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三次历史性跨越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是站在20世纪中国时代潮流前列的伟人,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是他毕生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在毛泽东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和艰苦奋斗开辟出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国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华夏神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独立自主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一、上层建筑主体从剥削阶级统治到人民当家作主

拥有5000多年深厚历史文化的中国,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约公元前2070年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至1912年资产阶级建立的中华民国,几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变革之中,神州大地既有过繁荣昌盛,也曾没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秦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王朝。文景之治之后,汉武帝把中国第一次带到顶峰,成为当时世界上比罗马帝国还强盛的最强大的国家,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的伟大时代之一。延至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再至明代“永宣盛世”,清代“康乾盛世”。此间历经改良和社会变革,虽曾多朝盛世繁华,但是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全国人民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依然如故。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大炮炸开了帝国主义侵略古老封建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民从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之中。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国家独立、民族富强不断求索,直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统治,打开了近代中国进步的闸门。但革命果实却不幸被军阀袁世凯所窃取,君主专制的经济基础并未摧毁,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实际上是在“民国”掩盖下的封建军阀统治。国民党长达22年的统治也未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1]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制定了第一个党纲,明文规定:“无产阶级要用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党的二大根据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但是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尚未解决,至于如何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当然更不清楚,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陷入白色恐怖当中。“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率秋收起义部队登上井冈山,创建了不断发展壮大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而进攻“围剿”。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党和红军英勇奋战,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中央领导集体。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迅速地开辟了大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逐步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诋毁和人们思想上的模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重要论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明了经过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这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力量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援下,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经过人民解放战争迅速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的建立经历了一个筹建过程,筹建工作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完成的。早在1948年5月1日,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口号”明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此后,作为领导和推动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性跨越的核心人物的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表达民主协商筹建新中国的诚意。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筹备会在北平胜利召开。在会上,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3]随后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新中国成立的理论基础。同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胜利召开。会议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民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与《共同纲领》的一致通过,为新中国的成立提供了合法依据。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礼炮震惊寰宇,标志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代替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代替了剥削阶级集团统治,这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中任何一个朝代更替都不相同,更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此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人民群众受奴役剥削的时代彻底消失,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是站在历史潮头的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长期奋战实现的20世纪中国社会第一次历史性跨越。

二、经济基础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暂短的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上,新中国处在美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争威胁中。国内,历经战争磨难的神州大地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国民经济严重衰退萎缩。资产阶级轻蔑地怀疑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治国能力。帝国主义自负地认为新中国必将向他们乞讨才能度日。毛泽东则乐观地说:“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4]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的是一个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非常薄弱的极其落后的工业基础。其中仅有的一点重工业多为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修理厂及为其提供廉价原料、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我们没有真正的机器制造业,也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钢铁工业非常薄弱。当时,以人口平均计算,我国人均拥有的钢为1.7千克,原煤114.1千克,石油0.6千克,电11度。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为顺利恢复国民经济提供前提和保证,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迅速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从革命战争转到恢复经济工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仅仅三年时间,到1952年,我国的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并达到战前最高水平。但是生产力水平还是很低,中国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现代性的工业仅占百分之十左右。

与此同时,这三年中,新中国实际在某些方面(不是在一切方面)已经有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萌芽。在此期间,鉴于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现有的生产力远不能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日趋深化。毛泽东运用列宁过渡时期理论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于1953年6月适时地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并举,并相继提出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鉴于我国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实际状况,分析论述了在我国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时指出:社会主义集体化是中国农业的“唯一出路”。克服个体农业经济发展生产困难和防止产生两极分化内在矛盾的客观要求就是中国农业走社会主义道路。针对农业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工化业的关系,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5]毛泽东深刻揭示出合作化与机械化的关系:“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6]

农业合作化的步骤是由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前者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后者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道路的特点是循序渐进,逐步过渡。毛泽东认为,需要逐步地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且可以基本上避免农作物的减产,保证每年增产。

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原则是自愿互利,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自愿互利,不仅有利于贫农,也有利于中农。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提出了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必须依靠贫农(包括土地改革后变为新中农的老贫农),巩固地与中农联合,逐步地发展互助合作,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7]把下中农与上中农区别开,把下中农与贫农一起都作为依靠的力量,从而突出了贫下中农的政策优势。

关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手工业的特点,提出不宜集中过多,规模不宜过大,形式不宜千篇一律,注意保存和发扬特种手工艺品。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赎买”思想,结合我国社会历史实际,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赎买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平赎买”既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在整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使生产力不但没有遭到破坏,而且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党中央和毛泽东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肯定为构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成分之一。毛泽东在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并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通过“和平赎买”最终完成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鉴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和其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形成的联盟关系,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确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资本家个人实行团结、教育和改造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也是独创。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党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得到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积极响应,迅速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至1956年底,全国已有96.3%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初级社8.5%,高级社87.8%。手工业除偏远地区外实现了全行业的合作化。全国8.8万余户的私营工业99%都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在商业方面,全国原有的240万余户私营商业,有82.2%实现了改造。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了过急过快过粗的现象,但总的看,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后来乃至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制度上提供了根本保障。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中,历经这样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性社会变革,不但没有破坏既有的社会生产力,反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反而增强了全国人民的团结。这是中国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使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使“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8]。这是继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实现的20世纪中国社会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三、产业结构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经济到主权国家的经济独立

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时代难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探索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进行了艰辛的尝试,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正如胡锦涛所说:“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我国就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这在世界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9]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工业的重要性:“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0]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1]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政治上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而经济上要独立尚需时日,必须首先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还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明确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五六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九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12]进而明确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具体任务。第一,建立和扩建电力、煤矿、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工业以及基本化学工业并发展机器制造工业。第二,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广泛地开展关于保持水土的工作。第三,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主要是铁路的建设。第四,保证市场的稳定。发展城乡和内外的物资交流,扩大商品流通。第五,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技水平,积极培养人才,等等。“一五”计划期间,国家投入的资金达到766.4亿元,如此巨大的投资力度和建设规模是旧中国所无法企及的。

1956年,掀起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高潮,各族人民劳动热情高涨。与此同时,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13]

“一五”计划的实施和胜利完成已初步彰显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在一定意义上,“一五”计划可以说是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计划。

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凸显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的要求。欲速则不达,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又急于求成,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重大失误。经过对失误的沉痛反思和深刻总结,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要搞好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14]。随后,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适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且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贯彻八字方针,党中央在各条战线上具体制定了一系列的条例,主要是“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等,成为大规模调整的开端。而后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八字方针和总结经验,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并作出全面调整的决策,对各个领域实行全面的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建设规模,暂缓大批基本项目建设;进一步支援农业,等等。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问题的突出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到来,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重要思想。1962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关于重工业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新认识,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为了贯彻这个总方针,毛泽东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种安排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在工作上的落实和具体体现。即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从发展农业出发,在资金、物资、劳动力的分配方面,首先考虑农业,再考虑轻工业,然后根据轻工业的情况安排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安排,又必须首先考虑同农业有关部门和行业的统筹协调。

社会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也使中央对独立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容及其内涵有进一步的明确认识,即“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15]。至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对完成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时限提出要求,要在1980年以前建成。

经过八字方针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贯彻落实,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965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65年同“一五”计划完成后的1957年对比,主要工业产品中钢产量增长1.29倍,发电量增长2.5倍,原油增长6.75倍,天然气增长14.71倍,水泥增长1.38倍,等等。

这样,1956年党的八大到1966年5月“文革”前的十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教育、卫生、体育也有相当的成就。同时民族精神大发扬。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16]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即使是在“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17]。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虽历经两起两落,但经过艰苦的努力,1978年同新中国成立时相比,中国已经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新建和扩建了大批重要企业,如包头、武汉、鞍山和攀枝花等钢铁基地。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原子弹、氢弹、导弹的试验成功,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提高了国防能力;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集中反映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所达到的新水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当年的构想得以实现。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是我国迈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第一步,中华民族迈开了走上现代化的实质性步伐。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痕迹彻底消除,新中国摆脱了贫穷和落后,取得了旧中国几千年都没能取得的进步。这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实现的20世纪中国社会第三次历史性跨越。

20世纪的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华夏儿女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和艰苦奋斗,把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的中国建成独立的主权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中国社会三次伟大历史性跨越。东方雄狮猛醒,亚洲巨龙腾飞,中华儿女扬眉吐气,神州大地激情澎湃。20世纪中国社会三次历史性跨越为当今中国社会一切进步发展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奠定了深厚物质基础。风雨兼程、继往开来、跨越世纪,“历史的接力棒”在几代领导人手中顺利交接,社会主义新中国不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于世界之东方,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世纪伟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作出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2期)

【注释】

[1]《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7页。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条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5]《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一致通过。

[6]《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一致通过。

[7]《〈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49页。

[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1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页。

[1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3页。

[1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5页。

[1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页。

[1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6页。

[1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