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

第三节　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率先建成福利国家，瑞典等北欧国家纷纷效仿。这段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其说反映了国家干预主义思想，不如说更多地呈现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色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福利国家遭遇了一场严重的滞胀危机，福利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20世纪90年代，为适应新的形势，英国选择了一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说，选择了一条介于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道路。这一理念不仅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其自身也成为社会保障发展史上的又一大理论流派。

一、传统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众多分支之一。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欧洲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思想体系，是欧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潮之一。实行广泛的福利政策，历来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内容。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流派较多，这里主要介绍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蒂特马斯和瑞典学派代表人物林德伯克的福利思想。

(一)蒂特马斯的民主主义福利思想

英国的蒂特马斯是福利国家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饮誉欧美学术界的社会政策学大师，费边社会主义理论集大成者。他终生宣扬和实践费边社会主义平等与民主理念，因而费边社会主义成为英国最具影响力的福利理论。其代表作为《社会政策问题》(1950年)、《福利国家论集》(1958年)、《福利的承诺》(1968年)等。概括起来，以蒂特马斯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其核心价值观是平等、自由、博爱。没有平等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只有获得自由，人的潜能才能充分发挥。蒂特马斯认为，这里的自由与个人主义的自由有三点不同：一是自由意味着关注平等，自由取决于降低不平等的状况;二是自由观念与工作状况密切相关，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相辅相成;三是自由是政府行动的结果，而不是政府不行动和无为而治的结果。同时，博爱意味着合作而非竞争、义务而非权利、利他主义而非自私自利。

第二，国家应该在社会福利中扮演积极角色。不赞成“国家最低限度干预”，主张通过政府行为来约束市场力量。工业化社会带来无处不在的“负福利”，如果国家不干预，将损害弱势群体。在蒂特马斯看来，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根本不同，前者更关注利他主义和社会互助。政府不仅应该提供社会福利，而且应该提供普及性而非选择性的社会福利。普及性社会福利制度以天赋人权为依据，可以避免选择性福利制度给弱势群体带来的“制度性耻辱”。

第三，限制和矫正资本主义的不足之处。从五个方面批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一是自由市场制度是不道德的，它导致形成自私自利的社会。二是市场制度基本上是不公正的。三是市场制度是不民主的。蒂特马斯对私人保险市场的批评最为典型。四是自由市场是无效率的，除非由政府管制。五是在国民财富上，自由市场的分配模式并不能照顾到弱势群体的需要。

第四，反对经济政策主导社会政策的模式，旗帜鲜明地批评社会福利私有化。蒂特马斯认为，市场是回应需求而不是回应需要的;市场关注的是利润和经济增长而不是福利和满足需要;从社会角度看，私有化不仅损害公共服务，而且分离社区和社会的联系，瓦解人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此外，私有化还会加剧两极分化，使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第五，除了以上四点，蒂特马斯认为社会福利还有多方面的积极功能：对个人和国家都是一种经济投资形式;预防青少年犯罪和其他越轨行为;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将每个人整合到社会之中，可以增强集体感和归属感，防止社会成员的异化;降低收入与所有权上的不平等。简言之，蒂特马斯认为福利国家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它具有消除贫困和促进平等等重要的社会目标。

总体看来，蒂特马斯的福利思想带有浓郁的民主色彩，他更重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他认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来讨论社会政策是毫无意义的。在社会福利体系之内，人们无法逃避各种道德与价值选择。推动社会福利发展的主要动因是政治经济力量，但是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政策是多种因素与力量互动的产物。

(二)林德伯克的民主主义福利思想

瑞典学派也称北欧学派，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张国家干预。其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为阿瑟·林德伯克。

林德伯克认为，传统的经济制度研究方法的根本缺陷是将经济制度简单地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方法不适合瑞典的经济政治制度。他提出，瑞典的社会制度在政治上是西方“民主制度”，主张阶级调和，建立超阶级的平等的社会秩序;经济上是国有化、福利国家、市场经济三个方面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制度，即“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制度”。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根据瑞典学派的多维经济概念提出来的。瑞典学派认为经济不是一个单一概念，应从集权与分散、竞争与垄断、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等多个角度对经济制度进行考察。林德伯克提出的国有化、福利国家、市场经济三结合的经济模式，就是举世闻名的“瑞典模式”。

首先，林德伯克认为，国有化是指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企业的国有化。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某些公共基础设施，如铁路、邮电等实行国有化;二是收入和消费国有化，即通过累进税制，将一部分税收纳入国家预算，作为社会保险和供应集体消费的基础。现代社会有两种类型的资本：人力资本、物质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不能国有化，物质金融资本只能部分国有化，否则会抑制经济活动者的积极性，导致权力高度集中，甚至出现官僚主义和经济低效率。

其次，林德伯克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把福利普遍给予社会成员，使人人得到幸福。消灭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不平等，消灭物质方面的无保障、匮乏、贫穷等现象;实行充分就业;收入和财富分配均等化，用累进税解决分配问题，使资本主义经济中各阶层的利益和谐一致，以增加社会总效用。为此，国家应当担负起环境保护、公共商品的供应、经济稳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等方面的责任。

最后，关于市场经济，林德伯克认为，现代经济正常运行的机制有两种，即市场机制和中央计划机制。林德伯克重视市场经济作用，主张企业分权、改进竞争、反对垄断，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增进效率、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独立性、防止官僚主义的手段。但是只有市场没有中央计划机制，会导致经济生活中的无政府主义。因此，两种机制应相辅相成。

在社会民主党44年的连续执政期间，根据瑞典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瑞典建立了一套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中包括全民养老金、中小学义务教育、失业救济、疾病保险、儿童补贴等，成为超越英国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社会福利费用的一半以上来自税收。瑞典人的纳税率在世界各国中曾经是最高的，在1980年，瑞典个人劳动所得税的平均边际税率为56.8%，高收入的资本家、商人、演员、运动员高达80%;同年，个人劳动所得税(包括社会保障税和消费税)占个人劳动收入的比重为65.2%，占GDP的比重为47.7%。

高工资、高福利和高税收的福利政策，使某些瑞典学派经济学家认为，既不利于扩大再生产，也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民主精神一直深植于北欧社会。公众参与和公平为其主要价值取向，“不让一个人掉队”被称为北欧社会保障制度的灵魂。

二、第三条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英国、瑞典等国家普遍上台执政，由国家立法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瑞典历史学家把1945—1951年和20世纪60年代形容为瑞典社会福利的两个“丰收季节”，社会民主党政府制定的建立福利国家的许多重大改革方案，都是在这两个时期出台并得到实施。福利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进入了“黄金时代”。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以“石油危机”为导火索，福利国家开始陷入困境。社会民主主义遭遇信任危机，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下马。最为明显的是英国和德国两大社会民主党长期处于在野党的地位，瑞典的社会民主党1976年后也几次失去执政党地位。随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的相继上台，以私有化市场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取得了全面的支配地位，社会民主主义内部弥漫着混乱和失败情绪。全球化的来临对传统的资本主义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贫富差距扩大、犯罪、恐怖主义等，是左和右的党派都共同面对的问题。能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才能吸引选民，上台执政。

1997年5月，工党在英国大选中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击败连续执政达18年之久的保守党。布莱尔出任政府首相后，以其政治智囊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新理念。从理论上说，第三条道路是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它既不同意坚持前者的高福利模式，也不接受后者的自由放任的观点。它企图采取一种折中办法，对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进行改良。不过，第三条道路这一理念并非由吉登斯首创。它最初是由英国政治家麦克米伦在其著作《中间路线》中明确提出，后经吉登斯在其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成为欧美社会政策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坚守中左派的政治立场。第三条道路认为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传统的左与右的划分已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不再重要，必须超越左和右，以一种新的政治哲学——第三条道路取而代之。第三条道路在政治上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更加关注现实生活，提出要从“解放政治”转向“生活政治”。吉登斯认为，在传统社会里，政治关注的主要是自由、平等、民主等权利问题，表现为解放政治。而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一些传统政治模式无法包容的新问题，如堕胎问题、家庭价值的争论等，这就需要调整传统的政治模式，使政治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第二，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均衡。一方面，肯定政府的作用，因为政府可以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认为市场是经济生活的主体，政府要放松管制，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并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提供有利环境。换言之，就是“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在所有制问题上，认为公有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市场经济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更具活力，同时市场本身缺乏自律机制，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国家必须发挥自身作用，既要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又要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舵手”。因此，最好的经济体制就是，在国家与企业、国有部门与私人部门以及雇员与企业之间建立互动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管制与非管制、经济与非经济相协调的“新型混合经济”。

第三，改变传统的消极性的福利国家观，奉行积极的福利政策。帮助人民的方式需要改变，应该提供足够的服务而不是现金福利。主张把包揽一切的福利政策改为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大办教育与培训，促进机会平等，激发人的潜能，将福利国家改造为“社会投资型国家”。布莱尔曾说，从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身上，人们看到了他取得成功的希望，而从那些辍学者身上，人们看到的则是艰难而无保障的生活。因此，福利的重点应由公益事业转为人力资本投资，实施鼓励自立而不是依赖性的税收和福利政策。在如何对待失业者的问题上，它不像传统社会民主主义那样，向失业者提供单纯的救济，而是将资金投放的重点转向贫困者的技能培养和再就业方面，实现由“经济福利”到“工作福利”的转变。

第四，强调社会保障制度中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崇尚高水平的全民福利，突出维护社会公正，把权利作为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要求。在这种理念下，人们被动承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后果，将风险视为消极因素。而第三条道路更强调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在坚持福利权的前提下，转向权利与义务并举。认为无责任即无权利，责任和权利相统一。人们应当主动面对风险，风险不只是消极因素，风险中还孕育着机会，因此，国家不仅要提供福利，更要让人们学会如何把握机会。

第五，关于老龄化问题，吉登斯认为，“国家提供适当水平的养老金非常必要”，同时“支持强制性储蓄也有充分的理由”，建立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社会保障筹资模式，实施社会投资战略。吉登斯呼吁逐步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政策，把老年人视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负担。在老龄化逐渐明显的社会中，老龄群体规模日渐庞大，老年人也越来越成为社会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通过参加社区活动，老人有更多的机会与年轻人建立联系，在“这种包容性的社会中”，不会感到孤独。

总之，建立以提高就业能力为核心的福利机制，从普适性的福利政策转向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的“造血型”的福利政策是第三条道路最根本的福利改革目标。英国工党一直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力量，以它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受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许多西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改革。尽管第三条道路至今仍有争议，而且西方国家的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是它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当时社会保障制度的许多弊端，使之重新焕发生机。从思想上看，作为一种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折中，它拓宽了社会保障学的理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