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论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不仅源于词汇本身，也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源于英国现实政治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本身。从研究问题来看，研究者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离不开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也离不开现实政治的推动。比如伯明翰中心的工作从一开始起就针对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中的那些重要的政治问题，注重文化的政治学。英国亚文化研究则努力寻求新的社会变革的力量，因为工人阶级似乎正在与现存制度以及保守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等结合在一起。他们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也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斗争与政治运动的影响。转向女性主义研究是直接受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而趋向于种族研究则是由反种族主义斗争所引发的。英国文化研究转而关注教育和教育学，是与政治上的担忧联系在一起：尽管有20世纪60年代的种种斗争，然而，资产阶级的霸权却日益见涨。撒切尔的胜利带来了英国政治的右倾转变，这在20世纪70年代导致人们关心起对新保守派霸权中独断的平民主义的理解^〔18〕。

而从发展过程来看，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每次发展都或多或少与现实政治相关联（详见第二章）。更重要的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自身对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做出了深刻解读。“文化政治是我们的关切和实践的焦点，不是某种特定的宗派主义的政治立场，而是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文化政治，简而言之，如果说可以从英国文化研究中学习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始终坚持在不同的语境中把握文化与权力的关联和组合方式。”^〔19〕

从根本上说，研究者希望大众文化能够成功对抗精英文化或统治性文化，研究背后隐藏的是由资本主义和不断商业化的文化生产、分配及消费体系所决定的阶级结构。研究者关注社会关系、社会意义以及社会权力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表面上是对大众文化的承认和重视，实质上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政治斗争，文化研究因此本质上是政治运动。研究者研究电影、小说、音乐等，也研究这些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研究人们创造和体验文化的过程，据此强调工人阶级对文化霸权的抵抗，这些对于女权主义、身份政治和大众文化的研究都具有基础性作用。因为这些特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不仅研究青年亚文化和媒体，而且充分关注文化在社会阶级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强调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因此“文化研究就是作为一种激进的质询出现的，它反对简化论、经济主义，反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比喻，抵制虚假的觉悟概念；但是不管文化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离得多远，它毕竟还是保留了某种紧迫的政治责任感”^〔20〕。

在当代社会，大众文化的发展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政治关注的是人的解放，价值追求本身就是政治的一个内在维度，而文化实际上是属人的文化，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主体是普通人，因此政治本身也是具有文化性的，政治的发展离不开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而政治要起作用，也必须依赖于大众文化。也就是说，一方面，从政治概念本身来说，随着社会发展，政治的理性层面（阶级性）逐渐被淡化，研究者们更加注重的是政治的价值层面（文化性），政治本身具有文化性。另一方面，从政治的目的来说，政治要起作用，必须依赖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研究可以说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留下来的最宝贵的理论财富之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做出了深刻阐释，其中最具代表性并最与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相关的人物之一是霍尔。

1．大众文化

霍尔深入分析了大众文化概念。他指出，首先，拿最常用的含义来说，事物被称为“大众的”，是因为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而且似乎也尽情地享受它们，这是这个概念的“市场”或商业定义。其次，大众文化指“大众”在做或者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它接近大众概念的“人类学”定义：“大众”的文化、社会习惯、风俗和民风，总而言之，所有那些标志他们“特殊生活方式”的东西。最后，“最关键的是与统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用持续性的张力（关系、影响和对抗）来界定‘大众文化’”^〔21〕。

霍尔主张“把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动的领域看成是持续变动的，然后考察把这一领域不断地建构为统治与从属两部分的那一关系……考察使统治部分和从属部分之间的关系得以表达的那个过程”^〔22〕。这实际上肯定了大众文化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大众文化不仅是满足消费者娱乐需求的文化，它同时是作为消费者的大众抵抗统治性意识形态的方式之一，体现了与统治性文化之间的关系。大众文化是“文化内和文化间的阶级斗争……对这场关于支持还是反对权势者文化的斗争来说，大众文化是它的场地之一，也是这场斗争需要占领的据点。它是赞成与对抗的竞技场。部分地是霸权出现的地方，也是霸权受到保护的地方。它不是已经完全成熟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可以被简单地‘表达’出来的场所。不过它是社会主义可以在那里得以建立的领域之一。这是为什么‘大众文化’具有重要性”^〔23〕。对“大众文化”的这种界定，既承认了文化霸权的存在，也看到了人类主体的能动作用。

另外，霍尔认同汤普森将文化视为整体的斗争方式的观点，并从阶级角度来理解大众和大众文化。“‘大众’这一术语与‘阶级’这个术语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我们知道这一点，却常常苦心地去忘掉它。我们谈论工人阶级文化的特殊形式，却用‘大众文化’这个更有包容性的术语指称研究的一般领域。十分明显，我所说的一切如果不与阶级的视角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话，将没有任何意义。”^〔24〕但霍尔也认识到，阶级和文化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是交叉的，但不能互换。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是从属阶级反对统治阶级霸权的场所，它不是直接的社会主义文化，但社会主义有可能通过大众文化确立起来。这从根本上体现了霍尔的政治观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

作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霍尔的观点大致反映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观点。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大众文化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消费性文化，对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研究来说，消费性文化主要指涉的是工人阶级文化。另一方面是边缘文化，这就将亚文化、女性、同性恋、种族等问题都纳入了大众文化的研究范围。而包括边缘文化在内的大众文化的主要功能是对抗统治性意识形态，它具有政治意蕴。

2．政治

“政治……指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25〕这个定义实质上涵盖了政治的价值与理性维度，也可以说代表了英国研究者的主流观点。二战后的英国，由于大众文化的出现，以前那种精英文化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文化不再是以艺术为核心的为少数人所拥有的东西，而是贯穿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实践之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精英文化与日常生活是分离的，而大众文化本身就是日常生活和广泛的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同时，文化还必须置于社会的其他领域中才能得到理解，而社会诸领域的核心其实就是政治。政治是与文化相伴相随的词汇，政治学也成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意识形态概念因而成为无法回避的主题。格雷姆·特纳认为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范畴”^〔26〕，詹姆斯·凯里则认为“英国文化研究可以很容易地，并可能更准确地被描述为意识形态研究”^〔27〕。但这并不能说明文化与意识形态是同义的。霍尔认为，“当某人说‘意识形态’时，有些东西被遗漏了，而当某人说‘文化’时，有些东西又不存在”，霍尔这里所谓遗漏的东西是政治^〔28〕。“英国文化研究的焦点在任何时候都受制于当时的政治事态，因而，他们的主要工作被认为是对政治的干预。”^〔29〕“文化研究……是一种文化政治层次的介入。也就是说，在一开始文化研究就与英国社会紧密接合，参与的成员大都投入社会运动之中，知识上的关注与政治上的忠诚无法做截然的区分，这些是它与英国既有体制中学院派最大的不同之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