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几点思考

对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几点思考

张　晨

所谓战略，即重大的、带全局的或决定全局的谋划。领导战略问题，是领导活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领导者是否有战略观念、战略眼光，是否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直接影响领导工作绩效。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他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把战略运筹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的战略思想，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略科学，不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在世界战略理论的发展中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一、战略是研究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要认识和掌握毛泽东战略思想，首先要弄清毛泽东关于战略的概念，这是毛泽东战略思想一般原则以及各方面具体内容的出发点。

（一）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新概括

毛泽东十分重视战略问题。在他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中，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宗明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文中所言革命对象、动力及朋友问题，无疑是战略问题，而不是具体策略，把它称为首要问题，可见毛泽东对战略问题的重视程度。

那么，毛泽东对“战略”是怎样界定的呢？毛泽东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还说：“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这里说的所谓“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是指领导者对于战略客观内容与本质的反映。它们统一于领导活动的实践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所以这两个提法，是战略学的统一的研究对象，它具有两个基本要点，就是全局性和规律性。这表明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思考战略问题，对战略的研究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作为毛泽东战略思想逻辑起点的战略定义，在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创造性的新概括。

（二）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是战略的核心问题

1936年，毛泽东针对当时一些人认为“战术胜利决定战略胜利”的错误认识，明确指出：“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什么是全局？毛泽东指出：“凡属带有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他这里讲的全局就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运行着的整体与局部的统一、现在与未来的统一。全局与局部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局部要服务于全局，围绕着全局的需要进行活动。另一方面，全局要关心局部，使它充满活力，从而保证全局充满活力。只有辩证地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才能真正解决战略中的诸多问题。

毛泽东还指出，全局观念不仅要求一般地照顾各方面，而且要求抓住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与环节。这是全局观念的灵魂，是争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权的关键。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但各个局部并不是平衡的。所以“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三）全局性规律是战略的本质内容

所谓全局性的规律，是全局范围各方面与各阶段因素的客观的内在的本质联系。研究和掌握这种本质联系，就是学习和使用全局性指导规律的过程。毛泽东指出：“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任何全局性的指导规律，都是各方面局部性指导规律的总结（局部经验的总结），都应该着重去学习。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使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知道战争。”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是掌握全局指导规律，提高领导水平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于如何学习和使用全局性的指导规律，毛泽东着重从方法论上指出，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永无止境发展的，而发展总是采取一定的特殊的形式。这是矛盾的特殊性。

二、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这是毛泽东提出的、经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实践检验过的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思想，一个带全局性的工作指导规律。

（一）从事物发展两重性的观点出发

194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的采访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说的是革命人民的根本战略思想。1948年，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强调反对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同时也指出，在局部上必须继续研究斗争艺术。1958年，毛泽东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进一步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论证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两重性，再次要求全党，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同时，从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当然，无论在革命或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只能从事物的现实的两重性出发，只能把现实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而不能把虚假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民主革命时期，“左”倾冒险主义想在30年代初期就与蒋介石反动派决战，夺取全国政权，这是虚假的可能性，只是主观愿望，结果不仅未能加速反动派转化为纸老虎的过程，反而使它更像真老虎，吃了那么多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50年代的“大跃进”，那些宏伟的奋斗目标是虚假的可能性，单凭主观愿望，急于求成，造成很大损失。

（二）把藐视困难放在心目中的首位

对敌人、对困难，既藐视又重视。这两种态度哪一个居首位？毛泽东明确指出：“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毛泽东在这里尖锐地提出一个原则的分界线：能够把藐视一切困难放在心目中的首位，这是真正能够站在大多数人和共产党人立场上的表现，而怕死鬼和机会主义者则是站在这个立场以外的表现。这个分界线，每到革命形势遇到重大挫折和严重困难时，是更加明显的，越是这种时候，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大多数人民，总是愈加不屈服，不被暂时困难所吓倒，英勇地坚持革命斗争；同时也必然会出现那么一些被困难吓跑了的或者吓倒敌人怀抱里去的怕死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党的七大闭幕时，毛泽东说：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从战略上藐视困难，既是革命事业、新生事物内在规律的正确反映；又是对革命者自觉能动性的充分肯定；同时，它表现了革命领导者的信念、意志和精神状态，即革命胆略。

（三）藐视困难与重视困难的辩证统一

从困难是纸老虎出发，建立藐视它的战略思想，从困难是真老虎出发，建立重视它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这两方面是有机统一的，不能加以分裂。对于我们任何战略目标，任何工作任务，任何困难，在整体上一定要藐视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一定要重视它，善于斗争，善于胜利。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它，就不敢斗争，就会逃避斗争，取消斗争；如果不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重视它，不谨慎，不集中全力作战，就会麻痹轻敌，就会冒险盲动。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教条主义战略上藐视敌人，但在战役战术上也藐视敌人，全线出击，分散兵力，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溃败下来之后，又惊慌失措，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我们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工作中，屡次造成被动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困难估计不足，准备不够，急于求成，工作过粗。战略上藐视困难与战术上重视困难相统一，要求领导者既大胆又谨慎，既充满革命热情又头脑清醒。怕字当头，顾虑重重，谨小慎微，或头脑发热，粗心大意，轻举妄动，都是不对的，战争如此，建设也如此。

三、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

战略的全局性不仅表现于全局是由各局部组成的，而且表现于包括各个阶段的全过程。战略指导中现在目标与将来目标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这样说过：“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一）社会历史发展有阶段性的区别与联系

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是由其矛盾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毛泽东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在历史发展阶段的区别与联系问题上，毛泽东要求党的领导者主义把现阶段行动纲领的实践，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加以区别。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二）战略转变关系于党的前途非常之大

毛泽东在中国战争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善于根据战争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战略运筹推动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例如，每当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时，毛泽东总是以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来适应客观形势变化，不断改变作战的主要形式，或从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转变，或从正规战争向游击战争转变，或从一般战争向更高级的正规战争转变。毛泽东曾强调指出：一切战争的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所谓战略转变，就是从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的过渡，是飞跃形态的发展，是前进的关键环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述党的军事战略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争转变时曾说：“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不仅军事战略的转变如此，政治和经济战略的转变，其历史意义同样如此。大革命失败后，从以城市为中心转向以农村为中心的土地革命，带来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新局面。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策向第二次国共合作政策的转变，带来了抗日战争兴起的新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开创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三）要有远景规划

无论在战争年代或经济建设年代，毛泽东都十分重视远景规划，把它看作战略指导所必需的一项基本要求。毛泽东特别强调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是：“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远景规划，必须预见和把握作为全局的全过程，必须预见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必须积极地估计已具备、可能具备的有利条件。这是把握全局性规律，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集中优势等战略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运用。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