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思维观与和谐文化发展

一、文化遗产思维观的核心是和谐思维

所谓文化遗产思维观是人们珍惜保护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的思维传统以及对此传统思维方式和思维文化的基本评价和总体看法。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思维观的核心是崇尚和谐思维。和谐思维是和谐文化的深层内核，建设和谐文化，关键是更新思维观念，转变思维方式，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的理念和原则深入人心，并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为了更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和谐思维，对其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进行科学的界定和阐释，是十分必要的。

一般人以为，和谐思维是指从和谐的视角分析事物的一种方法。这一定义虽然指明了和谐思维的方法论维度，方向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全面和深刻。在本书看来，所谓和谐思维，是指从和谐的视域出发，以和谐为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揭示和谐性、交融性、平衡性、协调性、有序性、互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并以追求事物和谐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思维方式或思维模式。

首先，和谐思维是从和谐的维度或视域观照对象，和谐成为其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坐标系和切入点。无论在世界观还是在方法论上，观测事物的视角不同，探讨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所看到的事物本质属性和变化规律是大不相同有时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由于认识主体所特有的理性能动作用，人们在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时，总是要从既有的知识积淀和实践需要出发，选择认知向度和观测坐标，企图毫无遗漏全息式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但这是不可能的。和谐思维方式因其和谐的观察视角，决定了它把解析和谐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和有利于事物的和谐发展作为其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着眼点。

其次，和谐思维以和谐为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把和谐贯穿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全过程。在认识事物时，无论你怎样破除成见以保持客观的态度，也无法破除掉已在头脑里形成的认知图式和价值理念，正是它们决定着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进行及其运行线路。假如以“矛盾”作为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就必然以克服旧事物、破坏旧世界为主要目的，突出的是矛盾的对立性、斗争性、冲突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强调的是“否定性原则”。如果以“和谐”作为其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就必然以维护动态平衡、建设新世界为主要目的，突出矛盾的同一性、统一性、和合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强调的是“和合性原则”。这两种原则和价值观看似相互对立，在本质上却是相互照应和辩证统一的。

再次，和谐思维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到事物内部，揭示矛盾或系统的同一性、协同性、平衡性、互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作用的内在机理。当一种思维方法或思维方式选择了一个特定的观察视角，确定了基本的认知原则和价值取向后，就必然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分析和解剖事物的内在矛盾，阐明事物的发展规律。和谐思维所侧重剖析的正是事物有机体内部诸对立差分要素的协同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

最后，和谐思维以追求和促进事物的和谐发展为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无疑，任何思维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事物的和谐发展，那种认为西方的“矛盾辩证法”是与和谐相对立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但是，为了达到最终和谐，就需要通过对抗和斗争消除前进中的障碍，以便为和谐发展开辟道路。“矛盾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由于突出对立和斗争的作用，人们往往容易把它误解为“斗争哲学”，并把“斗争”直接当作其目的和归宿。其实，和谐永远是人们为之崇尚、为之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当和谐思维直截了当地把“和谐”界定为自己的目标时，它不过反映了人类在这个问题上“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客观规律和终极追寻。

和谐思维的本质内涵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其他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其基本特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系统和生性。早在2000多年以前，周太史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著名命题，指明了系统的和生性。诚然，这一命题反映的是事物系统的本质特性，是一个客观的“本质判断”，要把它内化为思维方式，就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和谐思维方式就是以这一命题所揭示的客观本质规律为基础，把系统的和生性凸显出来，并把它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准则。所谓系统的和生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和合系统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异质差分要素的有机结合；二是系统的和合会凸现出新的性质，创生出新的事物。以此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就必然把和谐性、交融性、平衡性和互补性当做人们认识事物、对待问题和处理矛盾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标准。

第二，差异和合性。“和”作为多样性的统一，是以异质对立要素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差异和对立就没有和谐，和谐在差异和对立中存在，也在差异和对立中发展起来。“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就是“和”与“同”的本质区别。以此为特点的思维方式，就要求我们把差异性、对立性、斗争性、冲突性作为和谐的被扬弃了的内生要素来看待，并善于在对立中把握和谐，在和谐中把握对立，求同存异，而不是理想主义地把和谐看成一种无差别和无矛盾的大同世界。

第三，主辅序级性。任何一个事物，就其内部的阴阳对立面来说，必然呈现出“乾阳为主、坤阴为辅”的等差层级状态，这是事物有序和谐的结构特征。相反，事物内在对立面或诸要素的平面状态，是与事物的和谐发展相背离的。宇宙间任何事物的发展在其内部总是逐步分化出有序的层级结构，这既是事物和谐状态的表征，也是事物和谐演进的条件。和谐在本质上就是这种等级层次的有序性和流动性，它和混乱无序以及绝对均同是相对立的。基于这种特点的思维方式，就必然把“序级”性看做是事物和谐的常态，并用这样的观点来观察问题和评判是非。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只有在健全的法制以及伦理道德等社会规范的基础上确立起一个合理的等差序级结构，才能使整个社会保持真正的和谐和稳定。

第四，生生平衡性。和谐不是和而不动，也不是动而不和，“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不和不生”（《管子·内业》）。和谐既是一种“动”的过程，也是一种动态过程中的平衡状态，封闭僵死或阴阳失衡都是与和谐相对立的。根据事物和合体的这种基本特征，和谐思维方式要求我们正确地把握平衡的本质内涵以及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法，把平衡看做是生生不息的相对平衡，并善于在不平衡中把握平衡，在动态的相对平衡中促进事物的发展。

二、和谐思维观有助于保护文化遗产，提高文化国力，推动和谐文化的持续发展

和谐思维观认为，传统和现代必须有机结合起来，文化创新离不开文化传承。文化遗产是前人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历史遗存和传统文化载体。它是文化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保护和研究文化遗产，对于人们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并促进当代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要求我们应该从战略高度认识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它对建设和谐文化、发展文化国力的长远和深刻意义，应该重视它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的非凡作用。文化国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振兴中华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课题。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植根于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之中，依托着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力量，正在成为世界强势文化之一，具有独特的巨大优势。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环境和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为中华文化真正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开放的外部条件和充分的技术手段。我们应当针对新的形势，及时调整策略，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的高度保护本国现实的、宝贵的文化资源———文化遗产，从祖国自强和民族复兴的高度壮大发展本国文化，不断增强我国文化国力，实现中华文化现代崛起。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与论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对它进行科学定位，旨在对文化遗产有一种方向性的思想认识，自觉运用和谐思维观指导实践。

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创新对提升我国文化国力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提升经济和文化的综合实力。文化遗产对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带动经济发展大有帮助。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形或有形文化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是文化技艺，还是文物古迹，文化遗产的合理成分都内蕴在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中。文化遗产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当它成为劳动资料或劳动对象时，就成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文化遗产为劳动者所掌握和利用后，不仅使劳动者增进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等知识，提高审美和鉴赏能力，提高生产技能，而且陶冶情操，培养良好的道德品性，振奋精神，提高生产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既得的生产力。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把开发利用遗产资源作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而正常的保护管理措施却往往与“思想不解放”等同起来成为众矢之的。因而在开发利用上常常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过度行为，不是为保护而开发，而是为利用而开发。伴随着遗产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掠夺性索取，结果总是以遗产地生态境域失衡、历史真实性与风貌完整性消失等为代价，来换取地方经济一时的“发展和繁荣”，这种做法破坏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也破坏了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并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发展物质生产必须改进生产工具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但是要改进生产工具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即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活动，不依靠前人的劳动成果和过去积累的经验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曾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19]这里“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正是传统的文化遗产。如世代沿用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艺，既是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是生产力的传承。无论是作为人类杰作的文化遗产还是自然杰作的自然遗产，都是构成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前提条件。事实上人类不仅不能割断历史，甚至不能逃避传统。人类总是在既定生产力条件下进行创造的，这是一种必然的客观存在的现象。作为生产力要素的文化遗产不仅需要保护和传承，而且需要创新和发展，为发展文化产业作贡献。列宁说，只有继承人类以往全部优秀文化，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则说，没有历史的中国，便没有“今天的中国”。他曾经就民族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有过明确指示，他提醒人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因此保护民族传统手工业实际上就是保护既得的生产力。这对于我们今天保护文化遗产，发展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文化经济不无启发。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我国“十五”规划，第一次把发展文化产业列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经济和文化的综合实力，已成为我国新世纪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文化产业是智力型、清洁型、增殖型的绿色产业，它以精神生产开发为主，将人类发展由自然资源的开发转向人文资源的开发，代表着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的更高层次。由于人类精神需求的无限性，文化产业摆脱了传统产业的局限性，必将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文化产业离不开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遗留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是一种十分宝贵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利用文化遗产来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是对原有生产力的合理继承，而且一方面大大拓展了生产资料的范围，把原先以为是过时的废物，重新赋予其价值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劳动者的文化底蕴、文化素质对生产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推动生产力更上新台阶。

和谐思维观告诉我们要“和而不同”。我国发展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不能只跟西方转，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传统，因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也就是说，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就愈能为世界所承认。实践证明，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发展旅游业等文化产业将对提高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实力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有助于提高文化竞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所谓“中国特色”，其内涵就包含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方面。没有继承，就无所谓创新，没有创新，就谈不上有特色。

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文化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应有所偏废。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遗产，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前进，才能永葆其勃勃的生机，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而任何一种优秀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也离不开对文化遗产的扬弃。

没有文化遗产的传承，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0]这就是文化发展需要的底蕴。人类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变革有赖于过去所取得的成果，而不是每次都在重新创造自己的文化。

高科技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新。江泽民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21]在文化建设上也存在创新问题。然而创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利用前人所创造的文化资源基础上的再创造，或者说是在文化积累的基础上所获得的飞跃。

和谐思维观强调“和实生物”的系统和生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站在新的高度上，以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指导，促进文化遗产生生不息的传承和发展，广泛开展对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进行搜集、发掘、保护、分析、整理和研究，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当然，在此基础上要善于消化和吸收文化遗产丰富的营养并不断创新，不断增强文化竞争力。

文化遗产向我们展示了一条文化的大河，引导我们追寻文明的源头，也为我们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结构、审美心理和价值评判等提供了依据。文化遗产是一种既得的文化生产力，优秀的文化遗产对革命和建设有指导作用，继承和发展文化遗产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提升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有重要意义。文化遗产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劳动的结晶，确证和显示人之本质力量的“人化的自然”。文化遗产具有多种功能和价值，我们要对它进行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才能既保护遗产，又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不能割裂。