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华
毛泽东的“发愤之作”
从哲学高度解决问题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要从“两论”入手
实践第一原理
两次飞跃、两个阶段
两重属性、两大改造
两种错误、两大误区
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
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
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坚持实事求是，需要强化实践导向
坚持实事求是，需要把握认识过程，强化创新意识
坚持实事求是，需要善用矛盾思维
《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首先以讲课大纲的形式问世于1937年，是毛泽东应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邀请给学员们讲授哲学的部分内容。《实践论》是其中第二章“辩证唯物论”的最后一节，《矛盾论》是其中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节，原标题为“矛盾统一法则”。讲课大纲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整理，并经毛泽东同意，当时以《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形式印发。“两论”在抗战时期不仅随整个讲课大纲多次印行，而且还以单独本形式油印过，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以多种形式在国内广泛传播，20世纪50年代初收录《毛泽东选集》。
“两论”出炉的过程，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新式思想武器被发现、被锻造的过程。纵观这一过程，毛泽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当初为了写作“两论”等相关著作，毛泽东下了大功夫。他到处找马列主义的书籍来读，甚至在长征路上，患病躺在担架上，他还在读《反杜林论》，以至于后来他对外国友人说自己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有了相对安全的环境，读书条件显著改善，读书时间相对增多，毛泽东更是发愤读书，作工具的研究，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研究为主。凡是在延安能找到的马列哲学著作和有关读物，毛泽东都要找来读；延安没有的，就写信请在国统区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买来读。
这期间，毛泽东究竟读了多少书，写了多少读书笔记，作了多少批注，恐怕只有延安的窑洞和小油灯最清楚。仅《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引用过的马列主义著作就十多本，如列宁的《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谈谈辩证法问题》《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
那么，当初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如此发愤，潜心研究哲学并撰写“两论”，而且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不能不写”(2)？关于“两论”的写作缘起和创作宗旨，收录时给出了这样一段较长的题解：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这两本书就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3)
其实，洞察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作的诞生过程，也都有着不能不写的内在动因。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之后留下的一段话印证了这一观点，他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4)一部著作的背后，往往深藏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不管史书上的记载是否确有其事，但大抵反映了一种历史现象。毛泽东读书至此，颇为认同，广为引用和宣传，而且还深有感触地说：“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5)“两论”也堪称毛泽东的发愤之作，只是毛泽东所发之愤，不是个人之私愤，而是为党、为革命事业发愤学习，著书立说。
“两论”剑指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伤害的教条主义。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引用编纂《永乐大典》明朝翰林学士解缙所作的一副对联给教条主义者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称他们“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同时，更加鲜明地指出了教条主义的危害：“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教条主义狗屎不如”“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6)
教条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危害，毛泽东有着切肤之痛。当年，井冈山道路开辟后，毛泽东率领红军转战赣南、闽西，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中央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将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之发展成为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中央苏区进入了全盛时期。可惜，随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那些喝过苏联“洋墨水”的人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鼓吹“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右倾机会主义”等。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军事领导职务，他眼睁睁地看着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一天天缩小，最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使党和红军有了转机。
惨痛的教训，让毛泽东下决心要找出导致革命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找出那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只有从哲学上加以总结才能做到。所以，继《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之后，毛泽东又写作了“两论”，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从哲学高度进行总结，这也是他高出同时代其他领导人的地方。通过学习、思考，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7)从哲学上展开对实践和矛盾问题的深入分析，以及由此总结出的一系列重要结论，让更多的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为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回望历史，观察现实，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宣告了王明代表的教条主义统治的结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也结束了此前一度困扰中国前行脚步的“两个凡是”。但是，不断翻新的各种土教条、洋教条，各种各样的主观主义还大量存在(8)。主观主义的问题存在，“两论”的价值就存在。由此，重读“两论”，仍然需要把握的是毛泽东当年创作“两论”时鲜明的问题导向和清醒的问题意识，或者说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是引领我们亲近“两论”、走近“两论”，从而打开经典智慧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不仅如此，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伟人睿智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毛泽东之所以被称为“伟人中的伟人”“巨人中的巨人”，是与他破解问题的哲学高度分不开的。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就酷爱哲学，立志从大本大源上而不是细枝末节上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毛泽东的哲学兴趣和造诣给国际友人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好传统。
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学哲学用哲学》一书中，曾经深有感触地总结道，这一生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要从学习“两论”入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两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经验相结合，同时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大众化。“知与行”“矛与盾”这些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用来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更便于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掌握。
20世纪50年代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两论”的文字内容作过较大的修改，但是正如《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新探》一书作者在一一对照修改之处后所指出：“建国初期重新发表‘两论’以及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的着眼点，并不单是为了保存这些历史资料，让人们去认识历史，更重要的是为了给广大干部和群众提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材，是为了使人们从这些重新发表的著作中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按照这个要求，作者对‘两论’的修改，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一种对读者认真负责的表现。”(9)如今，收录在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最后结尾篇的《实践论》《矛盾论》，经过历史的变迁和岁月的打磨，其作为理论武装和思想武器的功效更加显见。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两论”，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依然闪烁着其哲学智慧的光辉，成为各级领导干部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进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提升“看家本领”的重要途径。
《实践论》篇幅不长，逻辑结构也相对简单。全文9226字，共26个自然段，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1—5），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部分（6—19），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第三部分（20—25），认识运动无限发展的过程；第四部分（26），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实践论》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其中的精华和要义包括：
毛泽东开宗明义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这里，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高度，指明了研究认识问题的基本思路。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变革。他们把自己称为“实践唯物主义者”，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列宁也曾经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实践的基本观点，并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当然，“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毛泽东的这一认识，不仅对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给予明确的概括，而且深刻揭示了社会实践最重要的内容，使实践作为哲学基本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深刻和具体。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一，社会实践是人的认识的基本来源。其二，社会实践是人的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三，社会实践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其四，毛泽东在论述认识过程第二次飞跃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最后，通过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分析，毛泽东得出来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唯物论；那么认识又是如何从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的推动下向前发展的呢？这里需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辩证法。毛泽东通过对实践和认识矛盾运动过程的考察，全面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即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回到革命实践，这是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两次能动的飞跃。
毛泽东以较多的篇幅说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及其辩证统一关系。所谓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认识，属于感觉和印象的阶段。所谓理性认识是对事物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认识，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感性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二者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一方面，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另一方面，感性认识又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实践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和合于实际，而不是零碎不全或某种错觉；二是必须经过思考的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人们逐步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矛盾，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性。
毛泽东特别强调理性认识回到革命实践，即认识过程的第二次能动飞跃的伟大意义。毛泽东认为，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但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这是因为，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理性认识只有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才能够达到指导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并且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毛泽东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不完全性。所以，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既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更重要，意义更伟大。
认识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如果能够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结果，那么对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但是，一般说来，要获得对一个具体事物的正确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才能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统一是具体的和历史的。
毛泽东指出：“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这里，毛泽东既从理论上指出了真理的绝对和相对的两重特性，同时也在实践层面提出了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道路的任务和要求。接下来的分析中，他明确指出：“无产阶阶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需要从强迫到自觉的过程，毛泽东指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毛泽东在全文的结论中用十分简洁明晰的语言，科学地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过程和总规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以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为理论基础，毛泽东分析和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倾向，指出了它们在认识论上陷入的两大误区。
毛泽东指出“唯理论”和“经验论”是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教条主义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认为只有理性靠得往，而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奉“本本”为圭臬，导致闭目塞听，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反而把亲身参加革命实践而有着丰富直接经验的同志诬为“狭隘经验论”。经验主义者认为，认识可以停留在低级的感性认识阶段，认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在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满足于自己局部的、片面的经验，不了解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性，否认理性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毛泽东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综上所述，《实践论》论及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义包括：其一，两次飞跃，即从实践到认识（理论），再从认识（理论）回到实践中去；其二，两个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其三，两大误区，即唯理论（教条主义）和经验论（经验主义）；其四，两大特性，即认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或者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其五，两大改造，即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实践论》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一认识论既是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哲学总结，又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有力工具，同时对广大党员干部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知与行、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矛盾论》全文25000字，包括八个部分：引言、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结论。《矛盾论》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其中的精华和要义包括：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尝试着概括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将其概括为“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并用形象的语言描述其基本特征。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将其概括为“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并初步揭示其对立的根源。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则从更高的层面将其概括为“两种宇宙观”的对立，并系统地论述了二者对立的根源，描述各自的思维特征。
毛泽东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因此，他们不能了解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与此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去观察一切事物。《矛盾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特别强调：“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样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揭示出两种宇宙观对立的实质和斗争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毛泽东认为，学习辩证法的目的，“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基于这样一个目的，毛泽东重点研究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特别是花费大量笔墨来论述矛盾的特殊性问题。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就是说，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毛泽东描述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并针对中国共产党内还有很多同志弄不清楚矛盾特殊性的问题，深刻论述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强调指出，认识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地认识事物并正确地解决矛盾的基础。因为，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自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确定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根据，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把握诸多事物的共同本质，然后，又以这种共同认识为指导，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因为他们拒绝对具体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确秩序，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毛泽东在分别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后，进一步论证了二者的辩证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首先，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即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个性之中，绝对的东西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没有离开个别的一般，也没有脱离一般的个别。其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是相互区别的，即矛盾的共性只概括了矛盾的个性中共同的、本质性的东西，并非个别的全部内容和特点都包括在共性之中；个别总是比一般具体、丰富，一般则比个别普遍、深刻。再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即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共性可能转化为个性，个性也可以转化为共性。毛泽东十分重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认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研究矛盾地位的特殊性问题。恩格斯说：“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不因那些无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列宁也曾指出：“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尽管提出“主要矛盾”和“矛盾之主导方面”的概念，但没有对其内涵作出明确规定，也缺乏全面系统的论证。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体系的基础上，不但明确提出作为哲学范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详细论证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联系和转化的相互关系，指明了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必有一种矛盾起着主要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个矛盾就是主要矛盾。而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这就是非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可以带动全局，其他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抓不到主要矛盾，就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所以，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这是无产阶级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则。
当然，强调抓主要矛盾，并不是说可以忽略非主要矛盾。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固然规定和影响着非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但是，恰当地适时地解决好非主要矛盾，也有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所以，在集中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必须适当考虑次要矛盾。
毛泽东还指出，矛盾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一种情况是，原来的主要矛盾基本解决了，而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另一种情况是，原来的主要矛盾虽未解决，但由于条件的变化而下降到次要矛盾的地位，其他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两种情况都使事物发展过程呈现出阶段性来。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估计主要矛盾的变化，并且根据这种变化而坚定地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
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都有一些重要论述，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引用了他们的一些观点，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具体阐述了这一基本原理，同时完成了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毛泽东明确概括了矛盾同一性的科学含义，指出：“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毛泽东列举了大量人们日常和经常遇到的现象，如生与死、上与下、福与祸、顺利与困难、地主与佃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详细说明了矛盾的同一性及其两个方面的内容。毛泽东特别重视对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条件的研究，指出唯物辩证法所讲的矛盾是现实的、具体的矛盾，所说的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转化，它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构成的。离开一定的条件，就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具体的矛盾。“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这样把矛盾同一性的思想奠定在坚定的唯物论基础上。
毛泽东又进一步论证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指出二者是同时存在、紧密结合的矛盾的两种本质属性。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互相分离的倾向。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区别在于：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二者的联系在于：绝对的斗争性存在于相对的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毛泽东又特别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观点与运动的相对静止状态和显著运动状态的观点相联系，发挥了列宁的观点。列宁认为：“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指出：“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这是因为事物所呈现的相对静止运动状态和显著运动状态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矛盾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事物的运动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时，只是数量上的变化，而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呈现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事物的运动处在显著运动状态时，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便呈现出显著变化的面貌。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由相对静止状态转化为显著运动状态，而矛盾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通过显著的运动状态而解决矛盾。因此，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总之，《矛盾论》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实质、为核心，以中国革命经验为根据、为参照，深刻论述了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一系列唯物辩证法重大问题，究其目的，在于结论中毛泽东所说：“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由此，《矛盾论》一文的方法论价值就在于，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以辩证思维（即矛盾思维）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两论”如哲学星空中明亮耀眼的双子座，各自独立又互相呼应，二者殊途同归，共同完成了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同时在同错误思想路线的斗争中，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得以确立，那就是实事求是。(10)实事求是精练地表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可以说，实事求是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活的灵魂。实践证明，凡是我们党事业兴旺、国家和民族发展顺利的时期，都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比较好的时期，否则就会遭遇挫折和失败。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以实践论命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强调实践高于认识。《实践论》中这一基本观点和重要论断，既是对教条主义唯书、唯上思维方式的彻底清算，同时又为我们树立正确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提供了根本指南，即要从唯书唯上的迷信和教条中解放出来，坚持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出发、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探究事物的本质和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原本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一个平常的小学教员，却能够一跃而成为震惊世界的伟人；原本一个没进过一天军校的师范生，却能统率三军，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堪称一大奇迹。那么，成就毛泽东奇迹背后的奥秘在哪里？追根溯源，就在于实事求是。比如，毛泽东不为文凭而学，不为分数而学，而为实现自己的大志而学，从“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到“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再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学习目的，明确提出为人、为国人、为世界人而学，为做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而学。尤其是，毛泽东不仅重视闭门求学，而且更重视开门求学，走出学校，到社会这个大课堂里去历练去学习。重视实践和躬身调查，读好无字之书，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就革命伟业的根本法宝。
实践出真知。中国古人讲“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实践导向，是学习之道，更是解决问题之道。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毛泽东针对那种脱离实践的主观主义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11)为此，毛泽东提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他生动地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12)。
人的认识既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实践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生产、生活中的大量实例为基础，为我们描述了关于认识过程的一幅生动鲜活的画面：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其间，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而实践和认识的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如此鲜活生动的认识过程，为我们防止僵化保守和突破观念障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创新是当今时代的最强音。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得以兴旺发达、不断进步的命脉就在于创新。商朝开国贤王商汤曾经在自己的洗澡盆上刻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铭文，以此来勉励自己不断创新，每日都要洗涤旧垢，以新的面目面对新的一天。《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名句，也是强调了创新对于一代王朝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创新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提出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实践创新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会亡党亡国。唯创新者存、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赢，创新已成为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从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出发，创新意识的培养要特别注意如下几点：
其一，注重认识的升华，即感性认识要上升为理性认识。教条主义者不能正确地对待理性认识以至于陷入了唯理论的误区，但是不能由此否认或忽视理论，相反理性认识需要特别地重视和强调。因为正如《实践论》所说：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提出和分析了这样一个日常生活现象：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对这类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识不足则多虑。为此，一方面需要感性经验基础足够的丰富和可靠，另一方面也需要经过思考的作用，去粗取精、却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达到对事物规律性和趋势性的认识。梁启超在《自由书·慧观》一书中讲：“学莫要于善观。善观者，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谓慧观。”(13)习近平总书记谈推进深水区改革要识水性(14)，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二，注重主观世界的改造。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任何一个既成的真理性认识就其包含着符合客观实际的内容来说具有绝对性，同时就其反映实际的限度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来说又具有相对性，因而思想、认识的发展变化是必然发生而且必须主动作为、积极适应和自觉担当的一项重要任务。《实践论》提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是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且这是永无休止的过程。
其三，注重在知行合一中推动创新。认识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要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认识（理论）之“矢”只有放到实践之“的”中去，其真理性才能得到检验，其偏差才能得以显现和修正，主客观统一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之所以如此，是由实践的特性决定的。关于这一点，荀子讲“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王夫之讲“行能兼知，知不能兼行”。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毛泽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行动。离开了做和行动，停留在单纯的主观愿望上，是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和创新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才是实现创新的内在机制。邓小平同志在改革之初曾告诫全党：“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今时代，更需要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石过河相结合，涉险滩、啃硬骨头，在知行合一中激发出创新的勇气和智慧。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以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开篇，高屋建瓴地指明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作为两种思维方法的对立，乃是根源于两种世界观的对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辩证法不是变戏法，而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为此，唯有辩证思维，才能深入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正确反映客观实际。
辩证思维即矛盾思维，因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其一，矛盾思维首先要学会分析，即一分为二。其二，矛盾思维还要学会综合，即合二为一。其三，矛盾思维要把握转化，即相反相成。其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毛泽东论述矛盾问题的落脚点，《矛盾论》堪称“特殊矛盾论”。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一定要具体分析矛盾双方对立斗争的具体内容，一定要具体分析矛盾双方的不同特征，一定要具体分析并揭示矛盾双方地位的不平衡性的运动变化，预见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孙子兵法》中讲：“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无视事物存在的多样性，抽象地谈论或搬用一般的概念或理论，也就是说，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即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矛盾问题的精髓，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邓小平都是辩证思维的典范，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诸多著作，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诸多设计，都是辩证思维的杰作，毛泽东也曾以照辩证法办事赞赏邓小平同志。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新常态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辩证思维，其治国理政思想和方略同样闪耀着辩证思维的光辉，如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准改革脉搏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等等。他们为我们树立了运用矛盾思维破解难题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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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68页。
(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299页。
(4) 司马迁：《报任安书》。
(5)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6～477页。
(7)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312页。
(8) 王伟光主编：《新大众哲学》之《反对主观唯心主义》，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7页。
(9) 金羽、石仲泉、杨耕：《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7页、第58页。
(10) “实事求是”一语，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文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系当时人们称赞汉景帝儿子刘德的评语，其大意是做学问应像刘德那样严肃认真。唐代学者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把实事求是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就是说，务必得到事物的真实情况，并追求其中的真谛。1941年5月，毛泽东推陈出新，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1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页。
(1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0页。
(1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7～48页。
(14) 《习近平改革之三年》，《南方周末》，201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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