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不想对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做过多的评价，只是想表明，我们之所以称这两者为全球化政治哲学，是因为它们都以寻求解决全球化问题为己任。传统的各种理论都不足以应对全球化问题。在西方，共和主义和各种民族主义以及种族主义联袂携手，以种族或民族认同的符码，以国家主权为政治堡垒，以伦理和文化相对主义为精神武器，结成了抵制全球化的统一战线。他们在“生造的传统”中虚幻地实现着对过去光荣与梦想的路径依赖，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编织着种种假想的重叠共识，其结果不是把自己孤立于国家社会，就是导致国内亚民族或种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断制造分裂和进行反叛。西方的自由主义虽然强调价值的普遍性，但不幸的是，它武断地将自己的价值作为普适价值加以全球化，试图把全球化过程变为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过程。这种霸权主义的普遍主义遭到了非西方国家的普遍反对和坚决抵制，其极端形式则是宗教激进主义的对抗和恐怖主义的报复。
全球化需要的是普遍主义和多元主义的互动，但霸权主义的普遍主义是虚假的普遍主义，因而只能事与愿违；而相对主义的多元主义是对立的多元主义，无益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合作与协调。对话民主在这方面颇富建设性建议。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的科学追问和理性批判颠覆了建立在宗教或形而上学基础上的普遍性，在“晚期现代性”阶段，人们只有从主体互动的对话视角，才能重建普遍性。
尽管吉登斯的对话民主面临着上述难题，不管其对话民主观是“朝霞”还是“夕阳”，它所增加的是这样一种见解：如果民主在于使人们形成一种精炼的、深思熟虑的偏好，如果民主就是允许不同的主张和意见面对所有受其影响的群体展开辩论，那么，“改善公共领域的品质，就需要将重点从构建一套汇集各种偏好的机制转向构建检验这些偏好并追求那些关注事实、他人和未来之偏好的机制上”[128]。
应该强调的是，民主并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但如果阐述和运用恰当，可以认为民主设计了一种变化的方案，在这种方案中或通过这种方案，那些迫切的实质性问题将比在其他政权之下得到更好的机会予以考虑、争论和解决。[129]政治都是动态的，并且需要现实指向的意义。生活政治的理论体系中还包括“超越左与右”和“第三条道路”等理论，使理论构想与社会现实之间具有连接性，也使生活政治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他说，“如果没有理想的话，政治生活就一无是处；但是，如果理想与现实可能性无关，它们就是空洞的。我们既需要知道自己想要创造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也需要知道向这种社会迈进的具体方式。”[130]很明确，对话民主只有在高度现代性稳固之后才会出现。
公允地讲，就完整的理论体系而言，对话民主理论缺乏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框架，在理论上还有一些相关问题也没有交代清楚，比如，私人领域就一定是非理性沟通吗？建立在情感民主之上的对话，是一种理性沟通，还是一种非理性沟通？情感民主和对话民主意味着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内都存在民主，也就是说，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与民主的观念都是相容的。那么，私人领域的观念是什么？公共领域的观念又是什么？情感民主到底是“情感的民主化”，还是“民主的情感化”？在这个层面上看，对话民主实则上只是一种民主化策略，是对协商民主理论在全球民主层面上的补充与延伸。但正如吉登斯所言，对话民主旨在实现全球性的团结，并非为民主理论提供有建设性意义的出路，它的意义在于提出如何实现与全球性共同体相配套的民主问题，在于可以很好地激发那些不同于在国家和全球化层面上的政治形式的凸显。在一个自律的社会中，答案无论如何只可能来自政治行动的遥远终点而不是起点。对话民主并没有做到民主的彻底化了，它的可能性多于现实性，在现实政治生活的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吉登斯提醒我们，识别这些潜在的民主化环境使我们有可能看到民主与建立新的团结的联系。可以这样说，在民族—国家内的政治里讨论民族国家外的世界主义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会使未来政治以及关于未来政治的讨论陷入的困境。而对话民主这种政治哲学话语，是处于将来时态的，类似于世界主义立场的讨论空间。没有这种世界主义政治眼光，许多的事在现在就无法找到语境来展开讨论。这种开放政治的立场，不光使那种世界主义政治能在未来真正到来，也是我们当前政治所需的讨论空间，甚至也先需有这样的政治空间，那种关于未来民主的政治哲学，才有可能。这种积极的世界主义政治[131]，才是关于未来民主的政治哲学的讨论的始基。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在《论民主》一书中指出，“讨论民主问题时，最让人困惑的是，民主既是一种理想，又是一种现实。尽管民主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可以循序渐进地实现。在任何地方，在理想的民主和现实的民主之间都存在鸿沟，但是人们可以寻求更加民主、更加接近理想的办法。”[132]这段话正是对话民主的价值所在，我们今天需要考虑在更大的秩序中实现现实的和潜在的民主化的可能性。
【注释】
[1][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3页。
[2]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56页。
[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333页。
[4]同②。
[5][美]艾伦·沃尔夫：《合法性的限度》，沈汉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页。
[6][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297页。
[7][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16页。
[8][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第286页。
[9][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268页。
[10]同②，第213页。
[11][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14页。
[12]同②，第348页。
[13][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第18页。
[14]同①，第51页。
[15][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第129页。
[16][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13页。
[17][美]谢尔登·S.沃林：《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辛亨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0页。
[18]同①，第15页。
[19]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86页。
[20][法]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下）》，第23页。
[21]共和主义民主以解决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民主的正当性为己任，但是关于民主的正当性至今也没有一个无懈可击的辩护。限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将不再展开论述。
[22][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第239页。
[23][美]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黄宗英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4页。
[24][美]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23页。
[25][英]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陶传进、徐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26][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第22页。
[27]同①，第233页。
[28][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第3页。
[29][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第23页。
[30][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第245页。
[31][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第91页。
[32][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第91页。
[33]同②，第102页。
[34][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6页。
[35][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第134页。
[36][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第172页。
[37]同②，第143页。
[38][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319页。
[39]同上，第320页。
[40]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42页。
[41][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第3页。
[42][美]杜威：《新旧个人主义》，孙有中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43]同①，第4—5页。
[44][英]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第217页。
[45]张汝伦：《政治世界的思想者》，第242页。
[46][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7页。
[47]“民主”这个词实际上渐渐地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含义；从狭隘的、最小化的意义，它指的是“一种政府管理体制，其中权力掌握在自由选举中获胜的官员手着，我把这个意义上的民主称为‘立宪政治’。在更广的意义上，它指的是一种社会理念，一种机会平等的理想”。苏珊·门德斯认为，有现实和理想的两种民主，但是，没有任何实际的社会生活能够同时反映民主的这两种性质：“在规模很大的现代后工业社会里，民主是无法实现的。作为一种理想，民主承诺给人类带来自我实现和自由，但在现代社会里，这种承诺却无法兑现。因而，最佳的民主制也不过是一种限制统治者使其不做越轨行为的方法，最差的民主制则成了无用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48][英]约翰·S.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丁开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49][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19页。
[50]这点与商议民主有些相似。米勒说，政治选择会出现冲突，而民主制的目的必须解决这个冲突，所以，必须通过一种开放的和非强迫的关于重大问题的讨论，目的在于取得一致的判断。在商议民主制中，通过各种手段，共识是可以达成的，民主不是被定义为是否所有的人都参与它，而是定义为对政策问题的公共商议。但是，米勒的商议概念限定在正式的政治领域，与对话民主有明显的不同，首先，对话民主与先验哲学原理无关，它有可能作为日常活动以及大型集体组织保持生存的条件，在社会反思的范围内实施。其次，对话民主并不一定要求达成共识，只要求双方能够进行和平的沟通就可以。
[51][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第246页。
[52][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11页。
[53][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312页。
[54]中文版将autonomy翻译为“自治”。
[55]同③，第296页。
[56]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第71页。
[57]同③，第302页。
[58][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75页。
[59][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307页。
[60][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3页。
[61]同②。第131页。
[62]同①，第341页。
[63]同②，第116—117页。
[64][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6页。
[65][英]莱姆克：《不带引号的马克思——福柯、规治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陈元译，转引自刘森林：《马克思与福柯》，第13页。
[66][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331页。
[67][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27页。
[68]同②，第257页。
[69]同①，第342页。
[70][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81页。
[71][英]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第117页。
[72]同②，第118页。
[73][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28页。
[74]同③，第119页。
[75][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第16页。
[76][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257页。
[77]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第16页。
[78][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引自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第300页。
[79]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2页。
[80][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第97页。
[81]同①，第134页。
[82]同①，第133页。
[83][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第9页。
[84]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有时候也翻译成商谈民主。
[85]或译为话语伦理学。童世骏在翻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提到，Diskurstheorie中的Diskurs译为商谈，而不译为话语，是因为在作者那里，Diskurs常常被理解成专门形式的交往活动，其目的是就某一个议题达成理解或共识。
[86][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第134页。
[87][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6页。
[88]同②，第131页。
[89][美]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90][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21页。
[91][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1页。
[9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04页。
[93][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第260页。
[94][美]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
[95]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96]童世骏在翻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提到，Diskurstheorie中的Diskurs译为商谈，而不译为话语，是因为在作者那里，Diskurs常常被理解成专门形式的交往活动，其目的是就某一个议题达成理解或共识。ethics of discourse国内相关著作通常译为商谈伦理学。译为商谈道德原则更符号原意，但国内学术界已流行并大体接受了“商谈伦理学”的译法，故仍然沿用这种译法。
[97][美]马修·德夫林：《哈贝马斯、现代性与法》，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98][德]于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
[99][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第4—5页。
[100][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第6—7页。
[101][美]马修·德夫林：《哈贝马斯、现代性与法》，第7页。
[102]同②，第34页。
[103][德]于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第380页。
[104][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105][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第17页。
[106][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第16页。
[107]同①，第18—19页。
[108][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页。
[109][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4页。
[110]同①，第7页。
[111]同①，第7页。
[112][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第82页。
[113][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32页。
[114][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第670页。
[115]同②，第369页。
[116][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第370页。
[117][美]马修·德夫林：《哈贝马斯、现代性与法》，第12页。
[118]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294页。
[119]Norberto Bobbio：the Future of Democracy，Cambridge Policy，1987，p.98.
[120]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347页。
[121][法]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下）》，第891页。
[122][法]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上）》，第2页。
[123][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第19页。
[124][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第9页。
[125]同②，第305页。
[126][法]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下）》，第877页。
[127]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337页。
[128][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307页。
[129]同①，第298页。
[130][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2—3页。
[131]陆兴华所描述的是德里达的好客立场，但作者认为，对话民主也有这层意思。
[132][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207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