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的反生态性与生态文明建设

梁　苗^[1]

摘　要：资本的本性是增殖和扩张，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的反生态性。在资本时代，资本不仅是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而且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本身也被资本利用为获利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国家和政府一定要警惕GDP主义的诱惑，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优势，加强对资本进行有效有力的监管，使资本在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服务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资本；生态危机；生态文明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空前恶化。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指出，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但是，在反思生态危机的根源时，人们的观点却莫衷一是。有的归结于科学技术，有的归结于人的贪婪或人的认识，还有的归结于人的消费。应该说，他们的探讨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那么，什么是问题的根本呢？问题的根本在于，要审视当前人类的生态危机，就要先审视当前整个人类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本质上看依然没有越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所指涉的范围，即依然处于资本时代。因此，对于任何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都不能脱离这一根本的时代背景。对生态问题的研究亦是如此。在当代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立足资本时代的视角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对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探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资本的本性与资本时代

资本是资本时代的核心要素，是现代社会一切现象的起因、动力和内在灵魂。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性就是不受束缚地追逐利润的最大化，通过扩张而增殖自身。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1]马克思的这一精辟见解不仅指出资本的本能在于增殖自身，也指出了资本扩张的起点是生产劳动。正是在生产劳动中，资本通过对活劳动的吸吮、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攫取而使自己不断地增殖和膨胀。通过这种不断地增殖和扩张，资本的权力越来越大，它不再单单是一种经济权力，而是成为现代社会全部权力的基础；它也不再是单纯的地区性权力，而是成了世界性的权力，将整个人类社会推入资本时代。资本的本性是增殖和扩张，于是在此时代中，“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讲，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增长——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大”[2]（268）。

对于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本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形象地写道：“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了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3]追求资本的不断增殖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原则。

可以说，为了获得利润，资本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人的生命。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克沃尔在其《自然的敌人》一书中以活生生的事实揭示了资本的本性。1984年12月，美国的跨国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开办的一家农药厂发生严重的毒气泄漏事故，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使世界为之震惊。对于伤亡人数，各种说法可能不尽一致，但事故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是公认的。据克沃尔介绍，在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中，大约造成8 000人死亡，超过50万人受伤，受伤者中有5万～7万人无法治愈。在此后的二十几年里，受害者中每个月都有人相继死去，直到今天，还有受害者相继死去或受身残折磨。克沃尔说：“这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工业事故，博帕尔已经成为工业进程给人类带来危险的代名词以及生态灾难本身的象征。”[4]（28）在克沃尔看来，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不在于工人操作上的失误，也不在于这个公司特别贪婪，“而是这个制度要求它不断削减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4]（35）。公司之所以在印度投资，就在于能够获得超过国内的利润。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是尽可能地减少成本。为了降低成本，公司留下了很多安全隐患，甚至以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命为赌注。设在印度的工厂和设在美国本土西弗吉尼亚的工厂在生产设计上是一样的，然而在环境安全防护措施方面却采取了双重标准。印度博帕尔农药厂只有普通的装置，而设在美国的工厂除装置外，还装有电脑报警；博帕尔农药厂建在人口稠密地区，离火车站只有两英里^[2]，而美国本土的同类工厂却远离人口稠密地区；在美国，工人的安全防护措施是完善的，而在印度，公司则拒绝给工人配备应有的安全防护措施。克沃尔指出，如果工厂设计得更合理些，安全措施更完备些，博帕尔那样的悲剧就有可能避免。

为了获得利润，资本甚至不惜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那么，牺牲一些青山绿水以及干净的空气和宝贵的森林又有什么值得奇怪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论异化的时候，不仅是指劳动异化，也是指自然异化。而且马克思指出，不管是劳动异化，还是自然异化，都是由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造成的。可以说，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资本在残酷地掠夺和剥削工人的同时，也必然向大自然展开残酷的掠夺，而丝毫不去考虑也不可能去考虑这种掠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长远影响。作为资本时代的核心要素，资本的本性不仅决定了资本的反人性，也决定了资本的反生态性。

二、资本的反生态性

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依赖于自然界。“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5]而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阶段后，事情则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一个自然的世界，资本则创造了一个人工的世界，资本作为新的造物主而领有现代世界的一切”[6]，包括自然界。在此阶段中，自然界不再是神秘莫测的未知之物和恐惧的力量，而“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的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务于人的需要”[2]（393）。

为了增殖和扩张，资本驱使着它的代理人不断地向自然界开战，企图把整个自然界都作为有用物投入到资本生产中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单纯的功利关系、占有关系。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本性使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进行扩大规模的生产，而降低生产成本的愿望又驱使它到处寻找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这就致使资本要不断地、毫无节制地榨取自然界的各种有利资源，对自然界进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性开发，结果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激化。另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本性也使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工业的宦官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7]消费品的迅速增长和消费主义的盛行，是资本扩张本性的必然产物。而这又必然会加剧生态环境的失衡。因为消费主义的盛行和消费社会的到来，会进一步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带来更多的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其结果是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弃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8]（3）

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不会承认任何界限的存在，它要打破一切加之于自身的限制，以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更是要利用其先发优势，扩大自己的运动空间，把自己的触角尽可能地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资本的推动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本的代理人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建立联系，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全球推广，结果是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全球气候变化是最具有全球性的，其杀伤力也是最大的。在反对全球变暖的运动中，科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各国政府首脑等都在分析全球变暖的结果以及设想如何遏止全球变暖。但结果如何呢？受制于操作和欺诈的《京都议定书》，只不过是起着扩张资本的作用，使西方发达国家从气候变化中牟利，根本不能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一些公司表面上的环保行为仅仅是出于利润需要的公关活动，是以绿色为幌子来掩饰其反生态的行径。比如，借助“碳排放权”这一概念，西方发达国家的碳基金公司不但将碳排放权商品化，还推动了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繁荣发展。借助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及清洁发展机制，西方发达国家轻松逃脱减排义务，并再次站在世界经济伦理的检阅台上，为全球经济启动新的游戏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却靠牺牲本土资源和生态环境再次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这样说过：“在你与我之间，难道世界银行不应该鼓励更多的污染工业转移到最不发达国家吗？我认为，向最低工资水平的国家倾倒有毒废弃物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应该面对这一事实……我总认为非洲一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远未被污染，它们的空气质量与洛杉矶和墨西哥城相比，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4]（82）对于萨默斯的这种论调，福斯特曾经指出，它表现出了十足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恶习。萨默斯以十分轻蔑的态度来对待第三世界和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丧失理智，而是他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本质的暴露，是资本积累的经济扩张主义的逻辑必然。“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合适条件，特别是在涉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时更应如此。无论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命运，都不容许阻碍这一执著目的的实现。”[8]（55）

残酷的资本竞争、金融资本的短期利益追求、庞大的公司规模和冷漠的官僚管理体制，所有这些都使资本距离自然越来越远，远到现实的自然反倒成了抽象的有用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资源是源源不断的，自然容纳和化解毒害废弃物的能力也是超凡的，人类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因为大自然像母亲一样是无限宽容的。但所有这些想法都是极端错误的！当人们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关于“绿色”、“环保”、“低碳”的神话便诞生了。环保汽车、环保购物袋、环保电池、环保家用电器等，仿佛只要消费了这些冠以“绿色”、“环保”字眼的商品，人们便可以轻松地卸下心中的负罪感和对于生态环境恶化的焦虑感，一如既往地“过度消费”。实际的结果是，消费主义化了的环保或者说商品化、资本化了的环保，根本解决不了真正的环境问题，也根本解决不了生态危机，因为这样的环保并没有触动资本本身，也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反而是以“绿色”、“环保”、“低碳”的名义被资本收编，成为资本获利的工具。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从监管资本着手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规划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时，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奋斗目标的提出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需要，更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增长同步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得到加强，民众对生产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上，所以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逐渐成为中国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如果这些瓶颈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甚至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长远发展。正是基于事态的严重性，中央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

如前所述，资本的本性是反生态的，那么，是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要反资本，甚至消灭资本呢？不是的。虽然说资本的本性是反生态的，但在人类社会目前的情况下，资本还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因为它的历史积极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资本的不可遏止的扩张中，资本促进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开创了世界历史，也推动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尽管是通过异化的手段。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对于凡是低于现代资本生产方式水平的地区、国家和民族来说，资本必然要以势不可挡、横扫一切的威力“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9]。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而对于那些低于现代资本生产方式水平的地区、国家和民族来说，资本依然具有变革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某种进步因素。这也是马克思所充分肯定过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对于中国来说，目前“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国还要利用资本进行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融入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之中。另外，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因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真金白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对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来说，我们认为，关键在于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要走出GDP主义的诱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单纯地以GDP的增长作为经济发展衡量指标的做法；另一方面是要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优势，加强对资本进行有效有力的监管，尽可能使资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小，从而使资本在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关键在于转变思维模式和做法。不可否认，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来说，不管是公有资本，还是非公有资本，它们都具有资本的一般本性，即追逐利润最大化。在实践中，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也存在着片面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现象，这尤其表现在某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对GDP的狂热的顶礼膜拜上。作为一种极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GDP主义正是资本狂热地追求最大化地增殖自身的本性的体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些资本所有者为了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不惜去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甚至去违反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最近屡屡见诸报端的食品安全事件和饮用水污染导致的群体性致病事件，都将事实真相指向了一个方向：即公有资本的经营者和非公有资本的所有者都不同程度地被资本获利的逻辑所诱惑和奴役，俨然沦为了资本获利逻辑的工具。所以，中国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走出GDP主义的诱惑，走出单纯地以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衡量指标的思维模式，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置于更开阔的视野中。具体来说，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将以GDP为本的经济发展思维模式，转变为真正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思维模式。而且，这里的以人为本，不仅是指以当代人为本，还指以后世子孙为本，不仅指为满足人的当下基本需要为本，还指以人的长期保障和长远发展为本。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GDP主义及与其相伴随的以金钱驱动为特征的经济盈亏底线，以可持续性的而非掠夺性的方式对待自然。“过去我们对大众为物质福利而进行的斗争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而现在这种斗争则日益呈现出更加广阔而完整的环境背景……我们的斗争将告诉我国：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必须超越盈亏底线。这才是21世纪的真正希望所在。”[8]（34-35）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强调的走出GDP主义，并非意味着主张经济不能再增长或发展了，这对于仍然处于贫穷状态的地区和国家来说是既不公平也不现实的，而只是想强调说明人们对经济发展内涵的理解应该更加全面些。就像科学发展观所强调指出的，科学发展不是不要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因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以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关键在于积极调控和监管。如前所述，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资本依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资本还要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对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和资本扩张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虽然资本具有反生态性，但社会主义社会毕竟具有特殊性，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也具有其特殊性。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来说，它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就能够保证国家对国有、集体等公有资本以及外资等非公有资本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进行有效有力的监管以及科学合理的安排和利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和政府的思路应该是将经济发展和资本赢利与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整体目标结合起来，使资本的赢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从而规避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资本赢利而破坏生态环境的风险。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具体来说，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所作为，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引导，对资本的运作进行有效监管，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比如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经济政策和计划，对经济活动参加者的经济行为进行引导和制约，扶持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奖励积极采用绿色技术的企业、严格限制企业的排污量等，再比如通过制定、完善和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通过法律法规来赏罚分明地规范各类经济活动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

当然，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利用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种新思路，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毕竟它涉及一系列的现实问题，诸如思想观念的转变问题、官员的政绩考核方式问题、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和执行问题等。但笔者相信，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向前推进和大规模生态文明建设的展开，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会很快多起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1.

[4]KOVEL J.The Enemy of Nature：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M].London&New York：Zed Books，200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82.

[6]毕会成.他们为什么不用节能灯.读书[M].北京：三联书店，2011：21.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0—121.

[8][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1.

【注释】

[1]梁苗（1981—），女，河南镇平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1英里＝1 609.347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