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的生存论基础

在马克思以前有三种基本的哲学形态，自然哲学把历史发展的动因归结为自然，神本哲学把历史发展的动因归结为神，只有人本哲学才把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人。但是在为什么人是历史发展根本动因的问题上，感性主义思想家把人之为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的感性，理性主义思想家把人之为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的理性，他们都夸大了人类个体某一属性而陷入形而上学，而且本质上是从个体角度而不是社会角度研究人，因而必然走向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看到了人的社会存在，但是却离开了人的实践，只从直观的角度理解人，因而同样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学者反对从人出发，而主张把劳动、生产、实践作为唯物史观的根本出发点，这虽然抓住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但是离开了人的存在，却不能回答再劳动、再生产、再实践的动因。因为虽然劳动、生产、实践对人类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劳动、生产、实践本身只是满足人的需要所必不可少的活动，它们的根源要由人的存在和发展来说明。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手稿中所指出的：“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促成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30]它的根源恰恰在于人的存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人体、需要、劳动”^[31]表达三者的内在起源关系，以揭示历史的能动性根源。“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是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和人们的意识一样，也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制约的。”^[32]至于劳动，马克思也明确指出“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33]。因此，离开了人的存在和需要，我们同样不能深刻地揭示历史发展的能动根源。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个丰富的具体，是一种完整的存在，劳动、生产、实践虽然重要，但它们只是人的存在的一个方面，片面地夸大这些方面，把它看做脱离人并决定人的东西，在思维方式上同样是形而上学的。

同样的视角，把人看成理性经济人，也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必须进行全面的生产，对财富的追求或经济活动只是人的活动的一个方面，如果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的唯一活动，那本质上依然是用抽象的人代替具体的人。如前所述，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必须进行五种生产，用一种生产取代五种生产，把人仅仅看成经济动物，这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所期望的。因为正是资产阶级才把工人仅仅看成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看成是“没有七情六欲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仅仅作为劳动的人的抽象存在”^[34]。这是对历史主体的极大歪曲。从哲学上讲，“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就是对人绝妙的赞扬！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如果我把人当作‘生产力’来对待，那么我就是用别的主体代替了真正的主体”^[35]。其结果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全面异化，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命存在从历史中消失了，“整个人类社会只是成为创造财富的机器”^[36]。马克思的这些批判是极其深刻的，并且是直接针对资本主义的。

由于人的需要是与人的实践相联系的，因而人的需要是全面的，“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37]。如果把人的需要归结为一种，那就是对人作了形而上学的理解。人的需要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38]正是这些不断增长的需要推动着人的前进，这是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真正源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不是没有全面的需要，而是“有一切方面的需要，而没有客观条件来为劳动能力实现自己”^[39]。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非人状况看成是工人的心甘情愿，这是对工人作了最大的歪曲。实际上，正是工人的全面需求才导致工人起来斗争，并创造自身发展的正常条件，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由于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因而从自然出发，虽然较好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但是却忽略了人自身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人之外，而在人之中。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0]在这里，人的形成是自然过程的结果，但是人一旦成为人，人就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恒定的、主要的因素。因此，离开了人，把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或根据放在人之外，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在历史观上却是唯心主义的。

从社会关系出发，这固然抓住了人之为人的又一根本属性，但是关系是人的关系，离开了人的存在，离开了人的生产，离开了与生产同步发展的需要，这种关系充其量，只具有费尔巴哈“社会关系”的性质，这种抽象研究也是马克思所反对的。

构成马克思历史哲学逻辑起点的不是人的某一种属性，而是“现实的人”本身。正像马克思所说：“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1]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那么人的需要不仅包括物质需要，而且还包括自身再生产的需要，精神生产需要、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的需要以及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需要。因此，人的生产不仅指物质生产，而且也包括人的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再生产，正是在五种需要与五种生产的矛盾过程中，马克思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能动性根源，而它的基础则是“现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