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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时间:2022-03-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方面还是失误的方面,都是邓小平同志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等著作中,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提出了一些设想。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按比例的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规规律。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_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方面还是失误的方面,都是邓小平同志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

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等著作中,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提出了一些设想。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由于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在许多方面,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1956年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缺点和错误。因此,如何以苏联为鉴戒,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了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取得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是:

第一,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3]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如经济建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政策,等等。只有在实践中力求采取正确的政策,避免错误的政策,才能促使矛盾向着有利的方面转化,把各种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集中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这个总目标上来。

第二,提出了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按比例的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规规律。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主要的比例关系。处理好这个关系,就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如果违背了这个客观规律,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会欲速则不达。毛泽东总结苏联片面地重视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理论,论述了农、轻、重各自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中国要用“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4]后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还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5]。这就告诉我们,按农、轻、重的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就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来。

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是,它们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同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土会主义基本矛盾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既有基本适应的方面又有不适应的方面,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们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正是这种基本矛盾的不断解决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是以后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的两类矛盾的学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矛盾是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对抗性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是非对抗性的,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有对抗性一面,也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在总体上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针,并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在各个具体方面,例如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工农业并举,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艺术事业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等,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第四,提出了分两步走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在1952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着重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制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解释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提出了“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在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了“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6]。周恩来在这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挥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明确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可以说是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最早提法。在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中,都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实现这个任务是项极为艰巨的工程。毛泽东考虑到它的艰巨性,在时间的估计上,曾设想要100年时间;在步骤上提出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第3个五年计划(1966年起)开始,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正是考虑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上述估计而提出的。

毛泽东同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当然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还有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等诸多方面,就不一一详述了。但是,从1957年以后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种探索出现了大的失误,因而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两次大的挫折。一次发生在以“大跃进”为标志的1958年到1960年,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盲目求纯,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从而使我国国民经济从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损失。另一次发生在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1966年到1976年。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次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不仅使各级干部遭受到残酷批判和斗争,而且使国民经济濒临于崩溃的边缘。这两次大失误、大挫折都是由于我们党在独立地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严重偏差而造成的。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没有毛泽东探索的积极成果,甚至探索的失误,就不可能有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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