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高校多元化办学格局初现

内地高校多元化办学格局初现？

即使在官方制约的背景下，社会、科技的力量依然有可能让教育更开放、包容、平等。

特约撰稿/ 林绮晴

自去年以来，多所中外合办大学、独立民办大学、民间教育项目宣布设立，在公立大学体系之外的各方力量参与进来：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获批设立，国内中外合办大学数量增至9所；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和杭州市签署协议，准备筹建国内第一所民办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马云牵头创办的湖畔大学开课、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分别着力培养企业、公益专业圈子的人才……

中国大学体制问题被诟病已久，曾经轰轰烈烈的南方科技大学改革已陷入沉寂，如果说公立大学内部的自我革新困难重重、无法推进，这些游离于官方之外的民间办学力量，能否在这场数十年的教育改革马拉松中闯出新路？

中外合办大学：“特区”创新

汕头市一片100多亩的土地上正在紧张建设中，这里将是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一期校区所在地，预计将于明年3月交付使用，学院将争取明年获得教育部批准，迎接第一批学生。

根据公开资料，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是享有“以色列麻省理工”美誉的以色列理工学院与汕头大学合作建设的中外合作大学。2013年9月，在李嘉诚基金会的推动下，以色列理工学院与汕头大学双方正式签署备忘录，确定合作创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2015年4月，学院获得教育部批准设立；12月，建院启动仪式举行。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亮相高调，定位为创新研究型的大学，这也是国内第一所理工方向的中外合办大学。根据规划，教授三分之二来自以色列理工学院，三分之一来自全球招聘；学生来源中，90%来自中国大陆，10%是国际生。中方校长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李剑阁出任，被认为是兼具政界的深厚经验和经济学家背景的重量级人物。在资金方面，李嘉诚基金会将捐款1.3亿美元（约合8.4亿元人民币），而广东省和汕头市政府计划拨款9亿人民币并划拨约623.45亩土地，支持校园初期建设和运营。

创新是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关键词。李嘉诚在学院奠基仪式中表示，“创新力是无法模压的，只有通过有内涵的教育和健全法制，才可期待创新能力和创新信心，成为打造自主、公平、快乐和丰盛未来的核心动力”。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对学院的制度创新抱有很大希望，“过去的洋大学都是国内公立大学加国外学校两方举办，这次有基金会直接推动，三方合作，可能在制度架构上能够有所创新，核心是保障学校的自主性。”

中外合办大学，指外国教育机构与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举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大学，从机构数量和招生数量上看，这种选择非常小众。根据教育部数据，截至2015年5月，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845所，其中中外合办大学7所正在运营，2所筹办中；即使算上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根据2016年中外合作大学校长论坛数据，目前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共计2411个，在校总数约55万人，其中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不过45万人，而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700万人。

但规模上的细小并不影响各方对于中外合办大学的殷切期望，自从2003年中国加入WTO开放国内教育市场，在十几年历史中，这一办学形式一直备受关注。小而精的中外合办大学被认为是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的探路者，引入海外优秀教育资源的同时，更希望引入新的教学模式和管理机制，刺激中国教育体制改革。

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态度也逐步转向支持。1995年国家教委关于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定位为“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补充”；到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升级为“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在中外合办大学面临的问题中，西式教育输入是否影响国家教育主权是其中敏感的问题，具体而言则是如何处理军训、思想政治课、党委等中国特色设置。从实际操作来看，中外合办大学普遍不设军训，思想政治课程尽管依然要上，但做了淡化意识形态、增强历史文化成分的处理。

2015年12月16日，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和中以（汕头）科技创新合作区在汕头桑浦山下正式启动建设。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省长朱小丹，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李嘉诚基金会主席、汕头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李嘉诚出席奠基仪式。

与大部分公立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同，中外合办大学的管理架构以理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对于党委和理事会的权力是否有冲突，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认为并不存在冲突，分寸很明确：“中外合作大学是中国的大学，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党委在办学方向上发挥保障作用。如果说中外合办大学的管理模式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特区’，那么党的领导没有特区。”这个创立于2010年的中心是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理论研究基地、国内第一家专门研究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术机构。

在中外合办大学面临的另一问题，则是现实的生存压力。目前被列为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大学，都是公办大学，办学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投入和学生学费，平均约一半来自政府投入。其中，985高校、211高校的政府投入（人头费、专项拨款和科研经费）在办学经费中占了更大比例。与公立大学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财政支持、做差了没关系不同，中外合办大学初期虽然也能获得政府的资金或土地支持，但长期则需要依靠自我造血，相对昂贵的学费（一年数万到十几万人民币不等）不足以支撑学校运转的巨大成本。

林金辉认为，目前整体而言，中外合办大学暂时没有急迫的财务压力，运转比较好，但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向社会和市场，走类似美国私立大学的募捐道路，拓宽经费来源渠道。

独立民办大学夹缝求生

国内第一家精英民办研究型大学，可能将诞生于致力成为“中国未来创新的第一镇”的杭州云栖小镇。

2015年6月，杭州市政府和“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签署协议，合作筹办西湖大学。据多家媒体报道，根据协议，西湖大学将借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规模和斯坦福大学的办学理念，由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或其他顶尖人才领衔组建相关院系，将设立工程学院、生命科学院、商学院和理学院4大学院。学校初步招生规模在5000-6000人，首先招收博士生、研究生，随后面向本科生。西湖大学资金由民间筹资，政府也将投入一部分，总的资金投入量大概是十年200亿。

然而，西湖大学的筹办还有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例如，如此规模的资金投入中，财政投入多少、民间筹资来源何处等等；按照现行高校设置的规定，新筹办大学必须从专科开始办学，升到本科，再一步步申请硕士点、博士点，西湖大学是否能成为特例？据不愿具名的教育界知情人士透露，西湖大学从去年宣布筹办到现在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和杭州市双方对投入的资金、硬件上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希望杭州市投入更多资金、盖房子，在要价上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甚至是否维持‘民办’的性质还不能确定。”对于这些问题，“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没有接受《凤凰周刊》的采访。

西湖大学面临的资金和制度困境，也是中国独立民办大学所普遍面临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以俄为师”，学习苏联的大学模式，开始全国范围的院系大调整，所有大学都成为国家所有，建立起高度集中、条块分割、部门办学的高等教育体制。一直到80年代，高等教育资源奇缺，才重现了一批自筹资金、独立办学的民办普通高校。过去二十多年中，对于民办教育，尽管政府在立法层面已经给保护，甚至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表示“大力支持”，“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制定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等等，但现实中民办教育面临多种限制或者政策歧视，民办大学集中在专科或特定职业教育，没有一家进入一流大学行列。

对此，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分析，最大的原因还是政府没有给民间资本进入教育创造好的条件。“我认为关键在于政府还没有抱着开放、多元、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方法来做教育，办学门槛太高。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有一批能够跟清华、北大叫板的混合所有制学校或者民办学校，这才是教育改革成功了，否则可能永远无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民间办学的意愿和财力均已具备，但欠缺开放环境的东风。例如，企业家俞敏洪、王石等都多次公开表示办大学的愿望。2007年，俞敏洪曾多次公开表示想建一所非营利性大学，最终因土地未能获批，只好退而求其次寻觅现成的大学。2013年，俞敏洪接手三本学校耿丹学院，但面临无法招到二本批次的生源、独立学院转设成民办学校的土地面积不达标等政策问题，目前看来学校的运行并未有所突破。

“当下的中国，想办大学的人非常多，企业家的财力没有问题。社会力量包括基金会，也已经具备了办学的力量。民间资金很多没有投资方向，基金会很多钱花不出去。如果能有有吸引力、有品牌的民间大学，相信很多资金愿意投。”杨东平说。

教育形态变化可期

“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这是2015年底国务院对中国高等教育设定的时间表。远景美好，近况却不容乐观。

自1980年代起，政府已经对大学管理体制改革提出“放权”，但大学行政化问题并无起色，反而日益严重，大学难以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权。高校和政府管理部门以工程、项目、课题的方式控制资金流向；大学拥有不同的行政级别，从上至下的资源分配方式决定了级别越高的大学获得资源越多，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如今大学“去行政化”已经成为各界共识，但进展令人沮丧。

这一点也已经引起国家高层领导忧虑。201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对教育去行政化的重视，例如，他在和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说：“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大学还应该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

回望历史，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数量不多，但有一批高水平私立高校，形成了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并存、互相竞争的格局，盛况一时。多元办学主体，这一点也是政府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强调的，“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

“公立大学现在没有外部压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呼吁中外合办大学、民办大学等等形式在中国要尽快成长，它们成长起来了，才会倒逼公立学校的改革。”朱永新说。

近年来，在学位教育之外，各种教育的新形式不断出现，例如：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在家教育（home school），没有校园、采取远程授课的美国密涅瓦大学等（Minerva Schools at KGI）令社会对未来教育的形态产生新的畅想。

“未来大学的形态可能会有很大变化，更多的人利用大学这样一个环境自主学习，大学的组织体系会进一步弱化，而作为课程资源和学习中心的功能会强化，学校之前的学分互认、资源共享会成为趋势。”朱永新表示，一个人在哪个大学读书并不重要，而是学了什么更重要，“未来大学可能会回到大学最初的定位去，它真正成为一个研究和创造的中心，而不是一个文凭的制造商。”

在紧盯传统大学改革之外，科技和形式的创新也有希望能让精英教育更开放、包容、平等。

□  编辑  李光  □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