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参与的多元性教育格局

第一节　全民参与的多元性教育格局

一、周室衰微，天下无道，百川腾沸

诸侯各自为政，春秋时“尚有千二百国”，竞争的结果是出现了“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政治多元，必然导致思想道德教育的多元性格局，打破了小国寡民的封闭状态，汇成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洪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方面，三桓乱鲁，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大国争霸，七雄对峙，征战不已；合纵连横，昨敌今友，变化无常；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史不绝书。同时民疲不堪，奴隶的逃亡与暴动事件不断发生，奴隶制正在瓦解过程之中。据《说苑·建本》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据《庄子·在宥》所述，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一边是诸侯的争斗，一边是奴隶的抗争，社会矛盾之剧烈已达到非常的程度。

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战国策·齐策》中载有一段苏秦说齐王之辞：“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也许是苏秦有意渲染，但从中完全可以看出，当时已出现了经济活跃、商业兴旺的局面，封建制的优越性已充分反映在社会经济生活之中。

因此，一方面，这是一个被孔子认定为“天下无道”、“礼乐崩坏”的社会动荡时代，用《诗经》的话说，是“百川沸腾，山冢崪崩”的时代，天神的权威性产生了动摇，社会思想文化坠入空前危机之中；另一方面，经济的繁荣又相应地带来了思想文化的繁荣，社会大动荡、大分化迫使思想活动的重心转移，这是一个思想很活跃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家辈出的时代，它标志着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有思想的民族，并从此确立了中国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中的领先地位。

二、诸侯异政，各自寻找思想教育力量

一是由于历史的告诫，二是由于现实的需要，三是由于士阶层的推动，当时的各路诸侯普遍意识到，一言足以兴邦，一言足以丧邦，思想道德教育在治国安民、强国争霸中不仅有工具性作用，更有本体性价值，这是时代的启示。强国竞争导致政治对思想的需要、权力对士人的依赖，列强普遍意识到，必须抓住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导权，到思想道德教育中去寻找政治智慧与政治力量，以厘清治国思想，赢得民心的支撑，因此华夏大地上有多少个诸侯就有多少种思想道德教育存在。这是因为一方面王权衰落的现实，难以实行思想垄断与专制，不能不屈己从人；另一方面新兴地主阶级顽强地表现自己，积极地参与竞争。

据《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曾经组织“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以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这简直是一支担任思想宣传重任的专职队伍，着意于扩大齐国在诸侯中的思想影响，其阵容之强、目标之大，足可以反映当时诸侯对思想宣传教育的重视程度。这也可以从商鞅两次入秦说秦孝公的不同遭遇中看出。商鞅初入秦说秦孝公以“帝王之道”，也即说以仁义为基础的王道，秦孝公对此兴味索然，昏昏欲睡，不以为意。商鞅第二次入秦改说“强国之术”的霸道，秦孝公来劲了，竟与之语数日而不厌，而后重用商鞅二十余年，推行以法强国的政治方略，并因此构建了以法为教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秦孝公、商鞅等政治家主导了当时秦国的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一切，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使秦国很快成为很有思想凝聚力的政治强国，促进了经济、军事实力的迅速提升，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实力基础。齐桓公的不顾一箭之仇，拜管仲为相，坚持“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即礼、义、廉、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的思想教育原则，使齐国很快成为春秋一霸。

当时有识见的政治家都注意把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导权抓在手里，把它作为争取民心的主要手段。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文公流亡十九年之久，回国后首先抓对百姓的思想教育：“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夫？’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¹⁾以示之礼，作执秩⁽²⁾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由此可见，那时的政治家充分意识到作战用兵时机成熟与否，首看民众思想状态，这是成就大业的必要条件、衡量国力强弱的主要依据，统治者推诚信于天下，才能一战而霸。说明政治家已认识到，文德教化是国家强弱治乱的决定因素，对思想道德教育的价值的认识与实践的重视已到了相当自觉的程度。

三、士阶层崛起，各自构筑思想发展空间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享受着时代赋予的政治盛宴，士的出现是那个时代一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说文解字》：“士，事也。”段玉裁注云：“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义·德论上》中认为：“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辩然否，谓之士。”可见士是有一定职务的人，有一定的依附性。士有两个含义，公卿士大夫之“士”是贵族层，士农工商之“士”是知识层；有策士、学士，“仰禄之士”、“正身之士”之分。那时有游士，即说客，是肩负专项说服教育任务的知识人。可见士是上层贵族下层庶民位移的产物。在社会统一已成为普遍期待，而中央集权尚未建立之时，士的崛起与活跃是那个时代的必然。

士是思想创造者，也是思想传播者，是那个时代推动思想维新、社会变革的主力，谁都不可避免地投入到思想宣传、扩散的洪流中去，而且都以一种似释迦牟尼、耶稣那样深沉的救世情怀，向社会发出自己的思想道德呼唤，争取自己思想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他们承担广泛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使命，是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生力军，造成名士横行天下的局面。士因其知识、思想、理论而受政界青睐，他们在列强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知识人是当时政治界不可缺少的支撑力量。《论衡·效力》中说：“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刘向《战国策序》中说，士“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其存在的社会价值可见一斑。因此，政治界礼士风盛，普遍重视营建尊重人才的权力品质和尊重知识的社会风尚，成为历史上士阶层政治地位最高的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是有思想、有学问且游离于政治之外的群体，他们恃道自高，之所以成为一支独立的思想道德教育力量，在国家统一、社会发展的追求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他们大都有强烈的政治自信与明确的政治主张。第二，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诚心解救时弊，力挽狂澜，都怀有参与政治的强烈欲望与跃跃欲试的政治心态，具有扭转时局、匡正人心、重建秩序的责任自觉，甚至有以学干政、以学屈尊的雄心。孟子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心理，是当时知识人的普遍心态，很有代表性。第三，他们大都有很强的思想创造力，形成自己的思想道德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思想理论的个性色彩，并具有参与社会争辩的进取精神。第四，他们大都有自己的思想理论、道德理念的传播阵地与扩散渠道，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道德教育的运行方式。第五，他们大都对自己的思想道德理论的社会接受具有毋庸置疑的乐观与自信，批评时政，抗礼王侯，是他们的精神凭借，他们不依附于权力，坚持思想教育的独立性，接受社会的选择。

四、政治下移，社会全员参与思想交流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崛起使官民界限模糊化，很多士人源于庶人，形成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的活跃的政治局面，《论语·阳货》说：“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在孔子看来，路上听到就在路上传播，是不道德的，孔子并不赞成，但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上思想自由的氛围与思想交流之活跃。当时官学下移，“有教无类”，并非只有孔子创办私学可以传播思想，各种思想学派都面向全社会，促进了平民意识的觉醒、社会思想的解放。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除士人之外，商贾、学子也都以积极的心态走上思想道德教育的平台，形成全民参与的盛况。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商人活跃，有的是很有学问且很有思想的人，如子贡，卫之贾人也，是孔子门生七十二贤士中的首富，孔子思想扬天下，子贡之功不可没；有的与政治有不解之缘，如范蠡、计然、白圭、吕不韦等都是名震一时的大商人，具有参与政治、影响政治的巨大能量。商人流动性大，实力浓厚，都主动地参与到政治、思想活动中来，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思想在社会上影响很深很广。《史记·苏秦传》说，苏秦出外游说数载，大困而归，受尽妻嫂的奚落，教训他，“周人之俗，力产业，为工商，逐十二之利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可见商人意识在民间扩散程度之深。墨子思想即代表平民意识参与社会竞争与扩散，以赢得社会的理解与尊重，期望在思想意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正因为思想道德教育的全民性，一方面思想道德意识的传播打破了地理圈、文化圈、政治圈的限制，另一方面形成了区域内群体思想意识与道德风尚的互动性作用，如燕赵、三晋、齐鲁、巴蜀、荆楚等各呈地域性的思想文化特色，各有不同的思想风采与教育个性。《淮南子·览冥训》中说：“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