，情绪的波动实质上是人身体血液循环的加快、肌肉组织状态发生改变。思维运行的流畅与否，同样是血液循环、神经系统运动是否进入最佳状态。因而，思维运动是全心身的，是人的全心身的整体投入。作家在创作状态中绝不可能把身体脱离(或一部分脱离)出来去做别的什么事情，战士的打靶并不可能只用眼和手而脚可以吊儿郎当，舞台上歌唱演员的身体和面部肌肉的变化都是随着歌声而变化，绝不可能各行其是，更不可能在一边唱一边想着上台之前的种种生活纷扰，因为唱歌表面看来是生理运动，但实质上是思维的运动，或者说是心灵的、精神的和身体的整体运动。对任何人来讲，生理运动始终是思维的运动，生理运动也始终是心灵、情感的运动。从根本上讲，思维永远是心身的整体投入。

思维运动作为人的心身化的整体投入，不仅指“身”与“心”的整体投入，也是感觉、知觉、判断、分析、抽象、概括、情感、情绪、意志等的整体投入，更是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直觉(灵感)思维的整体投入。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思维活动，既是感知、判断、分析、抽象、概括的运作，又是情感、情绪、意志、无意识的飞彩流动。它既融进了形象性又融进了逻辑性，同时也始终贯穿着思维者的灵气与悟性的不同程度(深度、广度、力度、强度)的流动。

领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物质范围，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范围，领土仅能在空问上使人团结起来，而语言却能在时间上把他们联系起来。[14]

如上文字作为一段关于语言的论述，是高度抽象的，但这一抽象的背后却蕴含着活的语言的历史形象和领土的空间形象，以及论述者的智慧形象：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形象，起伏腾浪于这一语言的河流中。在这语言的河流中，荡漾着令人陶醉的直觉、灵感。把“领土”和“语言”、“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绝不是逻辑的分析和推论所能单独实现的，恰恰是论述者智慧的了悟、心灵的直觉，而这又恰恰是更为深度的逻辑和更有力度的理性力量。从整体观之，这些方面的表达又都集中呈现出一个整体取向，那就是思维的场化运动。或者说正是思维能力的场化运动，才使作者把“领土”和“语言”、“时间”和“空间”联系了起来，使之构成一个动态整体的场、一个充满无限张力空间的语义能量场。

思维的场化运动强调了思维的整体动力学性质。这种整体动力学性质的场化思维方式，与二元分离的类型化思维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在类型化思维范式那里，人类思维与世界物质是相分离的，但人却在始终寻求统一，分离并联络思维与物质的则是上帝，在笛卡儿的二元调和的思维体系(这一体系是对人类二元分离的类型化思维观念的最后完善，并成为近代以来工业社会人类的生活范式)中，上帝是思维和物质的创造者。“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是钟表大师”，世界就是一部装置完备的机器(钟表)——“我不需要教会，不需要亚里斯多德，我自己可以找到世界运动的原理，我把世界看成是一部机器”[15]。这是笛卡儿、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以及他们同时代的天才们的宣言。在这批天才们看来，只要上帝一拨动发条，宇宙、世界、思维与物质就各守其职地运转。笛卡儿以来的时代，宇宙机械论模式的运用极为成功。在笛卡儿时代，人体首先被看作是一种机械装置，随后又成了一种化学机器，再然后就成了一种电磁-物理-化学机器。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人被看成为是计算机，它把人的大脑看成是电脑。这种人的计算机观念和人的电脑观念，正是笛卡儿把人体比喻成一台机器的观念的当代性延伸。[16]

在笛卡儿范式中，部分是首要的，整体是次要的，因而，其整体的动力学性质取决于部分的实际特性。然而从物的眼光来看，任何两种现象之间都客观地呈现出一种（甚至多种）相互联系，并且内在地蕴含着某种或多种依赖关系，即部分的性质由整体的动力学性质所确定，整体的动力学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的。对这种整体决定局部的动力学性质，所表达出来的根本的革命性观念：不是上帝创造了思维和物质，而是宇宙创造了上帝、思维和物质。不是物质的第一性，而是宇宙世界、生命世界和人的整体运动决定着物质的性质，或者说物质与思维并不存在着谁决定谁，而是相互律动的产物：物质和思维，如同一张白纸的两个面，它们既是自己又是对方，是在构成对方的同时构成了自己。

思维的整体动力学性质不仅体现在对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的根本调整上，同时，还体现在对“结构”、“层次”的看待的根本性转变上。在以二元分离为基点的类型化思维观念中，“结构”被看成是一种既成的模式，它规定着事物的性质，又规定着事物的运动。这种观念实际上导致了人类的一种错误倾向，即认为对事物运动规律的探索即是对事物的结构模式的求把握。这种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渗透工业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现代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热的滋生与流行，都不过是这一结构主义思潮的理论化和实践化传播与普及。这一结构主义思潮的现实土壤和理论(思维)基础，恰恰是机械主义的局部动力学思想，比如表层结构动力于深层结构，外形式受制于内形式，物质决定着精神，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等等。与此相反，思维的整体动力学思想认为，宇宙和现实从根本上是运动的，宇宙和现实(事物）的运动始终动力于自身又体现为(事物)自身。结构并不是运动中的基本(动力)因素，它只是现实和世界运动敞开进程中的一种基本的表现形式。反过来，现实生活、自然宇宙、生命世界的运动进程又体现为一种基本的结构形态，这有如人体的骨架并不是结构的既成形态，而是人的生命运动过程(历史)本身一样，思维的结构(物质的、形态的、层次的)恰恰是其思维的敞开方式并体现为思维的进程，这一现实的思维的进程又体现为结构形态。因此，对思维进行意识、潜意识、无意识的划分是类型化思维观念的局部动力学思想在心理学领域的杰作；而人们习惯上形成的对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灵感思维的分类，同样是局部动力学观念在思维学方面的产品。前者体现为人们对思维的纵向结构分割，后者体现为人们对思维的横向结构分割。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分割，才从根本上阉割了思维的活性，弱化甚至消隐了思维的彩色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