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反对大国主义

1956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诚恳地表示：“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毛泽东又说，中国“过几年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将来中国如果要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要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

“大国主义”就是“大国沙文主义”，指站在本国、本民族利益的角度上，自私自利，损害别国、别民族的利益；颐指气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国人民的头上，欺侮、压迫弱小国家；这种思想和言行就是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党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沙俄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看成是小伙伴，任意加以控制和驱使，企图形成“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中国是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竟然得不到苏联的充分尊重，这是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毛泽东深感刺痛和最不能容忍的事。

中国有过一百多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苦难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又吃过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苦头，因此，中国对大国主义非常反感，在对外交往中更不会推行大国主义。无论是同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还是与亚非拉的民族独立国家交往，中国都不搞大国主义。相反，在一定问题上，中国宁愿自己“吃亏”，也要提供对别国的支持。在建国之初，中国为了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而放弃了先解放台湾的行动。

大陆基本解放之后，毛泽东考虑解放台湾的问题。解放军夺取金门岛的失利，使毛泽东认识到，不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渡海攻取台湾是不可能的。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就解放台湾的问题，请苏联给予援助。斯大林犹豫再三，最后同意毛泽东就适当时机解放台湾进行必要的准备，同意将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买进攻台湾最需要的海军装备。这样毛泽东把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作为1950年中共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紧锣密鼓地加快进行，并初步考虑在1951年实施作战。

就在中国准备解放台湾的同时，金日成也向斯大林提出了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请求斯大林援助。斯大林认为由北朝鲜统一半岛将极大地巩固苏联远东的边防，与此相比，台湾问题则远不如这个重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斯大林决定先帮助金日成实现统一半岛的计划。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斯大林和金日成没向毛泽东通气，毛泽东一直蒙在鼓里。到1950年3、4月，金日成访苏时，斯大林叮嘱金日成，要他在开始统一半岛的军事行动之前，一定要取得毛泽东的同意，斯大林企图以这种姿态来“抚慰”毛泽东。

于是，5月13日，金日成出现在北京，与毛泽东会谈。金日成把他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跟毛泽东说了，并特别告诉毛泽东：斯大林同志强调有关统一朝鲜半岛问题的最后决定，必须取得毛泽东同志的同意。这就是他此次访问北京的主要目的。

毛泽东对金日成通报的情况深感意外，他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中国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即将就绪的情况下，斯大林会突然间转而赞成首先统一朝鲜半岛。

毛泽东预见到，一旦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极有可能出兵干涉，并进而会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到那时，要解放台湾，就会变得非常困难。那么对金日成的计划，毛泽东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

毛泽东感到窝火。斯大林那么长时间都没向他透露半点风声，这个时候才要金日成跑来告诉他，名为“尊重”，实际上是先造成事实。对于金日成的计划，毛泽东完全可以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从而使斯大林和金日成有所顾忌，而把统一朝鲜的计划暂时置后。但是，毛泽东考虑到，朝鲜人想什么时候统一祖国，是他们自己的事，中国不好干涉，不能规定他们等中国解放台湾之后，再进行本国的统一。如果中国也这样干涉朝鲜的话，那和苏联的大国主义有什么区别呢？毛泽东对斯大林1945年以来几度干预中共“不许革命”的做法很不满意。后来事实也证明，这种干涉往往是错误的。斯大林扮演过的角色，毛泽东还会扮演吗？不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毛泽东不会把自己厌恶的“大国主义”强加在他国的头上。于是毛泽东告诉金日成，原先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但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与斯大林商定好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就改变了对朝鲜和台湾的政策。

1950年1月5日和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表声明和讲话，声称：“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宣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这个虚伪的声明骗了金日成，也骗了斯大林，使他们轻率地开始了统一朝鲜半岛的行动。但是，它没有骗到毛泽东，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即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空军参加对北朝鲜的战争，并且派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这样，毛泽东解决台湾的计划，由于美国的干预而变得无法实施。再者，朝鲜战场的紧张形势，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台湾海峡转移到了东北和朝鲜。因此，1951年解决台湾的作战计划，就这样被迫放弃了。如果不是因为朝鲜战争，台湾海峡暂时就没有美国舰队，毛泽东相信，可以很快解放台湾。

这一次，我们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极好机会，从实际利益来说，是一大损失。但是从道义上来说，又不能不如此。我们不能重复苏联大国主义的错误，应该尊重兄弟国家自己的选择，不能要求他们服从我们的利益和决定。尽管在当时，毛泽东有充足的理由和很大的可能坚持首先解放台湾问题，但中国站在道义的立场上不可能这样做。为了道义，不惜作出牺牲，这是毛泽东外交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