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可师

顾炎武可师

他的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深深激励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他所倡导的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风和涉大川、历群山的践行精神，更是毛泽东所推崇和效法的榜样。

毛泽东评点原文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民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1]

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2]

顾炎武简介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宁人，明亡后志存恢复，改名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世人又称为亭林先生。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

顾炎武生于官僚地主家庭，14岁时和同邑友人归庄一起加入东南一带进步知识分子的组织——复社，经常评议朝政，反对官僚专权。2 7岁时，参加秋试，不第。此时，明朝的内外危机已经十分严重，顾炎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退而读书。他辑录了全国各地的疆域、形势、水利、兵防、物产、赋税等资料，写成了《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两书。

明亡后，清军渡江，南京失陷，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常熟。昆山县令杨永言起兵抗清，顾炎武加入了这场斗争，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授炎武为兵部司务。昆山失陷，炎武得脱，嗣母绝食而死，遗嘱炎武：“毋为异国臣子”。不久，南明政权大势已去，顾炎武仍然从事抗清活动。由于受到汉奸、豪绅的迫害，顾炎武被迫于1656年只身北上，来往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一带，考察情况，联络志士。在此过程中，他遍历关塞，四谒孝陵、六谒思陵，结识了王宏撰、傅山、李中孚等爱国者。康熙七年(1668)二月，因山东姜元衡告讦，顾炎武被捕入狱，后由李中孚、朱彝等人尽力营救，获释。晚年，定居于陕西华阴县。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下诏举博学鸿词，又修纂《明史》，大臣们争相推荐他，他誓死不从。70岁时病死于山西曲沃县。

顾炎武的学问务实多而务虚少，在广阔的学术领域都有不少的建树。他主张为学在“经世致用”，力矫宋明理学、心学的流弊，反对空谈性命天道，他的信条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所谓“博学于文”就是从日常生活中的洒扫应对，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到历史上的经集、典章、文物、制度，举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知识，都应当用心学习；所谓“行己有耻”，就是指一个人立身行事，要讲是非、善恶、廉耻，首要的是不关心个人名利，而要关心国家人民的大利。他认为科举制度无耻而空虚的学风，其祸足以亡天下，必须改正。晚年的顾炎武在治学上偏重于考据，开辟了清代考据学的学风，但他的考据，和后来清代儒者的考据是不同的，他不是为考据而考据。审古音，明古义，考古制，察源观流，以备经世之用，这才是他考据的目的。

最集中体现顾炎武忧国忧民思想的，是他在《日知录·正始》一文中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这个思想冲破了几千年以来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所主张的愚民政策的束缚，充分肯定了普通平民百姓的个人价值、对国政的参与权和对国家社会应负的责任。在此后的国家民族危亡时期，先进的人们总是以这一响亮的口号来勉励自己和激励民众，在振兴中华民族的今天，它仍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试析

顾炎武的代表作是《日知录》，这部著作共32卷，分经义、政事、史地、兵事、艺文、天象、世风、礼制、术数等方面，内容丰富，考证精审，体系缜密，顾炎武自称平生之志与业尽在此书中。这是他在旅行各地的过程中写成的。他所到之处，常常用两头骡两匹马装载着书籍，经过边境要塞和驻兵的堡垒，就叫来老兵向他们询问当地事情的曲折经过，凡是有跟平时听到的不相符的地方，就取出随身带的书籍查对，如果在平原旷野，他就在马鞍上默读各种经书的注疏。可见，他的学问不同于迂儒闭户著书，而是经过调查、印证得来的。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接触到顾炎武的《日知录》。1910年秋，毛泽东到湘乡县立东山高小读书，他曾对同学萧三发表了一通自己的看法：“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3]这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出自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已对顾炎武的“明道救世”之学有了初步的了解。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在这年的10月至12月，他在预科班学习时做了一本课堂记录笔记，这就是他的《讲堂录》。其中毛泽东摘录了不少顾炎武的言论主张，推崇他的“足迹半天下”的实践精神和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注意民生利病和国家大事的济世精神，特别恭谨地摘录了顾炎武的学生潘耒所作的《日知录序》，可见毛泽东对顾炎武的赞赏。1917年，毛泽东以化名“二十八画生”(来自于毛泽东三字的繁体笔画数之和——作者注)在《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通过对身体与德智关系的解释，认为人是由物质的肉体和精神的德智构成。因此，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两者不能偏废，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强调加强体育锻炼，只有德智与体力合行，则无事不成。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曾说：“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4]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身体是事业之本，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干什么都不成。为此必须改变旧的教学体制和思想观念，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模式。毛泽东特别指出了明末清初颜习斋、李刚都是文武兼备之才，尤其提到顾炎武游历山川大地，认为他可师，对他的做法倍加称赞，感到这种游历不仅是学问的重要来源，还可以锻炼体魄，可谓一举多得，值得效法。

这年暑假，毛泽东和萧瑜以“游学”方式步行调查，从长沙出发，经过宁乡，到安化，再到益阳、沅江，然后回到长沙，历时一个多月。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回忆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旅行，游历了五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5]据同行者萧瑜后来回忆，他们此行踏察古城寺庙，体验民风乡俗，对于乡绅、名儒、县吏、农户、船家、僧人都有所接触。一路上还曾就沿途观感进行过关于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文化史的有意义的讨论。这种一反只是困守书斋读纸上之史的传统，注重从实地亲身体味乡俗民情和古人文化创造遗风流韵的做法和精神，使我们可以想像出毛泽东对顾炎武所倡精神的深刻领悟和践行。此后，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许多深刻而真切的认识，或许得益于此。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13年10月至12月手写的《讲堂录》，原文出自潘耒《日知录序》(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9页，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2]摘自毛泽东1917年4月所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8页，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3]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2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4]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37页，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5]见斯诺：《西行漫记》，第122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