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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剖析与反思

时间:2022-12-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中外的现当代历史中,曾出现过多种“第三条道路”的提法,它有过多重含义。面对新挑战,只有超越“左右对立”,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的第三条道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这就促使了“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可见,“第三条道路”是西方政党面对日渐失控的社会,为获得选民的支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布莱尔认为他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不仅是左派和右派的一种妥协,并且适用于全世

陈寅瑛

【摘 要】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末西方社会民主党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保持政党优势而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一社会思潮在获得一定成功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缺陷。本文从“第三条道路”的形成背景、发展过程、主要观点等方面回顾了这曾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并对其得失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 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 政治

在中外的现当代历史中,曾出现过多种“第三条道路”的提法,它有过多重含义。本文所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是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社会民主党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以克林顿、布莱尔等为代表,提出的一种新的理论主张和施政理念。它既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也是欧美各国竞相采用的政治策略。

一、形成背景

(一)全球化的时代背景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信革命和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商品、资金流动日益加强,更带来政治、经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碰撞,这也导致了全球领域的竞争、生态、犯罪等问题并给各国政府带来巨大挑战。尤其是全球化带来的资本外逃导致区域经济增长放缓和就业率下滑,福利制度的改革成为必要。为了适应时代的挑战,走出西方社会的困境,众多学者开始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正是从民族国家中“脱离”出来,同时也在“向下渗透”,重建地方认同的新的可能性从各个侧面渗入人们的观念之中。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析已经过时。面对新挑战,只有超越“左右对立”,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的第三条道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1]

(二)社会结构和执政基础的变化

20世纪后期,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信息高速公路形成的信息化趋势造成了传统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基本特点是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下降。传统社会民主党是中下层阶级的利益代表,而这一时期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工业日渐衰弱,传统意义上的终身就业越来越少,产业工人数量也在不断减少,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基础不断萎缩。与此同时,知识经济的兴起带来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日益发展。知识分子、高新技术人才取代传统蓝领工人成为最大的就业群体。这一“中间群体”在经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不再是政治生活的配角,而逐渐成为政党选票的主要来源。

(三)思想理论的冲击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是西方社会主义的主要形态,是以强化的福利国家为基础的代议制社会主义。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东欧剧变,西方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解决西方问题的制度替代方案已经失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低估了资本主义在创新、适应以及提高生产力方面的能力,也忽视了市场作为一种向买卖双方提供信息的机制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也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们认为,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宣告胜利的时代,必须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主张和价值诉求做出深刻改变。冷战后,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在许多西方国家显现出大量问题:经济秩序混乱,贫富差距加大,失业率上升。因而,西方社会民主党也开始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

(四)现实依据

社会民主党从20世纪50年代起,推行大范围的福利制度。福利制度依赖于高经济水平与高税收。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石油危机为导火索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滞胀”的局面。福利制度本身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福利制度的改革成为必然。但福利制度的改革首先损害了作为社会民主党传统选民的社会中下层群众的利益,支持者随之减少。这就促使了“第三条道路”的兴起。

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许多西方社会民主党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大选中接连失败。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民主党脱离实际、过于教条的老式意识形态已难以吸引选民的投票。为了通过执政实现政治理念,布莱尔认为,仅靠修改或放弃某项政策是不够的,必须在确立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的基础上,对政策的每条每款进行更新。

二、理论来源

“第三条道路”作为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转型,具有较复杂的理论来源,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欧洲启蒙思想

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强调:“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它是以引导进步政治一个多世纪的价值观念——即民主、自由、公正、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2]尽管西方各国政要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在价值观的表述上略有不同,但都把自由、公正、互助作为其核心内容,其思想的实质正是来源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

(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仍是西方政治运动中影响较大的思潮,它包含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继承,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观点为:国家普遍而深入地介入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支配;限制市场作用;倡导充分就业的集体主义、强烈的平均主义;多方位的福利国家;线性式现代化道路等。[3]可见,“第三条道路”是在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三)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为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社会思潮。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它的主要观点有: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并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强调反对公有制、反对国家干预,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等。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本身就存在缺陷,直接导致了西方社会的各种问题,但它诸多的政治主张,如提倡小政府、市场原教旨主义、认可不平等、作为安全网的福利国家都对“第三条道路”的价值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可见,“第三条道路”是西方政党面对日渐失控的社会,为获得选民的支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它是以欧洲启蒙思想为理论源头,在批判地继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试图克服二者的局限性,吸收二者的长处,采用温和折中的“超越”方式形成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思潮。

三、“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

(一)“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

1.欧洲:托尼·布莱尔。布莱尔作为“第三条道路”在欧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一文中提到,国家控制、高税收或者主张狭隘的个人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都是过时的意识形态,而团结、社会公正、责任等价值观才是“第三条道路”的基本导向。在经济方面,他强调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的结合。布莱尔认为他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不仅是左派和右派的一种妥协,并且适用于全世界的社会和经济变革。

2.美国:克林顿。克林顿是“第三条道路”在美国的实践者。但由于美国并没有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运动的传统,较少受社会民主思想影响,克林顿本人也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他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与布莱尔在欧洲的实践存在一定区别。克林顿将经济增长视为政府管理的核心,通过将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结合来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因此,“第三条经济道路”才应是克林顿“第三条道路”的内核。[4]

3.理论总结:安东尼·吉登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深刻分析了20世纪末的欧洲社会状况及政府的政治实践,提出了有别于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他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详细探讨了欧洲各国面临的五种两难困境,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趋势,认为旧的左派教条已陈旧不堪,新的右派思想苍白无力,只有第三条道路才代表了真正的社会民主。

(二)“第三条道路”的主要观点

安东尼·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详细介绍了他的“第三条道路”政治主张,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

在政治上,“第三条道路”明确提出要抛弃以往的旧意识形态,提出要成为代表所有阶层利益的“人民党”、“群众党”,而不是仅代表工人阶级和下层群众的利益。为了实践政治理念,上台执政是西方社会民主党追求的重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极力强调党的开放性,采取了一系列吸引中间阶层的政治措施。同时,他们突出强调党的变革,主张社会民主党要以改革创新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主张充分利用媒体社会新形势,制定新的宣传战略和选举技巧。

在经济领域,繁荣和公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两大价值目标。“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比较,更强调建立有活力的经济,承认过分重视公平而制约了经济繁荣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失败的原因。推崇“第三条道路”的西方社会民主党都把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放在政策的重要位置。但这种经济主张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放任自流,也不是传统的国家干预,而是力图把市场作用与国家干预有机结合起来的新道路。在经济基础上,“第三条道路”倡导者推行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放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认为私有制是有效合理的所有制形式,提出人人所有的社会所有制。这种新型的混合经济是在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力图在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之间,在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取得平衡。[5]

在福利政策上,“第三条道路”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主张“积极”的福利国家政策。包括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福利开支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分配,而是由政府和其他机构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第三条道路”突出强调就业的极端重要性,“从福利走向工作”是其在失业、福利、就业上的基本立场。同时,它谋求把解决就业问题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强调加强就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以创造就业机会代替救济性的福利保障。

四、“第三条道路”的得失评价

“第三条道路”提出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引起了广泛争论乃至批判。虽然这一思潮在目前西方政治运动中有所沉寂,西方社会民主党派也多处于在野状态,但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对错的判断上,而要深入分析其得失。

(一)“第三条道路”的可取之处

在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上,“第三条道路”取得了较好的绩效。在经济方面,布莱尔倡导的政治实践使得英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2.8%,超过战后2.5%的平均水平,英国失业率下降到5.4%。经济繁荣带动英国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投资的增长,公立学校及国家卫生服务系统的预算持续增长。[6]在政治方面,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议会改革、英国上议院的宪政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在此期间,英国成功说服欧盟国家率先做出减排温室气体的承诺,推动世界各国节能减排的行动。美国克林顿执政期间,通过“新经济政策”,使美国经济连续100多个月保持增长势头,创下了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美国压缩政府支出,消除了高额财政赤字,首次出现了财政结余。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第三条道路”是强调变革和创新的。它顺应西方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了社会民主党整体价值观滞后的问题,以解决当代社会内部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试图超越西方社会对于左、右意识形态的束缚。它在政治、经济等问题上的一系列措施在解决西方问题的实践上也被证明是有效的。这些观念和举措对于社会民主党解决社会问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对第三条道路的批判

作为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实践创新的新探索,“第三条道路”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受到诸多批判。其中,西方左派阵营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了激烈批判,他们的观点集中于以下几点:

1.没有明确立场和原则的中庸之路。在“第三条道路”提出之前,西方政治运动中已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及新自由主义两条道路。相比于这两类立场明确、态度鲜明的政治主张,在此基础上整合而来的“第三条道路”的价值取向显得矛盾。由于“第三条道路”一方面注重公平,一方面强调效率,在具体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而其本身又缺乏一贯的立场和态度,于是就不得不滑向双方中的某一方,从而背离自己的初衷。[7]这些自身矛盾的概念也反映了“第三条道路”的内在困境。

2.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是一次系统性的背叛。在多数英国人眼中,英国工党政府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很多做法甚至带有浓厚的“撒切尔主义”特色。“布莱尔几乎企图沿袭撒切尔的路线,但是任何暧昧或矛盾无不选择了资本,而非人民。”[8]选民没有真正的选择,现有的两个政党只是公开化的商业政党和打着“为人民服务”旗号的商业政党。英国工党为了在政治活动中尽可能地获得有利处境,无意识形态基础地缩小两党之间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默许了市场霸权,而抛弃了社会民主的目标和决策。

3.自身理论存在着内在缺陷。“第三条道路”实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内谋求改良的一种变革运动,它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改造的努力,必将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制约和限制。英国的政治实践也证明“第三条道路”无法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公民税收负担沉重、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它在私有化、社会福利等问题上向新自由主义的妥协给人不顾选民意愿的印象。事实上,这为后来布莱尔竞选失败埋下隐患。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第三条道路”存在多种理论来源,而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遵守共同世界观的义务,这就使得他们允许从不同角度对自己主张进行解释。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实践中,“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往往根据形势的变化把对自己最有利的理论主张作为最主要的理论武器,这样往往导致实用主义和折中主义。[9]

五、结 语

“第三条道路”强调自身是超越传统的政治概念,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不是在它们之间,而是在它们之上。虽然实践表明它更偏向于在淡化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改良,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推动了当时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从理论上而言,“第三条道理”针对变化的世界自我调整,积极变革是可取的,它所包含的在经济取向上重视效率,在社会取向上突出公平,改革福利社会,建设投资型社会的想法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陈寅瑛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

           浙江杭州310028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3]侯衍社.“超越”的困境:“第三条道路”价值观述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欧阳景根.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5]林建华,李华锋,等.冷战后新“第三条道路”的兴衰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张敏.第三条道路——九十年代西方的一个新政治现象[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64‐69.

[7]刘玉安,武彬.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社会自由主义?[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3):58‐70.

[8]方秋兰.浅析“第三条道路”的价值理念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启示——读《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1(2):34‐38.

[9]查尔斯·里德比特.第三条道路的致命之处[J].苑捷,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2):41‐43.

[10]郑伟.“第三条道路”价值观批判[D].北京师范大学,2004.

[11]韩小凤,吴春.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形成的背景、原因及特点[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1):107‐109.

[12]周穗明,马志良.全球化的矛盾与“第三条道路”的失败[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3):72‐78.

[13]侯衍社.“第三条道路”价值观的理论来源探析[J].齐鲁学刊,2009(2):85‐88.

【注释】

[1]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0‐36.

[2]陈林,林德山.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5.

[3]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

[4]张敏.第三条道路——九十年代西方的一个新政治现象[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1):65.

[5]侯衍社.“超越”的困境:“第三条道路”价值观述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53.

[6]王振华.从“布莱尔时代”的终结看“第三条道路”——兼驳“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说[M].//李慎明.2007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24.

[7]侯衍社.“超越”的困境:“第三条道路”价值观述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16.

[8]欧阳景根.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77.

[9]侯衍社.“超越”的困境:“第三条道路”价值观述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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