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论争

伯恩施坦主义理论提出以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首先引起了公开的论争。德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10月召开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围绕“运动和最终目的”的内容，首次针对伯恩施坦主义理论展开了论争；1899年10月召开的汉诺威代表大会、1901年9月召开的卢卑克代表大会和1903年召开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都就伯恩施坦主义言论进行了讨论。在这几次代表大会上，罗莎·卢森堡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站在了批判伯恩施坦主义理论的前沿。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不只是德国的一种民族现象，而且更是一种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国际现象。法国的米勒兰、白里安，英国的海德门、麦克唐纳，意大利的屠拉梯、比索拉梯，奥地利的鲍威尔、阿德勒等人追随伯恩施坦主义，宣扬修正主义理论。法国的拉法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为了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坚决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这一事关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大论争，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论争扩展为国际范围内的论争。

▷5.2.1　卢森堡站在反对伯恩施坦斗争的最前列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论争中，罗莎·卢森堡（1871～1919年）坚定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不仅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作了深入批判，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了新的阐释。

第一，在对伯恩施坦“社会主义问题”系列文章的严肃批判中，卢森堡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作了新的阐释。

针对伯恩施坦关于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错误理解，卢森堡对资本主义时代变化中的新现象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联系作了阐述。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信用虽然起着“平衡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对立关系，消除或缓和和它的某种矛盾，因而在某一点上把束缚经济的力量解放出来”的作用。^[14]但是，信用发展本身并不足以改变一定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还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诸多矛盾，如对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矛盾、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的矛盾、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私有性的矛盾等的加剧。这就表明，信用发展不仅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且还会在新的形式上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

针对伯恩施坦关于企业主联合组织性质的错误理解，卢森堡对卡特尔这一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性质及其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形式作了新的阐述。她认为，卡特尔的最终经济目的和作用只是力求在一个部门内消除利润分配上的竞争，如果把它扩展到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随之消失了。同时，为了使国内市场达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卡特尔通常还把国内的部分闲置资本用作世界市场的生产，这就加剧了同国外资本及其卡特尔组织的竞争，最后导致世界市场上出现更大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卡特尔同信用一样，也是一定的发展阶段，它们归根到底只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加剧，使它的一切内在矛盾暴露出来并趋于成熟”。^[15]

针对伯恩施坦关于中小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及发展性质的错误理解，卢森堡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新的阐述。她既指出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科技革命所起的特殊作用和影响，“一方面，在旧的、稳固的、深深扎了根的部门应用新的生产方法；另一方面，建立一些新的、还没有被大资本所利用的生产部门，从而使中小企业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技术进步的先锋。”^[16]同时也说明了中小企业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地逐步走向灭亡，一方面，“在旧的工业部门中，企业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资本额逐渐增加了”；另一方面，“小资本独立地利用新工业部门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因此，就个别小资本来说，生存期间越来越短，生产方式和投资方式的变动越来越快，就整个阶级来说，社会代谢越来越快。”^[17]

第二，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前后，卢森堡在同伯恩施坦主义的论争中，对如何捍卫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原则的理论作了新的阐述。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开幕之前，卢森堡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了《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一文，强烈呼吁要对党的策略原则展开争论，要统一全党的理论认识，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策略。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虽然没有按照卢森堡的设想，讨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原则问题，但是在就“运动和最终目的”问题的争论中，卢森堡对伯恩施坦“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观点的实质及其对党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原则的危害作了剖析。她认为，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没有比关于最终目的的问题更加实际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最终目的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我们要不顾风吹浪打使之实现。”^[18]

为此，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卢森堡立即发表了《党代表大会的回顾》一文，提出了两个极有意义的理论问题。一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两个方面进行斗争”的理论。在回顾1868年之后30年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时，卢森堡指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必须同时加强两种斗争，即反“极左派”倾向的斗争和反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二是关于如何加强党的原则和基本理论斗争的问题。卢森堡强调，在这一斗争上，应“不惜任何代价和全力以赴”。党的“专职理论家”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争论上，应发挥“老近卫队”的作用，能“在战斗开始时就站在岗位上”。可见，卢森堡较为清晰地论证了新时期中加强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原则的认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加强这一斗争的问题，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原则理论的纯洁性作出了贡献。

第三，在对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严肃批判中，卢森堡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作了深刻的阐述。

卢森堡批判《前提和任务》的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她并不是简单地循着伯恩施坦自命不凡的理论“体系”进行逐章逐节的批判，而是运用总体分析的方法，在深刻揭示伯恩施坦提出的种种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的内在关系和本质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作出思考。她认为，伯恩施坦断然地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看做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他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并不是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中的，而是存在于商品经济中的，并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完全依附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已完全把社会主义本身从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变成一个抽象的“原则”。卢森堡认为，只要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对价值规律的科学分析，是难以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把具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当做一种历史现象来理解，不仅向后看，而且还要向前看，尤其是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念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19]卢森堡坚定地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是与他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全一致的。

卢森堡还对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手法作了揭露。她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外部的标志，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敌视。他在宣扬修正主义理论时，“先是向马克思学说的各个基本原理进攻，最后是把整个体系从最上层到基础统统毁掉，因为这个学说是一个牢固结合的建筑物。”^[20]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体系是极不相容的。但是，修正主义作为一种更加精致的机会主义，它知道要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站稳脚跟，就必须要适应马克思学说的既有的形式和现存的语言，然后再慢慢地脱去“旧外壳”，在“发展”的口号下，公开采用所谓的“新的”的形式和语言，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阶级性和革命性。“谁今天还算作社会主义者而又同时想向本世纪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宣战，那他首先必须不自觉地尊敬它，他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是这一学说的拥护者，在马克思学说中寻找攻击它的支撑点，并且宣称这种攻击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续发展。因此，人们应当不为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揭露伯恩施坦的理论中隐藏的内核，而这恰恰是我们党内广大的产业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做的事情”^[21]。卢森堡在一个世纪前说的这些话，今天读来也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时，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理论思考，虽然在论证上还有不足之处，甚至还有某些错误，但她始终是那一时代的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22]

▷5.2.2　倍倍尔对伯恩施坦理论的批判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年）也是最先站出来抵制和批判伯恩施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1898年9月，倍倍尔在读了伯恩施坦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系列文章后，就表示赞成考茨基作出的伯恩施坦“不会改邪归正”的判断，并明确表示：“我在第一次和他（指伯恩施坦——引者注）谈话后就明白了这一点，同时也知道和他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23]之后，在斯图加特大会上，倍倍尔在发言中公开声明：“我不赞成伯恩施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24]值得一提的是，同卢森堡不同，倍倍尔一开始并不主张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讨论伯恩施坦问题。倍倍尔认为，伯恩施坦论及的不是党的“策略”问题，而是党的“基本观点”问题，对这些问题赞成与否必须在报刊上透彻地加以讨论，而不允许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而且由于伯恩施坦的观点已经引起党内某些人的共鸣，从“我们所处的局势”考虑，就应该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外“客观地进行争论”^[25]倍倍尔把党的代表大会的任务仅仅限于“策略”问题的争论，并由于过于强调党的形式上的统一而主张缓解对伯恩施坦理论的争论，显然是有偏颇的。但是，由此就认为倍倍尔放弃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在斯图加特大会之后不久，倍倍尔在给伯恩施坦的一封信中，就对伯恩施坦思想的根源及实质作了深刻的剖析。倍倍尔的这封信，体现了他对伯恩施坦机会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度。

倍倍尔认为，伯恩施坦思想的蜕变和他所处的“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他坦率地向伯恩施坦指出：“促成这种变化的是，你把你暂时在其中生活的环境当成了普遍适用的标准，并且力图用你全部洞察力来证明这一点……你只看到你所愿意看到的东西，而当你看不到你愿意看到的东西时，你就进行编造。”^[26]确实，在思想方法上，正如伯恩施坦自己所承认的，他对问题的观察是很片面的，只会分析，缺乏综合性的思维与概括。这些虽然不能构成伯恩施坦思想蜕变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从这种思想方法出发，观察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就难以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正确的思想方法是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特别是在时代的转折关头更是如此。

其次，倍倍尔认为，伯恩施坦思想的蜕变，也和伯恩施坦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前后的思想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倍倍尔严肃地指出，伯恩施坦曾经是一个“狂热的杜林分子”，后来又变成“赫希伯格分子”；之后，在与赫希伯格、施拉姆合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这一“可恶的文章”中，自觉地宣扬了机会主义理论。尽管在1880年之后，伯恩施坦曾经得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比谁都更加热情地关怀”，并在80年代有过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黄金时代”，但是，在恩格斯逝世后，他很快地回到了机会主义的立场，而且走得更远了。在倍倍尔看来，伯恩施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主张，实际是他一贯坚持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重新泛起。当然，对于决意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的伯恩施坦来说，是不可能接受倍倍尔的这些批评意见的。作为对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批评的一种“反击”，就有了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1899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再次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伯恩施坦问题”成为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在这次大会上，尽管还能听到一些为伯恩施坦理论辩护和张目的观点，但在总体上，还是形成了批判伯恩施坦机会主义理论的气氛。特别是倍倍尔在大会上作的长篇报告（长达6小时），为这次大会取得的与伯恩施坦机会主义理论斗争的胜利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在这一长篇报告中，倍倍尔指出，伯恩施坦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只是伯恩施坦本人思想演变的结果，同时也是党在面临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时必然出现的机会主义思想的集中反映。因此，对伯恩施坦来说，“他的思想，他的批评，他建议采取的途径，所有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几十年来经常说的东西，他的著作只不过是所有这些思想的杂烩。”^[27]

在这一长篇报告中，倍倍尔还明确地指出，在《前提和任务》中，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辩证法、劳动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等，作了全面的攻击。倍倍尔集中批判了伯恩施坦论及的与党的纲领密切相关的一些理论观点。倍倍尔严正地指出，“我要特别谴责的是，伯恩施坦确实使我们害怕胜利，他似乎企图使我们厌恶胜利，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会在某一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社会共和国之中。但是，把目标推向遥遥无期的未来，使党丧失牺牲的勇气、热情、献身精神即斗争所迫切需要的一切品质，并且千方百计制造人为的困难，破坏了人们对胜利可能性的信念，这是一种十分荒谬的策略……我们决没有理由改变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的策略和我们的名称。我把我的发言概括为一句话：我们一如既往。”^[28]

倍倍尔的这一长篇报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捍卫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纲领，成为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反对伯恩施坦斗争的一面旗帜。这次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倍倍尔的报告。当然，“伯恩施坦问题”并没有因为有了党代会的决议就彻底解决了。相反，汉诺威大会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不仅在党内，而且在第二国际范围内得到进一步泛滥。

▷5.2.3　拉法格对伯恩施坦主义的理论批判

保尔·拉法格（1842～1911年）是法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面临新的挑战时期，他矢志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不同的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理论作出了富有独创性的思考。

首先，拉法格坚持唯物史观，批判新康德主义的基础，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

为了反对伯恩施坦用新康德主义来“补充”、“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取向，拉法格研究了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对新康德主义是修正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有了清晰的认识。拉法格认为，“在历史上将被称为资产阶级世纪的十九世纪末期，知识分子企图借助康德哲学来粉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29]新康德主义者完全抛弃了康德哲学中唯物主义的因素，否认客观事物的可知性。拉法格对这种不可知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认为新康德主义不可知论产生的根源，就在于资产阶级的怀疑本性。怀疑与资产阶级一同产生，并且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得到固定；在商业和工业的成就很难预料、繁荣的继续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怀疑就成为他们的精神特点之一。新康德主义不可知论的错误就在于，把人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和手段仅局限于通过感观，似乎人类只有依赖感观才能认识客观世界。

在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中，拉法格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交给我们的“新的工具”，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历史事件的浑沌状态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但同时他也认为，这一“工具”并不是绝对完美无缺的，经验比一切经过深思的论断更能使我们看到这一“工具”的不完善并教我们怎么去消除它的不足之处。“马克思不是用具有公理、定理、系论和辅助定理的理论形式来叙述自己的解释历史的方法；他把这种方法说得既简单又扼要，为的是鼓励我们在实际中去试验它。”^[30]对待马克思的方法，就应当通过在实际中的运用、试验来发展它。拉法格在批判新康德主义的错误中自始至终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他看来“如果人类只依赖感观认识外部世界，那么人类的认识几乎不会超过动物的认识”^[31]；即使感观不发生错误，它所能认识的客观事物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使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有所提高。但是，由于人类的感观以及代替它的工具和仪表是不完全的，人们为认识客观事物而研制的手段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因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必然是不全面的；由于无数客观事物的多种多样的联系是同它们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紧密不可分的，因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

其次，拉法格阐明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本质，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拉法格在1903年撰写的《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书，是最先研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一。在该书中，拉法格明确指出，托拉斯这一资本主义新现象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已演进到一个特殊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就是：资本和生产规模空前集中，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度；金融资本在剥削本国人民的基础上剥削世界各国人民；托拉斯不仅统治了经济领域，而且也统治了美国人民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金融资本集团控制了美国的全部财富，操纵了国家的对外政策；资本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出现激化了阶级矛盾，使战争的爆发具有可能性。

在研究了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拉法格进一步阐明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本质。他认为，自由竞争的发展必然把大部分商人和工业资本家“从有限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内赶出来，只留下一些巨头，而这些巨头最终又会联合起来，以便消除任何竞争”^[32]，其结果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垄断。垄断资本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本质。托拉斯这一垄断组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统治不仅造成了“工业的整体化”，而且使原先处于支配地位的商业开始被置于工业资本的支配之下，使地主、商人和国家所瓜分的剩余价值减少到最小限度，以保证自己对大量剩余价值的攫取和占有。拉法格以美国为背景分析了托拉斯这一垄断组织与金融资本的关系，以及与对外侵略、扩张的联系。他认为，托拉斯的发展所要求动用的资本是一般银行难以承担的，它必然要求工业和银行走向联合。在美国，“一方面，由于个人积累的资金已不能满足建立工矿企业的需要，因而工矿企业要依靠银行提供必要的资金。另一方面，银行集中了国家公债所吸收不了的、在小型工业中找不到市场的资金，为了养利生息、他们也得把资金贷给大型的工业公司。银行和工业的利益，从来没有像现在美国这样密切地结合在一起。”^[33]资本的本性在于攫取剩余价值，与银行资本日益融合的托拉斯，一旦生产发生过剩，就会到国外去寻找市场，寻找新的投资场所，而这一“寻找”的方式就是武装侵略。拉法格的这些论断后来为列宁所证实。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拉法格的上述分析，为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拉法格探讨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和奋斗目标，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发展。

拉法格长期参加工人运动，对无产阶级有着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考察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历史以后，他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这个阶级的地位使它非常欢迎共产主义思想，以便能够组织起来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这个阶级一定能够“结束资本主义的僭夺并将那集中起来的生产手段所已采用的共产主义的形式推广于全社会。”^[34]无产阶级由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组成，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随着现代化生产的高度发展越来越重要，它们将和体力劳动的无产阶级一起共同担负起使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在社会主义学说方面，拉法格第一次从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角度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拉法格看来，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伟大使命的道路就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可能立即实行劳动和享受都是自由的和公共的共产主义，其间还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巩固国家政权的任务主要是：组织革命政权和采取必要措施保卫政权；即刻满足人民各方面的需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才可能避免巴黎公社那样的失败，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时，拉法格还认为，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使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行动方式可以是各不相同的，不一定要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拉法格对现代机器大生产条件下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特点和历史使命，以及无产阶级夺取胜利的方式和奋斗目标的论述，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发展。

拉法格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学说所作的思考，“全部都属于那些有永久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之列。”^[35]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作出的这些贡献，使他成为那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36]

▷5.2.4　普列汉诺夫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

格奥尔吉·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论战中，在与俄国民粹主义的论战中，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论战中，他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作了较为冷静的思考。从1883年到1903年，普列汉诺夫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撰写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37]为捍卫、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功绩卓著的时期。

第一，普列汉诺夫尖锐地批判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深入的阐释。

针对伯恩施坦等人把唯物主义混同于唯心主义，认为辩证法是“陷阱”，应该“回到康德”那里去的错误观点，普列汉诺夫不仅对康德的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而且还深刻地揭露了伯恩施坦的“哲学的无知”。普列汉诺夫指出：“这一‘批评家’号召我们‘回到康德’”，“我们倒要号召他回过头来……研究哲学。”^[38]

普列汉诺夫在对伯恩施坦理论的批判中，以其丰富的哲学史知识和现代社会生活的历史经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正确性，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基础中最重要的要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灵魂；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这一革命性转变，正得力于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也乐于承认，他们的辩证法的益处很大”；^[39]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现，使人们有可能把人类历史当做有其自身规律的过程来理解，唯物史观是对历史作出科学说明的惟一理论。

针对当时有些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只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看法，普列汉诺夫强调了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意义。他认为，哲学是在一定时代所达到的思想和社会发展水平上概括人类全部经验的综合观念的体系。他的这一看法与恩格斯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还依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为“物质”下了一个定义，即“我们所说的物质的对象（物体），就是那些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唤起我们一定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成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即关于这些物质对象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观念的基础。”^[40]普列汉诺夫的“物质”定义，后来为列宁所接受。

普列汉诺夫从哲学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这些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发展，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纯洁性。

第二，普列汉诺夫尖锐地批判了伯恩施坦的经济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在批判伯恩施坦理论中，普列汉诺夫批判了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修正”，用大量事实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在论证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问题时，普列汉诺夫指出，伯恩施坦所谓的财富分散、所谓的有产者人数增加的言论完全是杜撰出来的；实际上，股份公司的大量出现并不是财富分散而是财富集中、贫富差距扩大的新因素。普列汉诺夫由此而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理论的正确性。

在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普列汉诺夫指出，修正主义者没有经济危机就没有革命的说法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不平衡现象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状况的恶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也是必然的；即使没有经济危机，工业萧条引起的失业、贫困和痛苦，也完全可能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在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问题上，普列汉诺夫指出，修正主义者所谓的“崩溃论”是他们主观臆造并强加给马克思的，不管怎么说，生产力超过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这种生产关系就成为迫切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要让位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由于普列汉诺夫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因而在一些基本经济理论问题上看法未必正确、甚至存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宣传者和捍卫者，对当时思考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问题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三，普列汉诺夫尖锐地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思考。

针对伯恩施坦关于暴力革命是“无谓的生存牺牲”、无产阶级专政是“低级文化”的谬论，普列汉诺夫指出，这些都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儿抄来的，就连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言论，也是来自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论社会和平》一书；他们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其实，他们自己却回到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的、甚至更早一时代的资产阶级学者那里。在暴力革命问题上，普列汉诺夫认为，“无产阶级对于表现自己革命强力的形式的选择，不是取决于它的善良的意志而是取决于环境。”^[41]由于无产阶级政党不可能预见到无产阶级在争取自己的统治权时所遇到的一切情况，因而它在原则上不能放弃行动的暴力手段。普列汉诺夫对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利用合法手段获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论断作了阐释。他指出，恩格斯的论断是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的状况而言的，因而只“具有独特的、局部的意义”；恩格斯并不一般地反对武装起义，而是要说明起义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即在革命思想深入军队时，社会主义者才能获胜，在这之前社会主义政党应避免与军队发生公开的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普列汉诺夫论证了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专政的必要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那些“完全丧失了‘最终目的’的任何概念，而只想着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方面的‘运动’的人，才会认为工人们指出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一句空话。”他强调，某一阶级的专政，就是该阶级的统治，这种统治可以使它支配社会上组织起来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镇压那些直接或间接威胁它的利益的各种社会运动。“凡是存在着阶级的地方，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凡是有阶级斗争的地方，相互斗争着的任何一个阶级都必须而且自然地力求取得对敌人的完全胜利和对敌人的彻底统治。”^[42]达到政治统治地位的革命阶级只有当它用国家政权这一有力的武器打击反动势力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保住这一统治，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比较安全地避免反动势力的回击。

普列汉诺夫在他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他不了解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性质和特征，不了解俄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过高地估计了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农民的革命作用等，因而他在对马克思主义思考时，在一些理论观点上是不彻底的、不科学的。真正对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作出科学分析、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创造性发展的是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