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几乎每个人都认为科学具有其他文化形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对此，费耶阿本德却认为：“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论证。”[24]首先，这种优越性没有得到方法论的论证，即科学并没有优越的、唯一的方法。其次，这种优越性也并不是由于科学所取得的成果，即科学取得的成果并不比其他文化形式取得的更大。费耶阿本德甚至举例说，神话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甚至比科学更大——“如果科学由于它的成就而受到称赞，那么，神话就必须更热烈地受到百倍的称赞，因为它的成就大得无与伦比。神话的发明者开创了文化，而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只是改变了文化，而且并非总是改得更好。”[25]总之，“无论是价值、事实或方法都不足以支持科学和基于科学的技术（智商测验、基于科学的医学和农业、功能性建筑学以及诸如此类的）凌驾于所有其他事业之上的主张。”[26]
关于科学的优越性观念使得科学在现代民主政体中独立于民主之外，在大多数科学活动中可以免于民主的审查、检验和裁判。在民主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要求个体自由和批判精神，在知识方面却坚持自然科学不容置疑优越的独断论。费耶阿本德认为，之所以科学优越性被人们不经反思地接受，是因为该观念建基于三个假设：
假设A：科学的理性主义优于其他的传统。
假设B：科学的理性主义不能通过与其他传统的比较和/或结合而得到改进。
假设C：由于科学的理性主义具有优点，所以必须予以接受，使之成为社会和教育的基础。[27]
费耶阿本德对三个假定都加以否定。对于A，费耶阿本德指出：“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不可能合理地（科学地）为他们喜爱的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作辩护。”[28]对于B，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到处都在利用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来丰富自己，而那些常常被看作科学之必要部分的程序却被打入冷宫。”[29]并且，费耶阿本德还指出，即使A、B得到辩护也不能得出C，也就是说，没有理由要求最优越的传统成为社会唯一的选择，并把其他非最优的传统赶尽杀绝。[30]
然而，虚妄的科学优越性信念让科学在社会中获得了实际的优越性地位：这种信念的实践化使得科学成为当代民主政体的基本结构，“正如教会曾经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一样”[31]。并且，当政教分离成为共识的时候，国家和科学之间的紧密结合却没有遭受异议。这就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费耶阿本德称之为国家和科学的“共生现象”[32]。这种现象的部分结果是：国家为科学活动投入了巨额资金，学校强制推行学习科学知识，人们不经过民主程序、不加讨论和不加批判地接受科学理论。
按照费耶阿本德的逻辑，当科学获得与国家的共生关系之后，它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排挤其他非科学传统，防止它们东山再起，比如通过垄断性的科学教育、科学家的宣传以及行政方法等等。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并不比宗教、神话、艺术等其他传统更为优越，其优越性是不能证明的。这种未加质疑的信念导致科学与国家的紧密共生，使得科学在当代社会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力量。对于反对者，现代科学使用自己的力量“压服它的反对者，而不是说服他们”[33]。总之，“科学的优越性同样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34]，只要公平竞争，科学传统的缺点就会暴露出来。因此，科学在产生之初是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可是随着科学取得成功，它逐渐蜕化为教条和束缚——“这种曾经给人思想和力量以摆脱专制宗教的恐惧和偏见的事业，现在把人变成了它的利益的奴隶”[35]——甚至成为“最新、最富侵略性、最教条的宗教机构”[36]。
进一步地，费耶阿本德认为这其实是科学沙文主义的结果，科学沙文主义危害甚大。费耶阿本德所谓科学沙文主义，是指把科学方法作为整个社会所有领域的法则。他写道：“科学家不满足于按照他们所认为的科学方法法则来营造他们自己的婴儿围栏，他们想推广这些法则，希望它们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们运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论证、宣传、压服策略、模仿、暗中运动。”[37]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费耶阿本德批判了科学沙文主义，指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于科学发展是有害的（科学可以从其他非科学中汲取营养），科学不是人类知识的唯一形式，要打破科学的垄断地位。他认为，科学只是人所发明以便应付其环境的工具之一，绝不是唯一的知识形式，原始巫术、神话、宗教和形而上学也包含丰富的知识。他甚至认为：“科学是今天的神话，神话是过去的科学。”[38]
当今科学的权威和势力过于强大，导致了社会各个传统的不平衡，理性主义的科学传统一枝独大，压制其他传统。费耶阿本德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实现政权和科学分离，防止科学对自由的侵害。费耶阿本德认为，社会不能等同于一种特殊的传统，而应该是多种传统并存，国家尤其是教育应该与各种传统保持分离。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社会”——费耶阿本德如此理解“自由社会”：“我把自由社会规定为所有传统在其中都有平等权利和接近权力中心的平等机会的社会。”[39]这种各种传统并存对于科学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可以激发科学的创造性。
费耶阿本德主张用政治相对主义来取代科学沙文主义。在《告别理性》中，费耶阿本德对相对主义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更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主张，为自己辩护。他提出了实践相对主义、民主相对主义、经验相对主义等好几种相对主义形式。[40]他坚称他并没有为哲学相对主义作辩护，而是为政治相对主义作辩护，即要求所有传统的平等权利（即使它不是真的）。他还区别了“相对论性的社会的成员”和“哲学相对论者”[41]，指出他只是要求成为前者。“相对论性的社会”有一种保护各种传统平等权利的“基本保护结构”，要求各种传统之间是“开放的交流，而不是理性的交流”[42]，因为后者意味着对科学理性主义的前提性认可。
在费耶阿本德所称的“自由社会”中，社会重大事务的最后决策权应该不属于专家，虽然专家的意见要听取，但最后的决定应该是民主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这种委员会中专家应该是少数。首先，通常专家的意见往往不一致，甚至任何一种观念都可以被专家论证为正确的。其次，专家往往与谈论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只能从自己的概念框架出发理解没有体验的领域，或者说，他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并且，专家决策比外行更好是无法证明的。因此，专家的意见常常带有偏见，是不可靠的，需要民主的外部控制。“法律、习俗、事实这些被放在公民面前第一位的东西依赖于人类的声明、信仰和知觉，因而重要的事应该指向人们（的知觉和思想）所关心的事，而不是抽象的代理机构和遥远的专家。”[43]
费耶阿本德甚至主张科学活动本身也需要民主，在自由社会中外行可以而且必须监督科学。“可以”是因为外行通过深究可以把握科学和其他被专家操纵的重要社会事务，“必须”是因为最后的决定权应该放在直接与之相关的人的手中。“创造性科学家和一般公众甚至在科学的最刻板和最先进的部分里也拥有决策的自由。”[44]费耶阿本德认为，“外行将控制科学，而且并不造成危害”[45]。
费耶阿本德号召人们把专家、科学家从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中清除出去。他认为，从西方理性主义产生起，知识分子便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看成老师，把世界看成学校，把公众看成有待教化的学生。知识分子与理性主义的结合让他们获得了权力和利益：知识分子说社会需要遵循客观规律，并且只有他们才是理性规则的发现者、保卫者，这样便把社会各种事务的决策权窃为己有，阻止民主深入社会。费耶阿本德指出，知识分子并没有特殊的重要性，对于解决问题重要的不是专家意见，而是适当的民主程序。在即将到来的自由社会中，专家、科学家将回到应该有的、和外行平等的位置上去。费耶阿本德很有煽动性地写道：“伟大的人物与伟大的社会权力结合在一起可以管理——即使是以非常温和的方式管理——其他人的生活的时代逐渐结束了。”[46]实际上，此时费耶阿本德已经从对科学、哲学的批判最终转向了对人类自由和幸福的思考。
费耶阿本德对于自由社会中的科学的思考显然是非常过激和片面的。社会纷繁复杂，社会事务林林总总，普通公民不可能通晓全部，或者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并且，所谓“利益相关者”很多时候都很难界定。因此，专家意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费耶阿本德的“外行主导”在实践中很难操作，而且产生的问题未必会少于“专家主导”。不过，费耶阿本德却明智地指出了科学在当今社会中权力太过集中，科学日益失去了宽容的态度，其他非科学传统逐渐失去其生存空间，必须要引起社会的警惕。换一个角度来说，科学传统属于西方，对非科学传统的打压同时也就意味着对非西方文化的蚕食和吞没。因此，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对于非西方文化传统具有特别的意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