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马克思的“生活自然观”只是初始化的“生存生态学”思想。他在宗教习作开头写道：“任何一个民族，即使它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即使它孕育出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技艺达到了全面鼎盛的程度，即使各门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33]，甚至连日常生活都不能同基督分离，都不能抛弃上帝。在他看来，人及其生活同基督的关系，如同《圣经》劝告我们的那样：基督是葡萄藤，人类是枝蔓。枝蔓的生活源于葡萄藤的力量。上帝犹如栽种葡萄藤之人，既给予葡萄藤以生命，又给予它阳光、水分、养料和气息，枝蔓紧贴着葡萄藤而获得上帝之爱，开出美丽的生活花朵。基督神恩是日常生活的“养料和液汁”，是世俗精神生活的阳光。1841年秋，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伊壁鸠鲁用“原子偏斜论”纠正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这也说明“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种必然性”[34]。不过，伊壁鸠鲁把自由理解为脱离现实生活的“虚妄不实”的心灵的宁静。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自由是人的自主生活的自由，人的生活“需要的不是玄想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35]。
如果说马克思在中学时期尚且只能认识到生活世界是统一的、有机联系的，那么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则已经注意到这个世界是多样性展开的。当他于1842年春正式走入社会后很快体验到生活世界是复杂性构成的。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样说过：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中，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6]
不难看到，马克思表达了如下的生存生态学思想：第一，自然界对人的生存来说是首要的条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人怎么样做都离不开自然界；第二，人之所以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还在于他懂得生产，即“事先进行加工”自然材料而后消费和享用；第三，人不同于动物，还在于人的生活包含“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而“肉体生活”绝不可能逃离自然；第四，人为了维持生命的存在，懂得与自然界“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中，并在实践中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即“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可见，马克思的“生活自然观”把自然界看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首要的和基础性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7]没有了自然，人类也不可能生存下去。
在马克思的生活自然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象性关系。就人而言，“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38]。就自然界说来，如果它“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或“被固定为与人分离”，那么它“对人说来也是无”[39]，自然界永远是一个客体，而人却占据着主体的中心位置，自然界通过主体——人的活动才是对人的存在。因而，“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者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40]。正因如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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