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接触马克思主义时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即当最先进分子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准备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转变时，仍有大批人士停留在旧民主主义之中。同时，由于中国人在争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前途时，资本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呈现出了诸多弊端，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之，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反映人民群众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已逐渐在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界中争夺阵地，从而使一些敏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受到震荡，促使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
胡汉民和戴季陶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阅读并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并以《建设》杂志、《星期评论》为主要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并试图用这种学说来分析中国问题。据有关学者统计，从1919年8月至1920年4月半年多时间，《建设》杂志共登载过有关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各类文章20余篇(次)，占其全部篇目的15%－20%。[11]胡汉民专门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并用它来阐释伦理、道德及中国历史和哲学史上问题;戴季陶则不但介绍和研究唯物史观，还介绍和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其他国家所少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一批向往社会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在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者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某些不足，当然，同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甚至错误。
胡汉民是孙中山在理论宣传方面的得力助手，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中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五四运动后，他在《建设》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阶级和道德学说》、《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等文章，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对唯物史观在学理上的阐述要超过李大钊。[12]在胡汉民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以1919年12月发表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最有代表性，该文介绍了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并阐述了他本人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文章认为，唯物史观“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虽然自古以来，许多哲人学者表露过这一思想，“但到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以为人类因社会的生产力而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定法律上政治上的关系，更左右其社会个人的思想、感情、意见，其间社会一切形式的变化，都属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此立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他还引述了考茨基(他译为柯茨基)关于唯物史观的价值的论述:“唯物史观实是平民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13]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唯物史观是新时代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较为准确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这篇文章中，胡汉民还较为全面地回答了国内外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种种非难。如针对有人说唯物史观是宿命论和蔑视伦理精神的力量问题，他指出，唯物史观“对于人类意志的势力，或是心理的作用，不是不承认;不过承认是有条件限制的。……至于有人认唯物史观为一种顽固的宿命论，教人信了他，便委心任运，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可以无所事事。这是大谬不然的”。[14]针对有人提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相矛盾的问题，胡汉民指出，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一眼看去，很像自相矛盾，然而仔细考求，他的学说却是一贯联络的”。[15]他还说:“阶级斗争，为共产制没落以后不能免之事实。其所以不能免，是因社会组织要随着生产力变动而变动的原故。阶级斗争最后的解决，也是这个原故。”结论是，马克思的话，“实在没有矛盾。”[16]此外，胡汉民还在《中国唯物史之研究》、《阶级与道德学说》等文中，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和变化，具体考察了中国伦理观念的变化，概述了中国伦理思想史。这些论述和批评，对于澄清理论上的是非、推动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戴季陶也是国民党中理论造诣较高的一位人物，他在五四时期读了若干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文章中经常引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发表了《新年告商界诸君》、《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我的日本观》、《至湖州后的感想》等文章。在对唯物史观的宣传上，他在《新年告商界诸君》中指出:“阶级斗争的事实，并不是由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而起。不过这历史上一个重大事实，被马克思的灵心炯眼认识了，从一切历史的社会关系里面，抽象了出来。”[17]他的《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是一篇有一定唯物史观色彩的文章。在这里，他说，近代中国社会混乱的原因在经济上，而经济上的原因在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从光绪初年以来，中国海关贸易每年都是输入超过输出，其原因是“中国向来的生产品，抵挡不住机器生产品;向来的手工制造，不适合于现代的需要;中国自己又没有机器制造品来供给，所以各国的机器制造品，就乘着这个新机运，一天加一天地输到中国来”。文章接着指出，“中国人向来不晓得有‘机器制造’这件事，而且思想上制度上向来是极端保守的。所以要他骤然间丢了固有的制造方法，去采用新式的‘机器制造’方法，他很不情愿;等到他肯情愿了，种种条件不具备。”[18]于是，中国的混乱出现了。《建设》杂志还连载他从日文转译的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全文。[19]该书对《资本论》作了比较系统、通俗的介绍，为中国人了解和学习《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外，戴季陶曾委托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原准备在由他主编的《星期评论》上发表。但陈望道完成任务后，《星期评论》却已停刊。所以，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本，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
胡汉民和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作过较为客观公正的、基本正确的介绍。但他们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研究上，始终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以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们没有像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那样公开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不可能也没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是将科学社会主义排除在外的，“在他们眼中，似乎可以有一种不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他们在口头上是表示赞成这一种‘社会主义’的”。[20]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在中国实行科学社会主义的，认为欧洲近代社会主义的主张不能完全适合于中国，并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不符合“国情”为由，反对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他们不仅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时，多有曲解、附会之处，而且在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社会及学术问题时，更是流露出他们的真实思想。胡汉民在《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一文中，论述了自己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原因，说他的此举不过是“想人人注意于社会生活一点，不要当学术思想是凭空天启的，或是无聊传说的，便是区区的志愿”。[21]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自然是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联系起来的。戴季陶也以传统的阶级平等、互助、仁爱思想来抵制阶级斗争学说。他在《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办法》中说:“我们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的精神的。……我们如果把中华民族‘利他’精神恢复起来，把‘科学精神’来做肥料，我们这样大的一块土地，这样多的人民，真可以做成一个理想的‘平和国家’，理想的‘互助社会’。”[22]这与胡汉民一样，真实的目的是否认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种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理，而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革命方法的立场，决定他们不可能长时间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和研究。实际上也是如此，随着《星期评论》于1920年6月和《建设》于同年8月的停刊，他们即基本停止了这方面的活动。正是由于他们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理来进行研究、介绍，但事实上从未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就不足为怪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时期，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介绍外，其他阶级和阶层的人物也在马克思主义思潮传播的巨大声势中不同程度地参与这一活动中。如，由李大钊主持编辑的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23]开辟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该“专号”除了刊载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系统而又较为正确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外，还刊载了其他人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的立场是不够正确的，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曲解之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如，顾照熊(即顾孟然)的《马克思学说》，同情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学说;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以伯恩斯坦和克鲁泡特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专号”还刊登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传略。也有一些报刊发表了非信仰者对马克思主义介绍的众多文章，从本质上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此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在形式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以论战和理论批判的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所进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及对“科玄论战”的评判，对国家主义和戴季陶主义的批判，都在不同层次和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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