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共同体意识与文化行动的全民参与

王：文化输出是绵延不断的可持续发展过程，没有国家战略的宏观视野和支持，后继无力，行之不远。故此，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官方的、非官方的，大家一起发力，多管齐下，共同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

现代西方在这一点上已经走在了前面，从天主教到新教，都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充分发挥了非官方的作用。以美国政府为例，美国充分发挥了传教士等民间非政府力量的作用，从19世纪30年代起，美国新教传教士就一批批来到中国，1889年就达到了513人，使得全国各地都有美国传教士的身影。包括丁韪良、林乐知等传教士采取了办报纸、兴教育等方式对外传播美国文化，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在华利益。20世纪初，美国还决定退回庚子赔款，用于中美教育交流，甚至同欧洲、日本竞争中国留学生，其目的就在于培养一批亲美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文化不仅要创新，更要将创新成果公之于众，让世界知晓。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走过了艰难的论证过程：从宗白华先生的“开窗拿来开门出去”、季羡林先生的“送去主义”，从我2003年提出“文化输出”，到近两年来“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新世纪国家发展战略，2009年甚至爆出了加拿大政府禁止中国“孔子学院”进行文化渗透的新闻，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们国家文化输出战略正在起到实质性作用。中国文化早已不再奢望拯救世界，我们的文化输出更不是文化殖民，只是向世界呈现出真正的中国形象，提出尊重差异性的吁求，以平等的心态代表长期处于边缘的东方文明参与构建世界文明的圆桌会议。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文化输出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向：我觉得，在当前的新形势下，要想进行有效的文化输出，首先要搞清楚我们的文化家底有哪些。在摸文化家底方面，西方国家早就走在了我们前面，我们不可能白手起家，也不能白手起家，一方面要创新，一方面要整理国故，就是发掘我们民族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宝贵文化基因，做到心中有数之后，才能分批次、分层次、有步骤地向外输出。

在摸清自己的文化家底方面，我们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是最早响应与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专业组织。1986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芬兰联合召开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专题研究、评价、落实教科文组织1985年索非亚大会总干事的文件《关于保护民间文学国际通用规则中技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初步研究》和教科文组织1985年巴黎保护民间文学政府专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1990年代至本世纪头十年除了上述几项与北京办事处直接合作外，中国民协还努力推广教科文组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实施以来，我们推动并实施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动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建立，参与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立法进程，推动了国家施行“国家文化遗产日”，推动了国家将传统节日列为国家假日，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传播与研究。短短数年间，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旅游，中国的农村和地方文化，中国的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得到了极大的认同与发展，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协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王：应该说，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有着自己的主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安全观，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国家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多在于强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然而，中国这种“韬光养晦”的战略适用于经济和政治层面，但比起周边日尧韩政府目标明确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和步步为营的文化行动，中国在文化政策层面却显得气象不足且特征不够鲜明，特别是在具体的文化举措方面，缺乏相应的落实。这也导致了东亚文化领导权的危机。可以说，在高层，宏观指导有余，微观实践不足，在国家立法和行政层面缺乏有针对性和有效的投资与支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这些举措，为社会各界在文化自觉之后如何采取文化行动、切实推进文化的影响，并为未来的文化输出起到了表率作用，为大家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向：不谦虚地说，类似中国民协这样的诸多社会团体和组织，在落实和促进国家、政府的文化战略、文化政策方面，功不可没，使这些宏观的、抽象的东西，能够落实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其更具备社会化、日常生活化的形态，使它们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样态，确实起到了相当的示范带头作用，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大家都知道的是，近些年来，清明、中秋、端午、春节都开始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而大家不一定知道的是，国务院关于将这些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假日的一些政策的出台，也是和我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长期的努力密不可分的。我们民间文艺家协会里的一大批专家，他们经过深入调查，向国务院、全国政协多次呈交提案以后才得到采纳，最终才成为国家制度。而这些制度，反过来又将会对我们的民间文化遗产、民间文艺，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历史性的影响。可以说，这样一年一年把传统的假日和节日放在一起，我们的节日就得到了根本性的传承和保护。节日是民间文化集中展示的大舞台，每一个节日都必须展示它独特的民间文化及民族文化，这实际给我们协会搭建了一个巨大平台。我们民协还开展一些其他相关工作，例如命名了几百个民间文艺之乡，像中国剪纸之乡、中国年画之乡，这些文艺之乡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风俗、文化品位，这也是我们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举措。还开展了各种民间艺术节、民间艺术博览会、民间手工艺比赛等等，而且每年还会评选各种成就奖，举办一些国际交流会。

我曾经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过十多年。别的领域我不敢夸口，但对于中国民协长期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挖掘并发扬光大所采取的行动，我是很清楚的。

2000年12月，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度签署“保护中国少数民族无形文化遗产·民歌”的行动计划，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实施。此后三年间，中国专家在全国各地的村寨、山乡、牧区，共采访壮族、瑶族、侗族、汉族、回族、保安族、东乡族、裕固族、土族、藏族、撒拉族等民歌手235人，搜集各族民歌385首，录音2520分钟，录像3420分钟。这次采录，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行的最先进的国际保护理念和技术手段悉数运用，实现了科学采记和存录。比如，用文字、摄影、录音、摄像记录演唱全过程，真实记录民歌手演唱环境、民俗、节日等；比如，在整理过程中采用少数民族语言、汉语、英语、国际音标同步标注和互译，实现了科学记录、多符号记录，多语言与录音、录像比照存录等，既有利于长久保存，又有利于多层次、广范围的文化交流。

2002年，中国民协启动实施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计划用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对我国各民族文化遗产进行再一次全面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开展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民俗文化调查，建立中国民俗文化图文资料数据库，实施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规划出版中国民俗志、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国服饰文化集成、中国唐卡艺术集成、中国泥彩塑集成、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总目、中国古村落调查与保护等。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立足于时代的高度，着眼于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艺术性，以文字、图片、录音、摄影、摄像做立体记录，把各种文化事象做综合调查，全面呈现和展示中国民间文化的生态活态性状，厘清中国民间文化的家底，确立中国民间文化保护的体系和对象。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获得的大量成果，许多填补了我国文化史的空白，许多重大发现及时保护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对传承人的调查推动了对民间艺人的尊重、保护和技艺传承。抢救工程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基础理论、方法、人才、成果。抢救工程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吁、行动，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弘扬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文化交流。抢救工程在全国各地实施与展开，促进了地方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抢救工程紧密配合国际行动和国家文化战略，提升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影响，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抢救工程还直接参与四川汶川地震中羌族文化遗产的文化救灾，取得重要成果。目前，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还在全国方兴未艾，各种成果正纷至沓来，它的影响还在向广度与深度延伸。

2009年，在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更加具备学术理性的、更大范围的、全民性的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动也在强力推进。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法国电影学院（北京）、新浪网播客等联合主办了用影像记录民间文化遗产的“记录正在消逝的文化”活动，受到网民的热捧，一大批具有发现性、抢救性、保护性、艺术性的DV作品在网上热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还与国家教委大学生在线网站联合举办了“我发现、我记录、我传承”的大学生寒暑假文化行动。山东省诸城市民协开展了中学生假期采写民间口传文学遗产活动，万余名中小学在校生参与，获得6000余份有效记录，普及与传播了乡土文化遗产。学生们的足迹到达全市村村户户。全国众多的中小学校开始尝试将本地优秀民间文艺编成乡土文化教材，让青少年学习、实践、传承优秀文化遗产。专家学者也及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中小学教育势在必行。中国仿佛一下成为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全社会的“非遗”热潮此起彼伏。

2009年元宵节期间，由14个国家部委参与，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系列活动”，充分显示出“非遗”保护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而将近20万观众的参与，则反映了对我国“非遗”的关注更具社会化。2009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第四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25个项目入选，总数达29个，居世界各国之首。这些代表作绝大部分属于民间文学艺术文化的范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益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文艺也日益交叉交融，呈现互动互补的文化格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世界性代表作的数量提升，形成了纵向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形成了统一协调的多门类多部类联合的横向联合保护机制，形成了由代表作、传承人、生态区、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研究中心、学术中心、传承基地、教育基地构成的保护格局。可以说，随着我国保护工作的迅速升温和全民热潮，“中国经验”也随之在国际上广受关注，成为重要的中国元素，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王：世界上任何文化都不缺少创新的生命力。《圣经》中上帝赋予亚当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征恰恰在于可变性。中国更不乏文化创新的经验：《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传》认为“日新之谓盛德”；《大学》开篇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近代梁启超则再次呼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些思想影响深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创新是创新传统在文化代际间的接续。创新是文化有机体的必然趋势，也是全球化时代所有文化无可逃遁的命运。只有不断创新，中国文化才能避免沦为博物馆中供人研究的对象，才能保持主体的生命活力，生生不息，创化不已。

向：对，我们保护和传承古老的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为了开博物馆，更是为了对我们今天和未来有所启发，能够有所本，使我们的文化不是凌虚蹈空，使我们能够在旧有的文明基础之上开出新的文明之花，结出新时代的果实。岳川教授之前曾谈到过，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近些年文字印刷界和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力之争，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美国不太重视考古学，因为无古可考，但实际上，只有短短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也开始重视他们的文化家产，早就开始了摸文化家底的行动。

早在1990年，美国就启动了“美国记忆”计划（Amer鄄ican Memory），旨在以数字化方式整合建国两百年来的历史文化遗产，随后又启动“下一代互联网”（NGI）计划，力求通过大范围的科研协作，实现科研成果共享、提高科研效率，还通过虚拟图书馆、虚拟实验室提高教育质量。1998年，法国启动了“文化精品数字化”（JOUVE）项目，法国的文化部每年投入8100万法郎，对来自图书馆、档案馆、大型博物馆和文献中心的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整理、存储和利用。日本则在完成了“e鄄Japan”的战略之后，又于2004年推出了“u鄄Japan”的战略目标，计划在2010年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物”都可以实现知识共享的社会环境……他们都在利用新的手段、方式来整理各自的文化家产，并为未来新条件下重新利用、创新发展各自的文化奠定了基础。

目前，开发和利用文化资源的文化产业，是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是无比珍贵的文化资源，可以在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中转化为文化生产力。通过生产性方式的保护，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进而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开发的良性互动，在文化产业领域扶持传统手工生产，振兴手工产业，走与现代工业生产并举共存、互补互益的产业化发展道路，推动传统文化保护事业由消极保护向积极的生产性方式保护转变的重大实践。传统手工技艺将在文化产业机制的激励下拥抱生活、焕发活力、与时俱进，其活泼的文化生产力，不仅促进了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也促进了本地、本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扩大了当地文化在国内、国际社会上的影响。

王：我认为，向社长谈到的中国民协所采取的一系列文化行动，和我提出的“发现东方”所指的方向和目标一致，可以说是“发现东方”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可以说“发现东方”与中国民协等社会机构组织所进行的一系列行动不约而同地构成文化输出行动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我一直主张，发现东方，就是在有了文化自觉意识的基础上，行动起来，不能坐、等、靠，更不能指望西方来发现我们，而是我们自己作为发现的主体来重新认识自身的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社会团体、组织所开展的一系列文化行动，就是基于文化主体的主观能动意识上的“发现东方”的实践活动，为我们进行文化输出提供了一定基础，如果说发现东方是一种理念，那么文化输出就是一种实践，对全球化、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的整体反思，其目的是通过输出，将中国经验世界化。连美国这样没有多少历史的国家都开始挖掘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并将其短短两百多年的历史文化进行数字化整合利用，我们更应该加快我们行动的步伐。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只有“发现东方”成为整个东亚的问题，人们才能真正感到发现和输出的重量。

而另一方面，在实践操作上，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尤其是资金问题，现在大抵只能通过民间方式积累和吸收国内和海外资金，民间资源也不可小估，这一工作意义重大，难度也很大，也许只能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文化输出肯定会像玄奘西天取经一样遇到很多麻烦，但玄奘不是无怨无悔地践行了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去做呢？在我看来，文化输出必然会遭遇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需要我们的才智和勇气，以及坚持不懈的努力。

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这些抢救行动，确实是我们自己的专家、学者在主持进行的，并且行动得比较早，在大家还没充分意识到的时候，我们民协的抢救、摸底行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可以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60多年来，栉风沐雨，与共和国同甘苦、共荣辱，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60多年的民间文艺事业，见证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翻身、文化发展、文化繁荣，见证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伟大成就和辉煌历程。60多年来，在祖国的繁荣发展中，中国民协一直与祖国同行，为抢救、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不遗余力、薪火相传。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实施过发掘本土民族文化的“三大战役”，始终围绕着抢救、保护、研究、发展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三座文化丰碑。

第一次“战役”是以“大跃进”民歌为高潮的各民族民间文艺运动。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 ——当初不是现在这个名字，而是叫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郭沫若是首任理事长，钟敬文和老舍任副理事长。刚成立时的中国民协相当于一个“小文联”，包含了文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音乐、舞蹈、美术、戏剧、曲艺、历史等各学术、艺术门类，相应的一批著名学者和艺术家成为首批理事。协会的宗旨意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根本任务和工作就是“广泛地搜集我国现在及过去的一切民间文艺资料，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协会组织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开展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并采取群众与专家，民间文艺专家与广大的民间文艺采集者紧密结合的方法，来进行搜集和整理工作，对珍贵而浩瀚的口头文化遗产进行系统、全面的采集。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文化工程，为了实施这一浩大工程，协会还形成了《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这样的指导性、规范性文件，明确提出科学要求。与五四歌谣运动和延安文艺运动在采集民间文艺上的个体化、零星化、艺术化的方法不同，新中国之初实施的采集工程，不仅强调了科学性，也实现了全国化的全面性。其间逐渐形成规模，直至变为全民的民歌收集与创作运动 ——大跃进民歌。20世纪50年代初陆续出版了不少歌谣集，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史无前例。在这次延绵十余年的大规模的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工程中，突显出民间文艺为新文艺服务、为新生活服务的主题，实现了尊重人民创造、推进人民文化价值提升的文化观转变，所搜集的一大批珍贵的各民族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改写了汉族文学文化史和新写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史，也重写了中国文学文化史。中国作为悠久文明古国所蕴藏的巨大民间文学宝藏崭露出它迷人的风采。

1958年7月，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工作方针，并举行了“民间文学展览会”。8月，《人民日报》又一次发表社论《加强民间文艺工作》。不久，中宣部转发了中国民协编选“中国歌谣丛书”的计划。当然，对于这一次工程逐渐演变为大跃进民歌，以及如何评价大跃进民歌还可以讨论、争鸣、研究。但这次工程实施，普及了民间文艺知识，引发了民间文艺搜集、再创作的热潮，收集了巨量的民间文艺资料，出版了大批民间文艺成果，的确也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巨大成就。

第二次“战役”是“文革”之后的新时期，历时25年，以“三套民间文学集成”为标志的全面科学地普查各民族民间文学。1979年，中国民协会同国家民委、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18个省自治区、45个民族的123名代表与会，邓小平等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接见了代表，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出席座谈会。本次座谈会，为民间歌手和艺人恢复了名誉，重启全面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工作，拉开了第二次“战役”的序幕。1984年5月，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协联合下发《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歌谣集成〉 〈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 （简称“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一项历时25年的大型抢救保护民间文学遗产的工程正式启动实施。通知指出：“一些仅存的老歌手、老故事家都已年届高龄，抢救、搜集工作迫在眉睫，如不抓紧，这笔存在于人们口头上的文化财富就会继续泯灭而失传，因此也必须通过一个广泛的、有计划的搜集活动和编纂工作，使这份文化财富得以保存，使民族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三套集成工作坚持专家主导、专业规范，并在全国推广施行。还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 ——三套集成的总编委会，由周扬同志任总主编，以下分别成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编委会、中国歌谣集成编委会、中国谚语集成编委会。总编委会下设一个办公室，处理三套集成的日常事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成立各套集成的分编委会，负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卷的编辑工作；各分卷的主编、副主编、编委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后报总编委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三套集成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按照这个部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协为主，纷纷成立机构，全国各地一批最著名的民间文艺专家和各地民间文学搜集者汇聚成一支浩荡的队伍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工程。这次文化发掘工程要求“忠实记录、慎重整理”，并分期培训了骨干力量，在搜集过程中采用了录音、摄影、录像等先进技术。这次文化行动中的重大发现和重大收获的数量之多之巨，令人叹为观止。三套集成已经完成了全面编辑出版工作，与十大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一起被誉为“文化长城”，应是当之无愧。三套集成工程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成果收获最丰、历经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民间文艺抢救保护工程。其间积累了巨大的文化财富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书写了改革开放30年最辉煌的民间文艺成就新篇章，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彪炳史册。

第三次“战役”是以抢救工程为龙头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进入21世纪，在现代化大潮汹涌而来，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情势下，文化多样性成为最为引人瞩目的国际话题。与此同时，维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文化根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遗产，因其脆弱性和原生性，面临濒危和消亡。鉴于我国民间文化遗产样态、种类的无比繁复，前三套集成时代和三套集成时代，中国民协抢救保护的重点仅限于民间文学一种形式和门类，我国众多的民间文化遗产、民俗文化遗产、民间艺术遗产、民间美术遗产都未及系统地进入抢救、采集、整理的工作范畴。即使是民间文学，其中的史诗长诗、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众多的民间传人的技艺和记忆等都未及系统整理，抢救与保护的任务依然艰巨而任重道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全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行动的推动下，中国民协自2002年启动实施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协就从抢救濒危民间文化遗产入手，开展了一系列全国规模的抢救和保护行动，计划用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对我国各民族文化遗产进行再一次全面普查。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于2002年10月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2003年纳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抢救工程实施以来，成果巨大，收获颇丰。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对全国20余个重点年画产地实施了全方位、地毯式的普查，规划出版了20余卷，每卷都获得数百小时影像、数万张照片、数十万文字。这种全景式调查、记录与呈现，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国际国内学术界无不予以高度首肯和好评。

中国民协所进行的这三大“战役”，就是民间文艺事业发展的三次高潮，这三大“战役”也见证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三个时代、三次高潮、三座高峰。

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俗文化散布于田间乡野、村头炕上、广场祠堂、岁时节令之中，它的最大特性就是倘要对之加以鉴赏、传播、研究，就要深入其间，奔赴田野，身临其境，去搜集、调查、整理。应该说，在发掘本民族民间文化方面，中国自古就有这样的传统，中国自西周就有诗官采风制度，孔子采诗并编纂《诗经》，两汉有乐府制度，历朝历代的文化在其发展成熟到糜烂之时，往往会从民间文化中汲取清新刚健的因素，为其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对民间的、民族的文化也非常重视，这是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独特的文化指纹。

王：向社长谈到的中国民协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文化实践、文化抢救行动，我有所了解，的确让人叹为观止。这些行动，相当于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次知识考古和文化发现，对本民族的传统进行再发掘，意义非常重大。随着现代化的冲击，这些存留着我们民族文化指纹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无不受到冲击，在同质化严重的现代社会，这些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形象，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必须及时加以保护和抢救。我觉得，抢救、保护和传播应该齐头并进，并且要与时俱进，不拘一格，借助当前最先进的技术来进行保护与创新。我去过敦煌好多回，那里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播就做得非常好，让人印象深刻。

向：我们不仅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和抢救行动，还与时俱进，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新情况，对我们的文化遗产、文化家底进行了一系列的数字化保护措施。

传统的纸质图书出版，不仅工程量大，出版周期长，成本费用高，而且不能适用于现代的传播与共享，也很难达到科学有效地保存这些珍贵资料的目的。目前，数字技术一日千里，电子扫描技术广泛运用，软件编程可以灵活简便地处理和检索存储资料的繁杂内容，电子图书、数字图书馆技术也为记忆遗产的保护与传播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前所未有的机遇与便利。为此，我们又开始实施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普查资料数字化工程，并将此一工程纳入中国民协正在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作为其子项目之一，按民间文学的科学分类编排、扫描、录入我会现存民间文学资料县卷本及其他现有资料，使其可以永久存储和网上传输传播。具体包括口头神话资料库，口传史诗资料库，口传长诗资料库，口头传说资料库，民间故事资料库，民间笑话资料库，民间歌谣资料库，民间谚语、歇后语、谜语资料库，等等，并按我国56个民族编排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库，每个民族的资料库包括该民族民间文学的各个类别，还按图书索引、检索的方法设计科学、完善、方便、丰富的检索体系与功能，系统设计编排程序，使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普查资料全部实现分级、分类、分项、分词等的强大编程和检索功能，方便运用和网上传播。我们还适时将普查资料中的民间故事部分进行研究，进行主题分解分类，按国际通行的AT分类法[1] ——阿尔奈—汤普逊民间故事类型与分类法，进行母题类型编序和分类，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民间故事类型》并没有包含中国的，而美籍华人学者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虽有英文版，但仅仅只有很少量的中国作品。所以，还将适时出版中文、英文的《新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我国现有民间文学资料规模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其唯一性、完整性、珍稀性、巨量性，举世罕见，而中国民协所进行的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程，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浩大的对口头文学遗产进行记录和有形保护的文化工程，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也望尘莫及的，在人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记忆遗产行动中堪称壮举。但这些资料或集中，或分散，很大一部分在省级民协组织或民间文学工作者个人手中，对这些资料的再抢救以及把它们由一般资料转变为共享的文化财富，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以电子版形式向海内外出版发行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普查资料数字图书，其内容同以上数据库相同。这将是类似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儒藏、道藏、佛藏等大型图书工程的电子图书工程，并且是中国口头文学遗产的一次整体推出，具有强大的文化震撼力。

数字时代的到来，建构了全新的文艺生态。影视、影像艺术的发展及其传播影响之大自不必说，就是它的记录功能，也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文化艺术领域更是日新月异。对文艺人物、资源、作品、形象、创作、技术、艺术、生态、生活、环境、历史、传承等进行活态的影像和立体的记录与传播，成为现时代文化积累、文化传承、文化收藏、文化研究、文化教育的重要而具时代性的特点。影像及其数字化比文字、文献典籍传播传承文明具有更有效、更全面、更生动、更真实的作用，其对未来的贡献与影响也将十分深刻与长远。

为了在信息化时代更好地保存、传播、弘扬中国的文化艺术，更好地融入世界，中国文联还专门成立了文艺资源中心……

王：我有个博士正好在中国文联的文艺资源中心工作，所以对这个机构有所耳闻，听说他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云驹兄既是中国艺术报社的社长，同时又是文艺资源中心主任，可否详细介绍一下？

向：文艺资源中心是2011年经中编办批准成立的，属于中国文联的直属单位。专门为此成立一个机构，可见其重要性。他们专门负责文艺方面的数字化建设工作，建设中华文艺资源数据库，其中包括基础资源、人才资源、多民族文艺资源、地域文艺资源、艺术门类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古代文艺资源、当代文艺资源、平面视觉艺术资源、听觉艺术资源、综合艺术资源、民间文艺资源、影视艺术资源、文艺典籍资源、文艺经典资源、舞台艺术资源等等袁可形成中华文艺资源海量信息的汇总、整合、存储，提供权威的中国文艺资源信息化集成，丰富祖国文化资源宝库，应对当前信息领域文艺资源粗疏、芜杂现象，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促进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人类文明交流。通过及时记录、生动保留、便捷交流我们这个时代各领域最有影响的一大批文艺家成就成果，来展示当代艺术的风采。

我国拥有庞大的地域性的、多民族性的文艺资源。比如数百种地方戏曲，数千种地方曲艺，数万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数不清的民歌曲调，无以计数的民间美术种类，等等。比如我国巨大的各艺术门类的历史作品、历史资料、历史图像、历史文献、历史典籍、历史上的文艺名家名作等；各类文艺中又有丰富的类别，这些都是当前文艺创作的强大依托，是我国文艺宝库中的明珠。它们应该整合在中华文艺资源数据库中，形成蔚为壮观的文艺资料，成为对外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成为后人享用不尽的文艺财富。

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正在建设的中华文艺资源数据库，是以数据库技术、全文检索技术、多媒体技术等先进的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建设中华文艺资源数字化加工，智能采集与整合，内容管理、发布，以及全文检索、数字化传播和个性化信息服务等应用系统为应用目的，构建中华文艺资源数字化信息采集、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中华文艺资源存储的数字化、服务的智能化、资源共享的最大化，适应当代文艺发展网络化、数字化进程，具有现代化管理手段和高智能化处理能力的国家级文艺资源数字化资料馆系统，进行文艺资源信息资料永久性数字化存储与应用服务，打造数字化的中华文艺“四库全书”，成为文艺工作、文联工作新抓手，公共文化服务新平台，文艺资讯、文艺产经信息权威集散基地，健康文艺风尚、文艺舆论权威引导阵地，中国优质文艺、主流文化权威外宣窗口。

中华文艺资源数据库核心应用系统采用分布式、分层体系结构，将由若干级子库组成，逐步实现如下功能：（1）立体信息采集功能；（2）先进的数字化整理与存储功能；（3）强大的传播与应用功能，构建先进的检索、数字出版和门户网络传播功能，采取主动的推广措施，满足文艺创作、研究、欣赏以及向世界传播的需要以及多方面使用需要，彻底改变当前无法总体把握、保护、管理和系统使用中华文艺资源的状况，实现全球对中国文艺资源的信息共享，助推中国优秀文艺对新媒体传播阵地的占领，及向世界的进一步传播；（4）专业工作平台功能，通过各门类以及各个艺术家的资料收集与整理转化，以及网络传播，全面反映中华文艺资源状况，为国家文艺政策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为文艺创作、研究、传播、消费提供权威资源平台；（5）多语种发布功能，构筑对内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最权威平台，重点实现中文、英文的发布，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实现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及法、日、德等语种发布，最大范围传播中华优秀文艺资源，扩大中华文艺的影响力。

王：据我了解，目前不少文化企事业单位也在努力推动本领域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像国家队的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等等，近年来都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非国家队的更是不少。比如，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的“城市文化资源数字化展示技术研发”，杨凌风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的“地区文化资源数字化应用示范”，产学研各类单位既分工又合作，实现模式的创新，形成了不少值得借鉴和推广的经验，但无不耗时耗力。可以想象得出来，建设中华文艺资源数据库，任务非常繁重。但是，毫不夸张地说，这将是一项弘扬中华文化的重大战略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云驹兄责任重大啊！

向：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机构组织能独自完成的，需要国家的支持，社会各界的帮助，还需要各位艺术家的热心配合。岳川教授是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的带头人，我们的文艺资源库的建设还需要您多多支持，您将来也会成为我们的文艺人才资源库不可少的成员，欢迎提供您的相关信息和作品。

王：没问题！非常乐意。

[1]①指芬兰的阿尔奈和美国的汤普逊发明的“AT分类法”，是研究世界各国、各民族浩如烟海的民间故事时常用的分类编排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